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感伤世态炎凉的。李龟年是唐玄宗初年的著名歌手，常在贵族豪门歌唱。杜甫少年时才华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隆范和中书监崔涤的门庭，得以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艺术。诗的开首二句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寓诗人对开元初年鼎盛的眷怀；后两句是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仅仅四句却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注：开元时期为713年—741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语极平淡，内涵却无限丰满。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正是在意气风发的少年时期，正值“开元盛世”。杜甫因才华早著而受到歧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赏识，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在杜甫的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安史之乱的唐朝也已从繁荣昌盛转入衰落，他们二人的晚景也十分凄凉。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已郁积的无限沧桑之感。这首诗跨越了几十年的时代沧桑，社会变迁，景物的描写寄寓了诗人对世道衰落的感慨。全诗情韵深厚，内蕴丰富，举重若轻，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当年在岐王宅里，常常见到你的演出;在崔九堂前，也曾多次欣赏你的艺术。开头二句虽然是在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情感却很重。“岐王”，唐玄宗的弟弟、唐睿宗(李旦)的儿子李范，封岐王，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崔九”，名涤，是中书令崔湜的弟弟，经常出入皇宫，是唐玄宗的宠臣，曾任秘书监。他在同族弟兄辈中排行第九，故称崔九。“岐王宅”、“崔九堂”，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开元鼎盛时期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昔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很寻常的，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境了。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这里蕴含的天上人间之感，需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眼下正是江南暮春的大好风光，没有想到落花时节能巧遇你这位老相识。昔日不再，梦一样的回忆，改变不了眼前的无奈。后两句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的沧桑巨变。风景秀丽的江南，在和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真正置身其间，面对的却是满眼凋零的落花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既是即景书事，也是有意无意之间的寄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定会从中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而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因而，这种写法显得浑成无迹。“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却表现出了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阴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如同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像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表明：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可以具有很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徐玑是南宋中叶“永嘉四灵”之一，平生不热衷于功名，主张以清新之词写闲适之趣。《秋行》代表了其艺术风格。《秋行》是宋代诗人徐玑的一首七言绝句，又名《行秋》。诗人以比喻的修辞手法，描写了鸣蝉似筝，小溪如镜等秋日的景色，抒发了恬静悠然的心情。
