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则于乾隆34年(1769)冬天到达湖南。他凭吊了汨罗江畔屈原、贾谊的祠堂,登临衡山,观赏了南岳风光。名胜古迹,振奋了诗人雄奇的意气,也引发诗人无限慨叹。虽然谒见了湖南观察使王太岳,但并未找到安身之地。终于在第二年春末夏初,怀着忧伤心情,“浮洞庭,由大江以归”。即将离开湖南时,面对浩浩洞庭,诗人写下了这首词。
洞庭湖烟波浩渺,水天相接。正如诗人在《洞庭行赠别王大归包山》中所云:“洞庭一泻八百里,浮云贴天天浸水。”词限于句式,仅用“湖天阔”三字,概括了这种境界。“清湘望断三更月”,诗人极目回望经过的湘水,依依不舍。“三更月”,言凝望之久,清凉的月光也给人凄凉之感。“猿声是泪,鹃声是血”,形容伤感之极。《水经注·江水》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名句,从此猿鸣与眼泪结下了不解之缘。《华阳国志》谓蜀帝杜宇化为杜鹃,声声哀鸣,乃至流血。白居易《琶琶行》把两者合而为一:“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猿声鹃声,血泪和流,是古代文学表示悲伤的典型事物。上片泛写伤感,下片月明离愁。
“清湘望断”,在久久的凝视中,浮现出湘水女神的形象。屈原《远游》云:“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湘灵鼓瑟成了人们神往的情景。唐代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对此作过描摹,其著名的结句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里的“曲终数月烟鬟没”,略作变化,曲终人杳,神女隐于湘水之中。烟鬟,指妇女鬓发,借指神女,喻其风神。“数月”,影影绰绰,不甚分明的样子,托出神妙气氛。湘水女神相传是大舜妻子娥皇、女英两姊妹。舜南巡不返,葬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思念不止,泪下沾竹,成为斑竹(见任昉《述异记》)。因此,“此间自古离愁窟”,娥皇姊妹与舜的生离死别成为千古悲剧,现在尚有“几丛斑竹,临江犹活”可证。用一个“活”字说明它曾惹起古今多少黯然销魂之感。
这首词的作意,小序里交待得很清楚。东坡爱和僧人交往,喜欢谈禅说法,这首词既是应和尚的请求而作,自然透露出禅机。“双龙对起”,起笔便有拔地千寻、突兀凌云之势。两株古松冲天而起,铜枝铁干,屈伸偃仰,如白甲苍髯的两条巨龙,张牙舞爪,在烟雨中飞腾。前两句写古松,写的是想象中的幻景。词人乍一见古松,即产生龙的联想,而龙是兴风作雨的神物,恍惚中似见双龙在风雨中翻腾。当时已是傍晚,浓荫遮掩的枝干,若隐若现,也容易产生烟雨的错觉。接着,词人从幻景中清醒过来。眼见凌霄花的金红色花朵,掩映一片墨绿苍翠之间,他仿佛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一个和尚,躺在浓荫下的竹床上,清闲地小憩呢。
从湖上吹来的风,又清又软,多么温柔,不知是怕吹醒了幽人呢还是怜惜娇嫩的凌霄花。一对喜鹊,飞来树上,叽叽喳喳争吵些什么呢?但树自在,花自香,幽人自梦。有人说,一对喜鹊争噪,将”疏影微香“、”幽人梦长“的意境搅得稀糟。这是不明白闹与静的辩证关系。人世的纷争更能显出佛门的超脱,鸟儿的鸣叫更能显示境界的幽静。隋王籍不是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的名句吗?在微风的摩挲之下,青翠的松枝伸展摇动,金红色的凌霄花儿微微颤动。在浓绿的枝叶之中,忽然一点金红,轻飘飘、慢悠悠地离开枝蔓,缓缓而下,渐落渐近,安然无声。过了好一会儿,又是一点金红,缓缓而下。如此境界,令人神清气爽,思虑顿消,整个身心都融化在一片无我、无物、无思、无虑,纯任自然,天机自运的恬淡之中。
综观全词,在对立中求得和谐,是其创造意境的艺术特色。整首词写的物象只有两种:古松和凌霄花。前者是阳刚之美,后者是阴柔之美。而凌霄花是描写的重点,“双龙对起”的劲健气势被“疏影微香”、“湖风清软”所软化,作为一种陪衬,统一阴柔之美中。从词的上片看,是动与静的对立,“对起”的飞腾激烈的动势和“疏影微香”、“幽人昼梦”静态成对比。词的下片是闹与静的对立,鹊的“噪”和凌霄花无言的“下”形成对比。就是在这种对立的和谐之中,词人创造出了一种超然物外,虚静清空的艺术境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没有主观的评价,没有自我情感的直接表露,他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风景画。而在这天然的图画中,没有任何人力的作用,没有人的丝毫活动,树风花鸟自由自在,了无交涉,昼梦的幽人似乎也融化为自然之中了。这是禅意的诗的艺术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