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娈闺中女，素手握金刀。
切叶以饲之，拥纸散周遭。
庭树鸣黄鸟，发声和且娇。
蚕饥当采桑，何暇事游遨。
田时人力少，丈夫方种苗。
相将挽长条，盈筐不终朝。
数口望无寒，敢辞终岁劳。
婉娈闺中女，素手握金刀。
切叶以饲之，拥纸散周遭。
庭树鸣黄鸟，发声和且娇。
蚕饥当采桑，何暇事游遨。
田时人力少，丈夫方种苗。
相将挽长条，盈筐不终朝。
数口望无寒，敢辞终岁劳。
这是作者在上元节前的一个晚上写的感伤时乱，怀念故国的词作。
上片写想象中临安元宵灯节的凄凉情景。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三句，写元统治下的临安一片凄凉悲愁的气氛。“铁马”，指元军的铁骑：“银花”，指元宵的花灯，“愁城”，借指临安。头一句“铁马蒙毡”，不仅点明整个临安已经处于元军铁蹄的蹂躏之下，而且渲染出一种凄惨阴森，与元宵灯节的喜庆气氛形成大相径庭的氛围。开篇就揭示出了全篇的时代特征。元宵佳节，原是最热闹而且最富国泰民安气氛的，而现实的景象却将种种承平气象一扫而光。在元军的铁马践踏之下，广大人民心情凄惨悲凉。加之阴冷森严气氛的包围，竟连往常那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光也洒泪了。这一句将客观景象的主观化、拟人化，使银灯似有人的形象和感情。这种想象看似无理，实则入情。“银花洒泪”的形象给这座曾经是繁华热闹的城市带来了一种哀伤而肃穆的凄凉氛围。紧接着，又用“春入愁城”对上两句作一形象的概括。“愁城”一词，源出“攻许愁城终不破。”一句，出自庾信《愁赋》，本指人内心深处的忧闷愁思，此时借指充满哀愁的临安城。春天不管兴亡，依然来到人间，但它所进入的竟是这样一座“铁马蒙毡，银花洒泪”，充满人间哀愁的愁城！“春”与“愁”，自然与人间的鲜明对照，给人以强烈感受。
“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城声。”三句接着写想象中临安元宵鼓吹弹唱的情景：横笛中吹奏出来的不是汉家的故音，而是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情调的“番腔”，街头上演出的也不再是熟悉的故国戏鼓，而是是异族的鼓吹杂戏，一片呕哑之声，身为忠于故国的南宋遗民，听来根本不能称为“城声”。这几句对元统治者表现了义愤，感情由前面的悲郁苍凉转为激烈高亢，笔势劲直，激愤直率，可以想见作者其时填膺的义愤。
下片抒发了作者的思国之情。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这两句承上启下，用“想故国”三字点明上片所写都是自己对故都临安的遥想。“故国高台月明”化用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情境，表达了作者对故都临安和南宋故国的深沉怀念和无限眷恋之情。“独坐青灯”，指自己在故乡庐陵山中，独自面对青灯。故国旧都、高台宫殿，如今都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明月之下，繁华散尽，都已化成无边的寂寞与悲凉，这本已使人不能忍受。更何况独又居于寂寞的深山，夜阑人静，遥想沦亡之故都，不但无力恢复故国，连再见到故都临安的机会也很难有，苦闷之情那堪禁受啊。荧荧青灯与故国苍凉明月，相互映照，更显出情深挚无比凄凉。这两句文势由陡急转为舒缓，而感情则变得更加沉郁。
“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辇下风光”，指故都临安的美丽风光。作者所指的“风光”应是宋亡前临安城元宵节的繁闹场景，以及亡国前的升平岁月。“山中岁月”，指自己隐居山中的寂寞岁月。“海上心情”，一般都指宋朝一部分爱国志士，在临安失守后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进行抗元斗争的事情，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挂念之情因为这首词作于归隐“山中”的时期，那时离宋室彻底覆亡已不远了，因此不再存在“海上”的抗元斗争。这三句思维极为跳跃，内涵顿为丰富．联想的余地也更大．全词到此收束，但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说上片的结句干脆利落，声如鼓板，这下片的结句却如弦索之声，幽怨宛曲，余音袅袅不绝。这样结尾，与诗人不尽的国恨家痛和遗民隐居的悠悠岁月十分相合．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诗人的爱国情怀也得到延展。
这首诗前两句写诗人雨夜泊舟湖上的所见之景，是写实境；后两句即景抒情，慨叹哲人已逝，文坛寂寞，暗里却又蕴涵着诗人有心振起诗坛之衰，去管领风骚的豪情。全诗从表面看是简单的即景抒情，凭吊前人但细加分析，可闻弦外之音。
一二句乍看是赋，是写实境，但赋中有兴，离情于景，情景相生，即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淅沥的雨点敲击船篷，那迷蒙的水汽弥漫天际，不能不使他产生怀古之幽情。第二句写南湖连夜降雨，湖水新涨，推窗远望，一片苍茫，诗人的思绪也随之进入阔的空间。“水连天”三字，确如秦观《送孙诚之尉北海》诗所写的“黏天四无壁”，诗人在构思时受到启发，看来是必然的。
