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王建居于武昌时根据当地传说以及望夫石石像所作的一首诗。
“望夫处，江悠悠”这里有浩浩不断的江水，江畔屹立着望夫山，山头伫立着状如女子翘首远眺的巨石。山、水、石，动静相间，相映生辉。“望夫处，江悠悠”，写出望夫石的环境、气氛。“悠悠”二字，描绘江水千古奔流，滔滔不绝，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渲染了浓郁的抒情气氛，同时又衬托望夫石的形象，把静立江边的石头写活。仿佛是一尊有灵性的石雕傍江而立，翘首远望，在思念，在等待。这种以动景衬静物的手法，不仅使画面生动，有立体感，而且也暗喻了思妇怀远，思念之情的绵绵不绝。“悠悠”在这既是写景状物，渲染环境气氛，又是摹情写人，形象地描画了思妇相思的情状。这二句情与景融，不可分割，富有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真有一石三鸟之妙。
“化为石，不回头”，诗人又以拟人手法具体描绘望夫石的形象。人已物化，变为石头；石又通灵，曲尽人意，人与物合，情与景谐。这不仅形象地描画出望夫石的生动形象，同时也把思妇登临的长久，想念的深切，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二句紧承上文，是对古老的优美的民间传说作了生动的艺术概括。
“山头日日风复雨”，是说望夫石风雨不动，坚如磐石，年年月月，日日夜夜，长久地经受着风吹雨打，然而它没有改变初衷，依然伫立江岸。这里写的是石头的形象和品格，说的仍是思妇的坚贞。她历经了种种艰难困苦，饱尝了相思的折磨，依然怀着至死不渝的爱情，依然在盼望着，等待着远方的行人。
“行人归来石应语”，诗人在结句处把笔宕开，作了浪漫的推想。待到远行的丈夫归来之 时，这伫立江边的石头定然会倾诉相思。“妾心正断绝，君怀那得知。”（郭震《子夜四时歌·春歌》）
从艺术手法上看，这首诗始终抓住石之形与人之情来写，构思最为精巧。“望夫处，江悠悠”，从人写起，交代了地点，又以悠悠江水流暗喻时间之长，感情之久。“化为石，不回头”，言望夫之妇化而为石，也暗示时久。妇人伫立江边，看那江水一去不回头，自己也化为石像永远不回头。“山头日日风复雨”，不畏风吹雨打，不怕天长日久，她一直不回头，一心望夫归。最后，以“行归来石应语”结束全诗，又将望夫石拟人话，可谓匠心独运。
全诗刻画了古代妇女深情动人的形象，揭示了她们悲苦的命运。诗歌于平淡质朴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诗人只描写了一个有包孕的片段的景物和自己一刹间的感受，平平写出。
《云中君》一篇按韵可分为两章，每一章都是对唱。开头四句先是祭巫唱，说她用香汤洗浴了身子，穿上花团锦簇的衣服来迎神。灵子翩翩起舞，神灵尚英离去，身上隐隐放出神光。这是表现祭祀的虔诚和祭祀场面的。
“蹇将憺兮寿宫”以下四句为云中君（充作云中君的灵子）所唱，表现出神的尊贵、排场与威严。由于群巫迎神、礼神、颂神，神乃安乐畅意、精神焕发、神采飞扬。“与日月兮齐光”六字，准确地道出了云的特征；就天空中而言，能同日月并列的唯有星和云，但星是在晴朗而没有日光时方能看见，如同时也没有月亮，则更见其明亮。惟云，是借日光而生辉，云团映日，放出银光，早晚霞光，散而成绮，所以说“与日月兮齐光”。这两句，上句是说明“神”的身份，下一句更表明“云神”的身份。“龙驾兮帝服”，是说出行至人间受享。“聊翱游兮周章”则表示不负人们祈祷祭祀之意，愿为了解下情。古人以为雨是云下的，云师有下雨的职责。“屏”是遮蔽的意思。“翳”，《离骚》王逸注：“蔽也。”《广雅·释诂二》：“障也。”则“屏翳”之名实表示了同“览冀州兮有馀，横四海兮焉穷”一样的意思。周宣王祈雨之诗名曰《云汉》，贾谊悯旱之赋题曰《旱云》，俱可以看出古人对云和云神的看法。
