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览怀古之作，往往以历史的变迁寄寓对国事的感慨，借古讽今，以雄深跌宕为胜。对于知己的唱和之作，往往是心语的倾诉，以诚挚深切为高。要将这两种意思打和成一片，就需要糅合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兼有雄深与温婉。这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妙境，而本词显然达到了这一境界。此词分以下几个方面下笔：建康的地理形势、眼前的败落景象，并用东晋名相谢安的遭遇自喻，表达词人缺乏知音同志之士的苦闷，最后用长江风浪险恶，暗指南宋的危局。
开头三句，开门见山，直接点明主题，抒发内心感情基调。然后再围绕主题，一层一曲地舒展开来。“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是说词人登上高楼，触景生情，引起无限感慨。“闲愁千斛”，是形容愁苦极多。“闲愁”，是作者故作轻松之笔，其实是作者关心国事但身不在要位始终不能伸抗金之志的深深忧愁。
四、五两句，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把“吊古伤今”落到实处。“虎踞龙蟠何处是”？问话中透出今不比昔的悲凉。据《金陵图经》记载：“石头城在建康府上元县西五里。诸葛亮谓吴大帝曰：‘秣陵地形，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也。’”正因为如此，建康曾经成为六朝的国都。但在辛弃疾看来，此时却徒留空名，和一片败亡的气息。这里暗中，谴责南宋朝廷不利用建康的有利地形抗击金兵、收复中原饱含感情的问答异常生动地勾画出词人大声疾呼、痛苦欲绝、气愤填膺的形象。“千亡满目”，“千亡”是偏义词，侧重于“亡”字。
“柳外斜阳”五句，是建康眼前的景象，把“千亡满目”落到实处，渲染一种国势渐衰悲凉凄楚的气氛：夕阳斜照在迷茫的柳树上；在水边觅食的鸟儿，急促地飞回窝巢；垅上的乔木，被狂风吹打，飘落下片片黄叶；一只孤零零的小船，漂泊在秦淮河中，匆匆地向西边驶；不知何人，吹奏起悲凉的笛声。映入词入眼帘怎能不勾起作者忧国的感叹。同时词人独选此景，也正是意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构思而言，上片三个层次，采用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的笔法，衔接极为严密。而各个层次，又都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和强化主题。
上片十句侧重于吊古伤今。下片十句则侧重于表现词人志不得神、无法实现抗金国收河山壮志的愁苦，及其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下片亦分三个层次，前五句为一个层次，是曲笔。次三句为一个层次，是直抒胸臆。最后两句为一个层次，是比喻。各层次的笔法虽不相同，但能相辅相成，浑然符契。
“却忆安石风流”五句，用谢安（安石）受谗被疏和淝水之战等典故。前三句写谢安早年寓居会稽，与王羲之等知名文人，“渔弋山水”、“言咏属文”，风流倜傥逍遥洒脱。作者借此表达自己本也可隐居安逸但忧国之心使其尽小国事，以至“泪落哀筝曲”。晋孝武帝司马曜执政，谢安出任宰相，后来受谗被疏远。
“泪落哀筝曲”，是写谢安被疏远后，孝武帝有次设宴款待大将桓伊，谢安在座。桓伊擅长弹筝，谢安为孝武帝弹一曲《怨诗》，借以表白谢安对皇帝的忠心，和忠而见疑的委屈，声节慷慨，谢安深受感动，泪下沾襟。孝武帝亦颇有愧色。词人在此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曲折隐晦地表达未见重用志不得伸的情怀。“儿辈”两句，写谢安出任宰相未被疏前，派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领兵八万，在淝水大败前秦苻坚九十万大军的事。当捷报传到健康，谢安正在和别人下棋。谢安了无喜色，仍下棋如故。别人问谢安战况时，谢安才漫不经心的答道：“小儿辈遂已破贼。”这段历史，本来说明谢安主持国事，沉着与矜持。可是，辛弃疾改变了它的原意，把词意变成：建立功名的事，让给小儿辈干吧，我只须整天下棋消磨岁月！不难看出，这里包含着词人壮志未酬、虚度年华的愁苦，同时也给予议和派以极大的讽刺。
