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这首借歌颂热海的奇特无比以壮朋友行色的送别诗,是诗人在北庭,为京官崔侍御还京送行时所作。此诗或写于交河郡,或写于轮台县。热海即伊塞克湖,又名大清池、咸海,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唐时属安西节度使领辖。岑参虽未到过那里,但根据传闻和自己长期在荒远之地的体验,把它写得有声有色、神奇无比。
岑参的边塞诗独具特色,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他的诗突破了以往写边地苦寒和士卒劳苦的传统格局,极大地丰富拓宽了边塞诗描写题材和内容范围。而《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则是其中一篇很有特色的边塞诗,它巧妙地把写景与送别结合起来,却又没有丝毫的矫柔伤感之请,代之以热情澎湃,在边塞送别诗中闪出耀眼的光彩。
全诗十六句,以夸张的手法写热海无与伦比的奇热。读罢全诗,令人如临其境,仿佛感受到蒸腾的热气。
开头两句,概括出热海的特点。“西头热海水如煮”虽是夸张,但比喻贴切,用滚烫开水作比,使人很容易想象热海的水热的程度。
热海其热无比,所以第三句说“海上众鸟不敢飞”,但这并不足为奇,奇的是“中有鲤鱼长且肥 ”,在滚烫的热海水中,居然有鲤鱼存活,而且长得又长又肥,这就很使人诧异了。
以上是“侧闻阴山胡儿语”,所用语言通俗形象,如同口语。接下去写当日亲眼所见。由所闻转入所见,过渡自然,衔接紧凑。所见情景,诗人抓住与海水密切关联的几种具体物象;岸旁青草、空中白雪、沙石虏云和浪波汉月。岸边的草木非但没有被热水灼伤而萎枯,反而青青常绿;但空中的白雪,却在很远的地方遇到热气旋就化为乌有。上有云天白雪,下有绿叶青枝,中间夹着热气腾腾的热海,风光奇异。“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两句十四字中,用了蒸、烁、燃、沸、炎、煎六个动词,夸张地描绘出热海的威力:蒸热了沙子,熔化了岩石,点燃了天边云朵,煮沸了细浪,烤热了波涛,煎烫了高空明月,充分显示出诗人炼字之工和大胆而奇异的想象。
“阴火潜烧天地炉”四句,诗人突发奇想,发出喟然之叹:蕴藏在地下的火,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常燃不息,为什么偏偏把这西边一角烧得这么热?高处,它吞食月窟,侵及星辰;远处,它的气焰越过西方的赤坂,一直威逼更远的单于。诗的十三、十四句,交代吟诗的环境和原由。吟诗是为了为友送行;地点在天山脚下的城郭;时间是夕阳西下将于海边沉没之际,触景生情,引起一番对热海的赞叹。
诗的最后两句,诗人用风趣的语言,作了临别赠言:“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意思是说:侍御大人自京师御史台来边陲视察,尽管您威严如霜,但为这热海般的将士赤心所感化,您那冷若寒霜的威严也会淡薄的。
岑参的这首诗 ,在写作手法上以“侧写”标新,全诗写热海 ,由水中到地面到空中,处处炎气逼人,除了“侧闻”的“水如煮 ”外再没有出现一个“热”字,而是通过鱼、鸟、草、雪、沙、石、云、浪、波和月等景物的描写,表现出热海之热,使全诗真实可感。
此诗寄情出人意表,构思新奇。诗人巧设回环,在极力描述了热海之奇景,让读者陶醉于热海风光之时才宛然一转,表明自己吟诗的环境和缘由,“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在天山脚下的城郭,在夕阳西下将于海边沉没之时,与朋友送行,无尽的离别之情用一“醉”字消融于无形,豪放不羁。“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这最后两句,用热情洋溢的语言盛赞崔侍御的高风亮节,连热海的炎威也为之消减。
此词抓住“初春”和病愈初起这一特殊情景和特有的心理感受,描写词人初春病愈后既喜悦又疏慵的心绪。
“今年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二句,写春寒犹重,而用腊侵、雪破表述,起笔便呈新奇。“东风”二句进一步刻画“今年春浅”的特色——不光春来得迟,而且即使“有信”也“无人见”,春天只“柳际花边”露了此“微意”。这既表现了这年初春的异常,同时也暗中透露了词人特有的乍觉乍喜的心情。此处“微意”和“柳际花边”启人联想,含蕴深细,极见个性。接下去“寒夜”三句,直抒感受和喜悦心情:初春时节,纵然夜寒且长,但已是大地春回,“孤衾易暧”了,就连那报时钟鼓,也觉其音韵“清圆”悦耳。“寒夜”以下三句,感觉兼有想像在内。其实并不必真暖和,却仿佛暖和了,暮鼓晨钟其实也还是平常的声音,却仿佛格外清圆了,写早春极细。这和下片“初日”“楼阁”句并用杜甫《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复有楼台衔暮景,不劳钟鼓报新晴。”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之一:“旧注,俗以钟鼓声亮为晴占。”亦与此词意合。至此,初春乍觉而兴奋之情,极有层次、极细腻地刻画了出来。
下片前二句写初春晨景,仍贴合着“病起”的特殊景况,只写楼阁中所见所感,“初日半衔山,楼阁淡疏烟。”景象虽不阔大,但色调明丽,充满生机,清新可喜。这既是初春晨景的真实描绘,又符合作者独特的环境和心理感受。以下二句又由眼前景而说到游人郊苑寻芳,进而联想到“小桃杏应已争先”。“争先”即先于其他花卉而开放,此处只说推想,未有实见,还是紧扣“初春病起”的独特情景落笔,写得生动活泼,意趣盎然。这四句与上片前四句写法上有所不同,上片前四句叙事兼写景,景是出以虚笔;下片四句写景兼叙事,景则有实有虚。这样不但避免了重复呆板,同时也符合词人病起遣兴的逻辑。上片写日出之前初醒时的感受和心情,故多臆想之辞,病起逢春,自然兴奋愉悦;下片写日出之后,见到明丽的晨景,故以实笔描画,这既合乎情理,又为下文蓄势。词人由眼前景,自然会联想到寻芳之趣,联想到楼阁之外明媚春光之喜人,因而理应也“作寻芳计”。
最后三句“衰病少悰,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陡然逆转,与前景前情大异其趣。这曲折的波澜,实际上却仍是紧扣“病起”二字。因为尽管春回大地,而病体方起,毕竟少欢乐之趣。“疏慵”对“少悰”,“爱眠”应“衰病”,“日高眠”合“寻芳计”,这样上文逢春情绪到此处一跌。这种心理上的变化,正是“病起”者特有的,对此,此词表现得刻细腻,真切动人。
清人黄子云说:“诗不外乎情事景物,情事景物要不离乎真实无伪。一日有一日之情,有一日之景,作诗者若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则固景无不真,情无不诚矣。”(《野鸿诗的》)苏轼这首词恰是“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笔一下之“景”,无论为虚为实,“无不真”;笔下之“情”,无论是喜是优,“无不诚”,这原因就在于他抓住“初春”“病起”这一事的特殊情景,写出了作者的个性、襟怀和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