祭巫唱“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乃是说祭享结束之后云中君远离而去。“皇皇”是神附在巫身上的标志。神灵降临结束之后，则如狂飙一般上升而去。这里是表现云神的威严与不凡。“览冀州兮有馀，横四海兮焉穷”，则是云神升到高空后因眼底所见而言，表现了云高覆九州、广被四海的特征。末尾二句，是祭巫表示对神灵离去的惆怅与思念，表现出对云神的依赖情绪。祭云神是为了下雨，希望云行雨施，风调雨顺。
《云中君》祭歌共十四句，在《九歌》中除去《礼魂》一首外，它算是最短的了。这十句的艺术特点归纳起来有三项：一是从云中君本身构画出云的神秘气氛；二是从云中君的审美咏叹中透露出对神的礼赞；三是从云的晕彩卷舒的阴柔美，翻入云的磅礴飞扬的阳刚美。这中间十句一共只用了五十九个字，就做得这么巧密贴切，天衣无缝。如果配合舞蹈，表演起来，将是令人俯仰周旋不能自已的。
这中间十句的前六句，写的是停云状态，因为只有停云才能返照出日月的晕彩，这正是云中君的神性所在。其中“烂昭昭兮英央”一句以后，隔了一句，又配上“与日月兮齐光”一句遥相呼应。这“烂昭昭”和“与日月”是写其光彩，这“英央”与“齐光”，则着重写其永恒，让人自去联想这是在寿宫里对神的永恒的礼赞。但又暗示着人们内心里对长寿的祝祈，两者掩映得非常巧妙。
然后再接上“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两句，使云中君这位“灵”的神彩在云光晕影的礼赞中，呈现出来，又以其俯仰周旋雍容华贵的气象，跟流云的神态配合得完全一致。这中间十句中的前六句，把舒卷的云、彩晕的云、旋动的云都写到点子上了，然后接下去四句重写云中君带着煌煌的光焰归去。它虽藉云的飞扬而飚举，但它之横览大地．却仍然像云那么纷披迷漫于天空，从而显示出云中君的俊爽雄伟，广大高超。这前六句以云写云中君，后四句又以云中君写云，都组织得工细熨贴。这是符合民间巫祠既要将神形象化，又要将神灵异化的要求的。如果说这前六句写停云，用的是细致刻划的手法；这后四句写飞云却用的是晕染逸彩的笔调，令人读之觉得有一股磅礴飞扬的气势，挟人腾空飞去，另有一番美的感受。
至于这首祭歌前后各两句分写女巫，这女巫本是云中君的陪体，在祭歌里也只能作为衬笔了。开篇两句写女巫之华丽芬芳，正所以引出云中君的光彩灿烂。收篇两句写女巫之柔情缱绻，亦只为衬托出云中君的飘逸俊伟，在飞扬的气势后面，缀上一点缠绵的情韵．就足以留下一丝悠然不尽的回味。文中这“夫君”一唤，就具有这样的艺术效果。至于她是神妻，她能够传达神谕，这都无关诗歌情韵，自然歌辞里是无须说，也不用说的了。
遗山词中，恋爱相思之作不多。但他本是至情至性的人，一旦涉笔于此，便不让前人，其中的少数佳构，可臻周、秦之妙境，俨然是当行本色的儿女情长之作。本篇即其一例。
全词曲折有致而又层次井然地写出了一对多情恋人分别时和分别后的无限幽恨，创造出赏心悦目的深婉清丽境界。作者并没有故作腾挪跌宕和穿插起伏，而只是按时间和空间的推移，顺序自然的描述情人离别的过程及其痛苦心态。这使得此词活像一部抒情性极强的小剧。它结构完整，由以下三个优美的场次组接而成：
第一场，分离前的夜晚：酒冷灯青的斗室之中，一对通宵不眠的缠绵情侣；
第二场，依依惜别的清晨：秋雨淅沥，秋风凄厉，鸳鸯分飞，残荷带泪，不胜其哀惋之情；
第三场，分离后的刻骨相思：见雁飞而伤心，睹明月而生怨，始而盼望，继而发愿，终而彷徨，独行独坐，独酬独卧，竟至不可终日……。
这三个部分，细节真实，场面典型，情态生动，脉络清晰，贯串为一个整体，叙事与抒情融合无间，足见作者利用短小凝炼的形式以寄寓丰富复杂情感的高超技能。
我们所说的第一场，即上片的开头三句：“酒冷灯青夜不眠，寸肠千万缕，两相牵。”作者精心择取最有代表性和富于暗示性的事物来烘托离别前夜的凄苦情状。“酒冷”意味着饯别的筵席已放置了大半夜，但因双方心事重重，不断叙离情，而无暇宴饮，因此炙冷羹残，杯中物也久久闲在一边；“灯青”更显出长夜耿耿，四周寂寞，而男女主人公心境之凄凉，愈发不言而喻了。“寸肠相牵”与“夜不眠”相呼应，痴男怨女通宵缱绻的种种衷曲，借此而展现于字里行间，使人感到语淡情浓、言简意丰。