辛弃疾为词气魄不亚于东坡，但这里却屡用喻指，语含讥讽，可见长期的压抑使之极度愤懑，而面对现实除了无奈更别无他法。
“宝镜”三句，笔锋又双从历史转到现实，词人用寻觅不到“宝镜”、夜幕降临、无人劝酒，暗喻壮志忠心不为人知、知音难觅的苦闷。“宝镜”，唐李濬《松窗杂录》载秦淮河有渔人网得宝镜，能照见五脏六腑，渔人大惊，失手宝镜落水，后遂不能再得。这里借用此典，意在说明自己的报国忠心保国之才无人鉴察。刘熙载说：“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俚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异！”（《艺概·词曲概》）的确，“宝镜”三句，感情基调虽然悲愤沉郁，但词句却含蓄蕴藉，优美动人。
最后两句，境界幽远，寓意颇深。它写词人眺望江面，看到狂风怒号，便预感到风势将会愈来愈大，可能明朝长江卷起的巨浪，会把岸上的房屋推翻。这两句不仅写出江上波涛的险恶，也暗示对时局险恶的忧虑。
“吊古”之作，大都抒发感慨或鸣不平。辛弃疾写得尤其成功，感人至深。《宋史》本传称其“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即说明辛词此类作品的豪放风格。
这首七律描绘了酷暑雷雨过后的自然景象，抒发了诗人感受雨后新凉的舒畅喜悦的心情。
首联、颈联都描绘雨晴的景象，首联写天空。
“天缺西南江面清，纤云不动小滩横。”中“天缺西南”写西南方的天已露出了蔚蓝，标示出“晴”，“江面清”三字是以江南的清平湛蓝来比喻天空西南方的晴明之色。“纤云不动”，写白云纹丝不动。“小滩横”三字承接“江面清”，比喻一抹云如横在江面的小滩。这两句前四字都用白描手法绘实景，后三字都用比喻对实景加以形容，两个比喻前后照应，使二句之景融为一体，形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形象生动逼真，色彩鲜明富于立体感。
颔联“墙头语鹊衣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里，诗人的视线，由于鹊叫自然地由仰视转为平视，描写由形为主转声为主。“犹湿”，即写出雨后初晴，又表现了鹊的情态活泼可爱。下句，随“残雷”的低响，描写形声兼顾转以写声为主。“气未平”三字写雷声不甘于立即销声匿迹。这一联，鹊能“语”又有“衣”，雷能“残”又有“气”，运用了拟人手法，使诗句富有生气。清脆的鹊语与低沉的残雷形成对比，和谐一致，交织成一首雨晴时大自然的交晌曲。
颈联用叙事抒发雨睛的喜悦。
“尽取微凉供稳睡，急搜奇句报新晴。”雨后微凉引起睡意，雨后新晴牵动诗情，但诗情胜过睡意。“尽取”、“急搜”、“微凉”、“稳睡”、“奇句”、“新晴”这六个带修饰语的词，使两个记事诗句具体可感。“供”字写自然给人的提供。“报”字写人对自然的回报，这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尾联两句仍叙事，事中有景，景中寓情。
“卧看星河尽意明”一句化用杜牧的“卧看牵牛织女星”，只是没有小杜诗句的寂寞感，而是兴致盎然。“尽意”二字，不仅描绘星河的明澈，更赋予星河以生命，让它充分绽放光彩，也采报答雨后的新睛。
通观全诗，诗人捕捉住雨后初晴自然景况变化的瞬间，以乍晴的天空、漂浮的白云、争喧的鹊鸣、低沉的雷声，构成了多层次多角度、气势恢弘的绚丽景观。诗中虽未着一个情字，但喜悦之情旱已透过写景叙事的字里行间喷涌而出，全诗清丽雄浑，奇趣横生。
