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春天郊野的美好景色。诗的大意说：村东的青山，远远望去，呈现出一片墨绿的颜色，就像女孩子用来描眉的青黑色的黛墨一般漂亮。一条长溪，溪水蜿蜒曲折地向着远方流去。岸边嫩绿的杨柳开花结籽，微风吹来，片片柳絮随风飘舞。鸟雀不知道郊野外如诗如画的风光这般美好，反而留恋那小小庭院，只是在院内的花丛中飞来飞去。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郊外的春景，后两句借景写情，抒发了诗人热爱大自然的感情，表现了对美好理想追求的愿望。
这首小令写秋夜寄居驿站时的感触和情思。小令以物动显景静，以景静衬心乱，成功地表达出一个游子脉脉不忘的乡情。全曲清丽静谧，意境深邃。
起首两句没有直接写秋，却通过两种秋声给人营造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氛围。古代妇女为给丈夫及家人裁制冬衣，常在秋天捣衣。它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一个“语码”，不仅点明季节，同时也给人许多联想，杜甫“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秋兴八首》其一）便是如此。“砧声住”，砧声已停，说明妇女们已回家歇息，已近夜深。“蛩韵切”，蛩鸣常用来指代秋声，蟋蟀的叫声越发凄切，使人更感哀愁。此刻，只有因思乡而未眠之人，才会注意蟋蟀的叫声，在他听来，这叫声使自己更加愁肠百结。人声消歇，虫声渐响，这两种声音一停一起，衬托出深夜的空寂无声。作者旅途寂寞，独坐驿馆，“门掩”二字突出孤寂之感。
接下来作者连用三个秋字开头的排比句，将他告别帝都踏上归程时的满腹幽怨倾泻而出，言说自己愁肠百结，难以释怀。“秋心凤阙”，利用巧妙的拆字法，点明自己心忧朝廷。“秋心”即为“愁”字，此处愁凤阙，是指自己虽身处异地，但却担心国事。下旬“秋愁雁堞”与“愁凤阙”意义相近，均指国事多艰，边防堪忧。“秋梦蝴蝶”用庄周梦蝶典故，表达作者的人生如梦之感。诗人为功名生计四处奔走，多年坎坷，但却一无所获，恍如一梦。在科举和仕途失败者的队伍中，这是一种普遍心态。结尾二句读之令人肠断，诗人将自己的漂泊之感，思乡之心都寄与一轮明月，看似平淡，实则感慨良深，情感容量极为丰富。
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