“鸳鸯秋雨半池莲，分飞苦，红泪晓风前”三句，比兴兼到，为我们描绘出了全剧中那魂销魄夺的第二场——秋晓分袂。“鸳鸯分飞”，既写凌晨开门惊走池宿鸟的实景，更象征情侣不幸分散，天各一方。“莲”既是池中实物，亦谐“怜”字，表明二人相爱不舍。“红泪”既形容莲花瓣上撒满秋雨的景致，又与“分飞苦”呼应，暗喻二位情人悲泣泪下，甚至渗和着血！ 这里由于全用比兴手法，显得含蓄哀婉，毫无沾滞与落套之感。周邦彦《蝶恋花·晓行》中“执手霜风吹鬓影，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与此处所写，是同类场面，但两者一实写，一虚写；一正面展现，一侧面烘托；一用白描，一用比兴；艺术境界各臻妙境。
下片展现全“剧”的第三场，也可以说是尾声。分手后，出远门北上的自然是男方，留下来独守空闺的不用说是女方。下片即专写女方相思之苦与怨恨之深。这又分为三个小层次。首先是遥望北雁南飞而引发联想，怨天意之不公与情人之远去。秋凉了，连大雁都纷纷自北而南，来寻找温暖的落脚处；而人却偏偏向北而去，这不是太违背情理了吗？女主人公想到这里，不觉怨情弥天。她遥望远天，不断想着“远如天”的情人，真不知如何来安排漫长的孤栖日子。但想也无益，怨也无益，她只有转而盼望一年以后的重逢。这就是下片的第二个层次：“安排心事待明年。”写到此，一般来说词情已尽，不料下文波澜又起：“无情月，看待几时圆。”这就是说，人事多错忤，预先双方约定的明年相会未必能成为现实。于是女主人公对月起兴，发出了这痛彻心肺的最后一声长叹。月本无情之物，词人却煞有介事地骂它无情。这一骂，无理而有情，充分表现了相思女子曲折复杂的恶劣心绪。这第三个层次，摇曳生姿，使全词产生了有余不尽的韵味。
一至八句述舟行风涛之险．杜甫在岳阳受到当地朋友热情款待，在一个春水泛滥红日高照的时刻，躬腰告辞主人，乘着帆船，沿湘江南行。从岳阳到长沙是逆水行舟，朱崖澄澈，江涛汹涌，又遇恶风，可以想见，舟行极不顺利。诗人没有用夸张手法正面描写，“舟楫风涛之险”，却着力描写船夫、仆役废寝忘餐地与风浪搏斗，战胜艰险的经过。
九至二十句描写沿途所见官府横征暴敛迫使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浦起龙说：“中十二句，从‘采蕨’寡妇触发出来，随以‘闻见略同’句，推广畅论，极淋漓恺恻之致。”作者见到沿江山石间采蕨的妇女，因无钱缴纳苛捐杂税，只得把采来的野菜送到市场出售，用卖得的钱向官府交税。而她的丈夫此时已被繁重徭役折磨致死，她疲惫不堪，回到人烟稀少的村子，触景生情，号啕不止。诗人由亲眼见到令人摧肝折胆的悲惨景象，而联想平日听见与此大略相同的事例，同情之心由然生起。很显然，出现在诗人笔下的是具普遍意义的典型。 “贵人”们视人民如“莠蒿”，他们残酷剥削人民，不放过“锥刀之末”的微利。他们和爪牙“黠吏徒”巧立名目，勒索，掠夺百姓财物，造成千家逃亡，嗷嗷告谁。他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表现了热爱人民的精神。
最后两句带有总结性质。诗人说，此次乘舟远涉，历尽风涛之险，固然劳苦极了，但同繁重徭役赋税压迫下的人民相比，自己总还能生活下去。尽管暮春三月百花盛开的时节还穿着旧棉袄，但也感到心“甘”情愿。这当然是诗人无可奈何聊以自慰的话。一个曾经在朝廷任职的大诗人，在春暖花开季节尚无春衣更换，那么广大穷苦百姓当时生活的困苦就可想而知了。这两句也反映了杜甫把个人生活置之度外，始终关心着广大人民的痛苦的博大胸怀。
此诗是杜甫晚年之作，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精神不减当年，对黑暗社会现实进行深刻揭露和辛辣讽刺，依旧放射出现实主义的光芒。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