这首诗写诗人狱中凄惨的生活和对家人怀念的感情。这两首诗意境妻凉,感情真挚,心理描写动人。
诗的前两句描写御史台森然阴风阵阵的萧瑟环境,苏轼在阴冷孤寂的狱里睡不着,想起面对刽子手的情形,心惊胆战。
第三、第四句用“命如鸡”表达出苏轼对自我命运任人鱼肉的无奈和沉痛。这是一个亮节高格者的悲叹,不管身处何地何时,苏轼都始终追求这种自由、自我的坚定人格。
第五句和第六句是苏轼觉得自己罪无可赦,思念起孩儿们,希望他们的才华和能力都平常就好,能够平安喜乐才是最重要的。自己快要死了,还没让妻子过上富贵平安的日子,觉得特别愧对共患难过的妻子。这其中不无诗人悟透人生,平常就好的淡泊哲理。
结尾两句,苏轼希望葬在为官过的杭州。这表现出苏轼的忠直秉性,展现出他当官为民的作为和风骨。
在这首诗中,苏轼写了对妻子儿女的想念、对自己的感怀,还有自已死了之后尸体埋葬何地的嘱托。其哀伤之情浓郁,昔日气势全然不见,所以读此诗又不同于苏诗其他之作,别有一种情深凄怆之感。
此诗一、二、三章叙述了周的发生、发展、壮大以及鲁国的建立,并不是纯粹介绍民族历史,赞美所有先祖的功德,而是突出两位受祀的祖先后稷和周公,以说明祭祀他们的原因。至于诗中提到的其他人,则只是陪衬而已。后稷是周民族的初祖,为姜嫄所生,其出生有一些神话色彩,《大雅·生民》记载较为详细。诗写到这些是因为姜嫄有端正的德性,但主要的却是体现后稷的不凡与神异,和《生民》诗的用意一致。后稷的发展农业,固是上天赐之百福,更和他个人受命于天分不开。以下叙述太王、文王、武王,重点在于灭商,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而文王、武王“缵太王之绪”,“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发展线索极为清楚。关于周公功绩,诗中没有明载,但“(成)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分明见出周公于建周有大功劳。《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辅武王,衅社,告纣罪于天及殷民。”周公在灭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虽位极人臣,却不能和天子并提,故诗人用比较隐晦的方法突出了周公的功绩。第三章末诗人写道:“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说:“周公皇祖。”诗意就豁然明朗了。“周公皇祖”之“皇祖”,郑玄以为伯禽,朱熹谓为群公,皆误。明指周公,倒文以协韵耳。
诗人对鲁国辉煌的历史进行讴歌,叙述鲁公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战绩。“戎狄是膺”是北部边境平安,不受侵扰,“荆舒是惩”则指僖公从齐侯伐楚之事。“泰山岩岩”以下,写鲁国疆域广大,淮夷、徐宅、蛮貊、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因为此时鲁国对淮夷用兵最多,成绩最大,故诗人一再言之。大致鲁国在以后的发展中,初封的土地或有损失,而此时又有所收复,故诗曰:“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从全诗看,诗人着重从祭祀和武事两方面反映出鲁国光复旧业的成就,而又统一在僖公新修的閟宫上,閟宫之祭本是周王室对鲁国的特殊礼遇,同时诗人又认为鲁国的种种成功也来自那些受祀先祖在天之灵的庇佑,这样,诗的末章又描写作庙情况,和“閟宫有恤”前后呼应,使全诗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