诗中纯然一派秋景，秋蝉鸣叫，秋柳披拂，秋水如镜，秋叶轻扬，构成一幅安谧恬静的早秋风景画。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投身自然、拥抱自然的闲静安逸的心态。《秋行》呈现出“欲辨忘言”的田园牧歌美。
《秋行》一诗运用了夸张和比喻的修辞手法，不乏清新之词、脍炙人口如同怡然而忘俗的田园短笛，能给人以心灵的慰藉意境闲适。这把原本很普通的风景，也是描写得充满了诗情画意，从而令这首诗有着一种不一样的美，读来也是朗朗上口，这样的作品也是最有代入感，读来仿佛置身其中，能够感受到诗作中那种不一样的美。
《秋行》运用衬托、对比的表现手法。通过动静映衬的写法来描绘出秋天的生动景色。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动衬静。整首诗以动为主，又辅之以鸣蝉、飞叶来增加动感，达到以动衬静、动静相生的艺术效果。二是以人物外在的动与内在的静相互映衬。诗人听蝉、赏溪、观叶，“动”无处不在，而这种“动”又与内心的静紧紧相连。因其“心”静，才有赏景的情趣；因其“心”静，聒噪的蝉鸣才变成了悦耳的筝音；因其“心”静，一叶生浪的细微变化才未逃出作者锐利的目光。因此，动景的描写也反衬诗人闲适宁静的心境。全诗用动静映衬的手法，渲染出一种淡远宁静的艺术氛围，映射出人物的心境。
此诗表现了当时诗人逆境难熬，情绪郁闷状况。前四句，诗人运用大胆夸张的手法，极力描绘了巫山高入云天、巴水急流滚滚的壮丽景色。“巫山夹青天”，“夹”字用得极其到位，既写出了巫山险峻，遮天蔽日的形势，也包含着诗人喟叹青天的形象。“巴水流若兹”，含有无奈之意。三、四两句，并非说巴水可以行到尽头，而是写出了巴水纡曲，舟行迟迟的情景。“巴水忽可尽”，著一“忽”字，山回水转，尽在眼前；“青天无到时”，既写实又在写情。这两句诗由对客观景物的描写逐渐过渡到诗人的主观抒情，即由景入情，融情于景，达到情景交融。
诗的后半部分对三、四两句诗意作了进一步阐发。“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明写逆水行船艰难，船行缓慢，实际表达的是诗人的感受和心态。五、六两句既用互文笔法写朝暮赶路，又暗含时间的承续：早起赶路到晚上也没能走多远。“不觉鬓成丝”，写出诗人因船行缓慢而愁白了头，包含着时光难度，逆境难熬的感受。末两句情景交融，既在描写景象，又在抒发感情，从中可体味出诗人悲愁愤懑的心境。诗中连续重复“三朝三暮”，极有船工号子的感觉。古时有歌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最后四句是从这首民间歌谣脱胎而来的。但古歌谣指提到舟行的缓慢，而李白的诗除了说“三暮行太迟”外，还有“不觉鬓成丝”，旅途艰辛和心情忧郁使诗人在不知不觉中鬓发都愁白了。这就把客观叙事和主观抒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含蓄委婉地映衬出诗人当时愁苦的心情。
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李白诗里《上三峡》相映成趣的是《下江陵》（《早发白帝城》），后者是诗人流放途中忽闻赦书，旋即乘舟东返时写下的名篇。《上三峡》写于诗人流放途中，诗中描写巫山险峻，巴水纡曲，舟行迟迟，愁令发白。流放者唯觉逆境难熬，心情愤懑，壮丽风光为之减色。《下江陵》是诗人流放途中忽闻赦书，旋即乘舟东返时写下的，城高入云，晨光初灿，气象开朗，舟行轻快。“一日千里”是诗人心态轻松的主观感受，喜悦心情渲染得淋漓尽致。同一位诗人，同一处景致，却气象迥异，正是“融情入景”的鲜明写照。
此诗头两句写诗人站在高处，放眼望去，一群耕农在小树林的土堆旁谈论着什么；三四句正面点题，看着眼前的景象，经诗人观察后发现一处野塘，水已溢出，虽未写春雨本身，但写了春雨后的景象和春雨带来的“喜”意。全诗朴实无华，不从正面着笔，而是侧面烘托、渲染，以景写情，画面鲜明生动。
此诗写春雨，但诗人并未着力于雨中之景，而是写雨后情形。其所选意象亦与一般咏雨之作大异其趣，使人读后顿生清新之感。
首句“耕人扶耒语林丘”写春雨过后，村人手扶耒，在山丘之际，互为相谈。诗人虽未有半字言及农人心情，但一“语”字，则将耕人喜得春雨之情展露无余。《诗经·大雅·公刘》写周人安居之情形，即用“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二句形容之。此处用“语”字亦收相同之效。春季农事伊始，农田待耕，故农人“扶耒而语”。
林丘之景叙毕，诗人又将目光投向花外水流。经春雨滋润一过，春花泛彩流红。春花之外，是流水蜿蜒。因有春花相阻，故未见春水，但时见沙鸥飞落，欲集沙洲。杜甫曾有诗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是于茫茫天地，一线长河之间，陡出一沙鸥飘飘，其苍茫之势自是工部气象。而此诗则以一“落”字出，其较野老而言，又甚有轻巧灵动的兴味。
末二句切入正题，问雨来多少。诗人自问已毕，又自答曰“野塘漫水可回舟”。既是野塘，无人打理，想必水浅难泊，而此番春雨一过，水势大涨，竟可回舟其间，其雨势之大可以想见。都云“春雨贵如油”，亦无怪乎耕人扶耒相语，欣欣而喜了。
全诗借春雨之事，写耕人，写沙鸥，写野塘，此三者均含世外之意。村人野老，农耕桑麻不必说，沙鸥自飘然有逸气，野塘回舟亦安然独立于尘世之外。故此诗于清新中隐隐透出一股逸气。而作者其词“奈愁极顿惊，梦轻难记，自怜幽独”（《大酺·越调春雨》）虽同写春雨，其所抒之情则迥然有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