七言绝句短小精粹，但在高手写来，却有深广的容量关键在于如何“纳须弥于芥子”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此诗可称是这方面的佳作。它前二句写景，但在景语中却暗暗设置意脉，即在“南湖”句中已渐渐引出秦观。至后联遂跌出伤时怀古两个警句，让秦观正式出场手法似一跌宕，意脉上却紧承前联，达到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想于绳墨之外”的妙境。
王士祯对秦观极为崇拜，至此诗则云：“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雅人深致，寄慨无端，从表面看来，这两句是在慨叹哲人已逝，文坛寂寞；但应该说，暗里却又蕴涵着诗人有心振起诗坛之衰，去管领风骚的豪情。秦观逝世到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已是五百六十年，这用“五百年”这个整数去概指，但也可以理解为寂寞的只是其中的五百年，而此后不包括在内。文坛由于没有秦观那样的风流人物而寂寞萧素，现在诗坛这样热闹兴旺，而这又是与王士祯堪称“风流”的作为有关，他自己必不会以为诗坛是寂寞了，所以此诗明说若干年限之内的寂寞，正是为了衬托目前的热闹和繁荣，暗示自己已经管领风骚。
“语贵含蓄……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着者也。”（姜白石《白石道人诗说》）这首小诗的特点，正是多言外之意，前二句写景，后二句抒情，但都很含蓄而不简单直露，前联以托事于物的比兴手法，写寒雨中的凄苦心境；后一联似直露地慨叹大家陨落，文坛寂寞，但暗中又反衬自己振兴诗坛的抱负与所获得的成就。句句都有余意，耐人寻味。诗能言情事而不落言筌，以景物寓意而不着痕迹，真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文章先简要记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揭示了郑庄公两次入侵东周之地，强逼平王立质、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东周王室已然衰微、任人欺凌、委曲求全的历史情状。并由此得出结论，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是不可靠、也不可取的，因为周郑之间并没有诚信之心，又不依“礼”行事，所以双方即使交换了人质，也还是不能够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君子通过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要建立在彼此体谅、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
文章虽然不长，但叙事朴实，议论周严，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文末“君子曰”一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旬，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又风韵悠然。
自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权威早已实际崩溃。但周王及诸侯都没有将此事捅破。周郑交质作为一个可供观测或曰方便标记的事件点而成为周王权威崩溃的标志。《左传》认为周郑交质“无信（已堕落到需靠人质故曰无信）不礼（周郑上下失序故曰不礼）”，是东周“礼崩乐坏”的缩影。
在《周郑交质》中，君子对双方都有责难，但侧重于批评周王室。左丘明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是以礼驭下造成的。周、郑由“交质”到“交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和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决定周、郑双方关系的最终原则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左传》作者不可能揭示周、郑由“交质”到“交恶”的历史本质，但由于作者是“用事实说话”，所以，还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动向。而“用事实说话”，也正是此文的最大特点。至于此文用较多的文字阐发诚信的重要性，那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在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后，就很难看到各诸侯国“要之以礼”并“行之以礼”的事情了。《周郑交质》这篇文章反映了《左传》崇霸贬王思想。全文先讲事实，再进行评论，这是《左传》的典型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引经据典，辞理畅达。对后世史论有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