《鲁颂·閟官》是《诗经》三百篇中最长的一篇,全诗共一百二十句,《毛诗》原分八章,朱熹《诗集传》分九章,五章每章十七句,二章每章八句,二章每章十句。各章之间,意义相互连贯,前后叙述僖公作庙,并以奚斯作颂结束全诗。中间写祖先功德、僖公祀祖、僖公武功及家人群臣情况,同时穿插了对僖公福寿的反覆祝颂,而其中六个“俾尔”句型分置三处,使本来恢宏的气势更起伏跌荡,如钱江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在语言方面,极铺张扬厉之能事,叙事细密,写秋尝则“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騂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各种祭品,各种容器,一一陈列,以显出其规模之盛大。写鲁公军旅则“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威武的戎装,精良的武器,体现军队无坚不摧的士气。此外,“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徂来之松,新甫之柏”等以繁密的语言组成排比整齐的句子,也为增加诗歌气势起到推助作用。方玉润《诗经原始》中指出该诗对于汉代辞赋的影响,是很有眼力的。但是,在诗中诗人表达的是周公后裔们对于僖公光复旧物所产生的共鸣,是对于再现过去辉煌的向往,这是一个衰落宗族特定时期的真实感情,作为鲁国诗人代表的作者抒发了这种感情,它既是充沛的又是复杂的,只有长篇巨制才能容纳得下,只有细致的描写和深透的论说才能尽情倾吐。刘勰《文心雕龙》曰:“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这就是《鲁颂·閟宫》和扬、马辞赋的本质区别,也是方氏未曾注意到的。
词开头“问天何意,到春深、千里龙山飞雪?”即化用南朝宋鲍照《学刘公干体》“胡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句意,以问句领起。作者责问老天,为什么会在春意正盛的时节千里迢迢送来北方寒山的飞雪。“春深”而有“飞雪”,反常且令人痛苦,这幕情景实际是隐喻明朝的美好河山竞遭受清军铁蹄蹂躏。下面两句,谓大雪漫空飞舞,解佩相赠的汉皋游女和凌波微步的洛水宓妃都不见踪影,更何况天界的仙宫宝阙。这里“解佩凌波”当喻指抗清的志士。“人不见”,则是说他们多遭不幸。以下便转入题中之“咏兰”。“楚殿”、“湘潭”,所用地名令人联想到流放沅湘的战国楚伟大诗人屈原。“烟微”、“月冷”都是凄迷之景,见出作者的惆怅悲苦。而幽兰皆遭“攀折”,就是他心怀恻怆的原因。歇拍作者以空谷幽兰自拟,用《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的典故,表达他的伤时之情。作者在清顺治二年(1645)松江起义兵败后,曾一度隐居,此处“幽谷”云云,即指此。
下片换头回忆往事,“九畹”用上引《离骚》句意,“光风”用《招魂》“光风转蕙,氾崇兰些”句意,表现幽兰在佳人的“纤手”中流芬扬馥的情状,隐喻自己深受大明王朝的国恩。“数茎清露”,象征着作者高洁的情操和忠贞的气节。这里将香草关人结合起来,比兴之义尤为精微。下面两句,进一步用“多情怀袖”、“同心千结”倾诉自己的忠爱缠绵意绪,“多情怀袖”承上文之“纤手”, “同心千结”承上文之“花叶”。这几句“当日”、“曾在”应是指崇祯朝之事,此后则“玉腕香消,云鬟雾掩,空赠金跳脱”,也就是说他的报国之心不被理解,颇和明珠投暗之恨。联系作者身世,他在南明弘光时数次上书指陈时政,均未受重视,遂辞职归家.这里的“空赠金跳脱”便不难索解,“空赠”两字。惋惜之意极浓,实在是感慨万端之语。而“香消”、“雾掩”,也隐含对弘光时忠良遭斥、奸佞当道的批评之意,结拍两句。“洛滨江上”,结构上遥应“解佩凌波”,似指刚成立的南明永历政权,接受其领导的抗清义军有瞿式耜等部,据有两广、云贵、四川等地;“寻芳再望佳节”,就是期望这一股抗清力量能够完成国家复兴的艰苦事业。
全词主要以兰自喻,个别地方喻抗清志士,另以关人或指忠臣义士,或指君王主上,都与楚辞美人香草之孤忠隐约之言一脉相承,意深情远,亦婉丽亦苍凉。
这首诗写在淮西大捷后作者随军凯旋途中。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当时唐军抵达潼关,即将向华州进发。作者以行军司马身份写成此诗,由快马递交华州刺史张贾,一则抒发胜利豪情,一则通知对方准备犒军。所以诗题“先寄”。“十二”是张贾行第;张贾曾做属门下省的给事中。当时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通称“阁老”:又因汉代尊称州刺史为“使君”,唐人沿用。此诗曾被称为韩愈“平生第一首快诗”(蒋抱玄),艺术上显著特色是一反绝句含蓄婉曲之法,以劲笔写小诗,于短小篇幅见波澜壮阔,是唐绝句中富有个性的佳作。