梁曾《木兰花慢·西湖送春》词，并没有严格按照上片写景、下片抒情的路数来写，反倒即景生情，情景交融，写出了对春景极力挽留又无力挽留的情绪变化。
“问花花不语，为谁落，为谁开？”以问句开头，语义显豁。开篇是发问的动作，后两句是问的内容。其实作者心中是有数的。
“花开花落”，“总赖东君主”。眼下的情形是，十分春色，仅余三分。就是这三分春色，也将一半随波而逝，一半化作尘埃。良辰美景，如此难留。人世难逢开口笑。一旦好友相遇，干脆浮一大白，尽情享受这美好时光好了。白天不妨以天地为幕席，喝个痛快，更有妓女劝酒，沉醉春风。作者问花不语，逢酒必饮，看起来十分放浪佻达，但细细品味，好像仍有抱负不得施展的抑郁隐含其中。毕竟残春、流水、尘埃的意象，是无法让人变得斗志昂扬的。“幕天席地”、“翠绕珠围”的场面，热闹倒是热闹，但未必能排遣愁怀。
词的过片以时间为轴，继续描写诗人的感受。开头通过“彩云”暗高台，“烟树渺吟怀”，来提示时间已悄然流逝。分明是触景生情，伤感春暮，频频举杯，开怀痛饮。但找了正当的理由：作者拼一醉不为别的，只为了将春留住。结果入喝得烂醉，春天居然偷偷溜走了。“醉里春归”，极言佳期易逝，不过一场宴饮功夫，就送走了春天。此时夕阳欲坠，燕子已纷纷归巢。白日有妓女陪酒，夜里有妓女伴眠，是当时文人的习惯作法。可惜“青楼好梦，又教风雨惊回”。好端端的梦境被风雨打破。暗喻出作者表面放荡不羁、自甘沉沦，实际上还是渴望有所作为，有所进取的。不然完全可以沉醉在温柔乡里，一直睡到东方既白。这里“风雨惊回”，不妨认为是纪实，但也流露出作者的某种企盼。
全词的情绪变化有耐人寻味之处：上片主张“但相逢、尊酒莫相推”，是基于“人生能几欢笑”的前提，堪称豪放。待到“拼一醉留春，留存不住，醉里春归”。已见无奈，已觉伤感，直到“一枕青楼好梦，又教风雨惊回”，则不仅是伤感，而且是悲哀了。留春不住，可叹天意，青楼梦醒，叫人不堪。字面上没有失望，伤感的意思，而风雨惊梦的细节，还是泄露了作者好梦难圆的惆帐。这其间，不光包括对春光易逝的叹惋，也应包含对自己壮志难酬的无奈。
“举秀才，不知书。”凡举作秀才科的人，本应文才深秀、学富五车，但实际上却连字都不识，于是便产生了名与实强烈的对比，夸张又并不让人觉得虚诞。
“察孝廉，父别居。”孝、廉本来两科，后来合而为一，应是事亲孝顺、处事廉洁之人当选。这里复词偏义，重在讲“孝”。孝之最为基本的，就是奉养双亲。但这位被荐之人，竟是与父亲分居而住，就中国古代家庭观念来看，无疑是不孝之举了。
“寒素清白浊如泥”，寒素与清白，可能是性质相近的两个科目。汉代察举科目，只随皇帝高兴与需要而定，所以并不固定。《晋书·李重传》中讲到举寒素要符合“门寒身索，无世祚之资”的条件，选举制度汉晋相延，变化不应很大。范哗在《后汉书·扬雄传论》中说：“中兴以后，复增淳朴、……清白、敦厚之属。”可见二者都是选举科目。一般科目之名称与它所要求的品质应是相当的。故清白、寒素科出来的，应是出身清贫、为官清正之人，而实际上，劳动人民的评价则是“浊如泥”，可见他们是当不起那四个字的。
“高第良将怯如鸡。”汉代不仅文官由重臣推荐，武将也如此。《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诏举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五年七月，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大概武将之举，均要求“列将子孙”，正因此，此科目才取名“高第”吧。高第与文学对举，在此又与良将并举，可知与上面“寒素清白”一样，是两个相近科目。被荐之人，应“刚毅武猛，有谋谟（《顺帝纪》）”，然而实际上却胆小如鸡，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这首民谣，用一两个典型的细节，通过形象的比喻与夸张，将一个个名不符实的推举现象并列起来，将封建时代选拔人材的虚伪、腐朽与可笑揭示得淋漓尽致，表现了劳动人民高超的战斗与讽刺艺术。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