头两句写凯旋大军抵达潼关的壮丽图景。“ 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境内,与华山相距二百余里。华山在潼关西面,巍峨耸峙,俯瞰秦川,辽远无际;倾听黄河,波涛澎湃,景象异常壮阔。第一句从荆山写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开笔极有气魄,为全诗定下了雄壮的基调。清人施补华说它简劲有力,足与杜甫“齐鲁青未了”的名句媲美,是并不过分的。对比一下作者稍前所作的同一主题的《过襄城》第一句“郾城辞罢辞襄城”,它与“荆山”句句式相似处是都使用了“句中排”(“郾城——襄城”;“荆山——华山”)重叠形式。然而“郾城”与“襄城”只是路过的两个地名而已;而“荆山”、“华山”却带有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显得生动有致。相形之下,“郾城”一句就起得平平了。
在第二句里,作者抓住几个突出形象来描写迎师凯旋的壮丽情景,气象宏大。当时隆冬多雪,已显得“冬日可爱”。“日出”被采入诗中和具体历史内容相结合,形象的意蕴便更为深厚了。太阳东升,冰雪消融,象征着藩镇割据局面一时扭转,“元和中兴”由此实现。“潼关”古塞,在明丽的阳光下焕发了光彩,此刻四扇大开,由“狭窄不容车”的险隘一变而为庄严宏伟的“凯旋门”。虽未直接写人,壮观的图景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军旗猎猎,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的大军抵达潼关;地方官吏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写歌舞入关,不着一字,尽于言外传之,所以为妙”(程学恂《韩诗臆说》)。关于潼关城门是“四扇”还是两扇,清代诗评家曾有争论,其实诗歌不比地理志,是不必拘泥于实际的。试把“四扇”改为“两扇”,那就怎么读也不够味了。加倍言之,气象、境界全出。所以,单从艺术处理角度讲,这样写也有必要。何况出奇制胜,本来就是韩诗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换用第二人称语气,以抒情笔调通知华州刺史张贾准备犒军。潼关离华州尚有一百二十里地,故说“远”。远迎凯旋的将士,本应不辞劳苦。不过这话得由出迎一方道来,才近乎人情之常。而这里“莫辞迎侯远”,却是接受欢迎一方的语气,完全抛开客气常套,却更能表达得意自豪的情态、主人翁的襟怀,故显得极为合理合情。《过襄城》中相应有一句“家山不用远来迎”,虽辞不同而意近。然前者语涉幽默,轻松风趣,切合喜庆环境中的实际情况,读来倍觉有味。而后者拘于常理,反而难把这样的意境表达充分。
第四句“相公”指平淮大军实际统帅——宰相裴度,淮西大捷与他运筹帷幄之功分不开。“蔡州”原是淮西强藩吴元济巢穴。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十月,唐将李愬雪夜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这是平淮关键战役,所以诗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一作“亲”,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亲”意在内,而且表示决战刚刚结束。当时朝廷上“一时重叠赏元功”,而人们“自趁新年贺太平”那是胜利、自豪气氛到达高潮的时刻。诗中对裴度由衷的赞美,反映了作者对统一战争的态度。以直赋作结,将全诗一语收拢,山岳为何奔走,阳光为何高照,潼关为何大开,刺史远出迎候何人,这里有了总的答复,成为全诗点眼结穴之所在。前三句中均未直接写凯旋的人,在此句予以直点。这种手法,好比传统剧中重要人物的亮相,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综观全诗,一、二句一路写去,三句直呼,四句直点,可称是用劲笔,抒豪情。由于它刚直中有开合,有顿宕,刚中见韧,直而不平,“卷波澜入小诗”(查慎行),饶有韵味。一首政治抒情诗,采用犒军通知的方式写出,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激情,非一般应酬之作所望尘莫及的了。
“日午树阴正,独吟池上亭。”首联两句写出了一个恬静幽雅的环境,借以衬托诗人孤独闲适的情韵。
“静看蜂教诲,闲想鹤仪形。”颔联写诗人的两个动作:看和想。并从所看所想的内容展现出诗人美好的心灵。池边花草丛生,蜜蜂飞舞。他静静看去,感到很受教益。蜜蜂“繁布金房,垒构玉室。咀嚼华滋,酿以为蜜”(郭璞《蜜蜂赋》),一生不曾偷闲;对于敌害,它们群起而攻,万死不辞,临战从不退却。这就引起诗人深沉的思考。诗人积极参加政治革新,并写了大量讽刺权贵的诗篇,这一切都是问心无愧的。但历遭打击,也曾产生过消极退隐的念头。这里“蜂教诲”三字,说明诗人从蜂的勤奋勇敢受到启示。我国古代有“圣人师蜂”的说法。师蜂自励,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这一联出句从“看”字引出,是实写;对句“闲想鹤仪形”则从“想”字着笔,是虚写。相传鹤是君子所化(见《抱朴子》),所以“鹤仪形”也就是君子的仪形。在他另一首《鹤叹》诗里有:“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两句,就可以想象出“鹤仪形”的神态,及诗人曲折表达的高尚人格。这里以“鹤仪形”为尚,修德至勤,表现了“身闲志不闲”的高尚情操。总的来说,这两句诗抓住蜂的勤劳勇敢和鹤的志趣高尚的属性,构成了鲜明的感性形象,是极耐人寻味的。
“法酒调神气,清琴入性灵”。颈联进一步刻画诗人的自我形象。“法酒”是按照法定规格酿造的酒。古人饮酒,有的纯系纵情享乐,有的是为了消忧,诗人饮酒则是为了“调神气”,即调节精神。这与他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中说的“暂凭杯酒长精神”是一致的。下句借清琴以陶冶性灵,寄托自己高洁的情怀。紧承上联仍从“静”、“闲”两字着笔。表面上写得恬淡闲雅,而感情的伏流并不平静。
接受“蜂教诲”,应该勤奋工作,勇于为人;取法“鹤仪形”,应该进德修身,心存社稷。但诗人当时已被排挤出朝,无政可从。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使诗人深感苦闷。饮酒、抚琴,既表现了诗人不甘沉沦、在寂寞中力求振拔的精神,又是诗人娱情悦志、排遣愁绪的一种方式。渴望用世与琴酒自娱,从写形的角度来看,是相反的,矛盾的;而从写神的角度来看,又是相成的,统一的。颔联和颈联正是运用相反相成的艺术手法,形神兼备地写出了诗人的美好情操。
“浩然机已息,几杖复何铭?”尾联作达观之语,正好与“鹤仪形”相契合,不失为君子风度。但又以反问句作结,隐隐透出内心的不平。“浩然”是形容心胸的开阔和澹荡。“机”是机心。世人为了争权夺利,机心百出,刘禹锡无意于此,所以说“机已息”。给几、杖作铭文,往往有自警或劝诫之意。“几杖”在这里是偏义词,主要是说“杖”。刘向《杖铭》:“历危乘险,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强;有杖不任,颠跌谁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此诗末句暗用刘向《杖铭》之意,讽刺朝廷“有士不用”,而又不直接点破,只是说当今为几杖作铭,毫无意义。内心的不平,仅以反语微露而不使泻出,因而诗意就显得更为含蓄了。
此诗写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中,诗人看到蜜蜂从中受到教诲,同时也联想到鹤的美好仪态;接着以酒调节精神,借琴陶冶性灵,刻画诗人的自我形象,结尾作达观之语,又以反问句作结,隐隐透露出内心的不平。此诗写得含蓄蕴藉,颇耐咀嚼。结句用典,暗含讽刺,内心情感自然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