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对张缋刚正不阿的精神和未得施展的才学，给予了赞颂，并作了慰勉和劝诚。
第一首首联引申《庄子·秋水》“鸱得腐鼠”，而“吓”“鹓雏”之意，之“枭鸱”得“解纵”，“凤凰”被剥“啄”，比喻小人逞凶，君子遭害。世局如此，自无天理可以推“详”的了。次联赞扬了张缋的峥嵘风骨。上句称张缋就像汉代朱云那样，只知道凭借“尚方斩马剑”，誓“断佞臣”之头（《汉书·朱云传》），决不妥协。下句化用曹操《苦寒行》诗意，说他不肯因为太行山艰险，可能摧折车轮，而回避不前。这两句把两个著名典故精心组合，成为孔平仲诗中的佳联。张缋的凛凛风骨，在诗行中闪出了光彩。三联则评议了朝政的污浊，也从政治得失上为张缋作了分析。上句说：软媚者虽然卑躬“折腰”于小人之前，仍然屈居“下列”，所得几何？而洁身自爱者虽然“垂翅”，但终将振翅南飞，又算什么“失”呢？这两句把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和《后汉书·冯异传》的“始则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的名言加以提炼，构成一联对句，以形象说理，极具启发性。末联“不如长揖尘埃去，同老逍遥物外乡”，在析理的基础上，对张缋提出建议：你的立身大节既已确定，对出与处的两种可能又都深有了解，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看来，不如长揖尘世，同老于“物外”之乡，去做“逍遥游”，才真正适意呵！这里的“长揖尘埃”，“逍遥物外”，化用了《庄子》语意，对污浊政局表示了厌弃。
第一首在赞誉中带有不少安慰的口气，第二首则于推崇中渗入了一些劝勉的成分。重点还在第二首。第二首首联对张缋备极推崇，而又深表惋惜。他是“万”中选一的人才，却“官职”未“通”；他有“经纶”天下的满腹学问，却“卷蓄”而不得展用。次联以两个比喻，指出张缋不会久困“下列”，终将重返朝廷。上句是化用《后汉书·仇览传》“积棘非鸾凤所栖”的话，说鸾凤虽暂时“托巢”于“枳棘”之上，终能栖息在梧桐之颠，正如神仙，虽也有谪降，毕竟已在蓬莱三山“定籍”。三联对张缋既有勉励，也有劝诫。上句用《列女传》鲁穆公时漆室女忧念国事，倚柱而歌的故事。下句用《韩非子》卞和献璞玉被砍足，抱璞哭于荆山的故事。两句一气呵成，意思是说，只要存着漆室女的耿耿之心，定有施展抱负之一日，无须学卞和抱璞而哭，因为世事本是倚伏不定的，否极终将泰来。于是引出尾联的宽缓语。尾联化用《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词意，以及《淮南子》“塞翁失马”的故事，对张缋作了鼓励。诗人指出：张缋在政治上虽然暂受挫折，只要此心不渝，定有祸去福归之一日。
这两首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说理与抒情有机统一。两者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割裂。但诗人熟练地掌握了写诗技巧，使之结合自然。如第一首的一、四联，第二首的四联，一再化用《庄子》中《秋水》、《逍遥游》和《老子》、《淮南子》中的词意与典故；第一首的三联节取汉代、晋代两朝的成语，说理成分都较浓厚。然而这些说理的内容，不仅与形象结合，而且发之肺腑，从而具有抒情色彩。在喻人以理的同时，还能起到感人以情的作用。这就避免了抽象、空洞地述说道理之弊。
这两首诗的中间两联把一些为人处世的生活准则，反复进行艺术综合，最后概括成精彩偶对，构思过程颇费推敲。如第一首次联以“斩马凭孤剑”对“摧车避太行”，“斩马剑”三字经他一分为二，“斩马”与“摧车”，便成了工对。又在“剑”前缀一“孤”字，以与“太行”成对，这“孤”字很能表现出持剑人的胆气。再通过“但知”、“岂为”这样旨意确切的词语加强表现力。主人公张缋的劲直气骨，便鲜明地突现出来。又如第二首三联以“漆室葵心”对“荆山玉泪”，句首的“但存”、“莫学”，倾向性都很明显，表现出两种不同的�％5��方式，而十分推许前者。“玉泪”二字更打破了比拟妇女泪水的一般用法，而换上卞和抱璞玉哭于荆山的内容，顿时异彩焕发。由于诗人在中间两联的写作上狠下了功夫，在酝酿一、四两联时，又尽可能地发挥他运用散行句式的特长，这就使他的七律作品能成为宋诗中的优秀诗篇。其中如“但知斩马凭孤剑，岂为摧车避太行”、“但存漆室葵心在，莫学荆山玉泪苦”等联，以工巧的对仗表现了古代“劲直”之士除恶犯险、无所畏避的精神和忧国忧民、无怨无悔的心志，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阆州”是说明“地名”，当时阆中人已在被唐玄宗赐为“仙穴山”的灵山祭祖祭神，用大量的白花、白幡挂放于满山、满坡、满树枝，映衬得此山一片片白色而象征“灵山白”。“城东”“城北”，是在介绍相关的地理位置；“灵山、玉台”，是专指具体的地方；“白、碧”，是在以景喻事。这两句叙述了阆中当地的清明祭祀活动之事。
“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两句是针对第一联从现实性出发所记载的阆中当地清明节祭祖活动之盛况。“松浮欲尽”，是指松枝在摇动中“想”把本不属于松树的什么东西摇开。可能把一些由唐代阆中人在清明节有人先挂在松树上的白花（诗中喻为白云）、挂在松树上的青纱（诗中喻为乌云）摇散、摇落，但又有后来人在清明时节陆续再在树枝上挂上白花或青纱，让阆中的灵山与玉台山的松树上在这段时间内，能较长期存在着可拟为白云或乌云的白花和青纱，故而能“不尽云”。接着以唱叹的语气写出江面的盛况。唐代阆州盛大持久的祭祖、祭天、祭神、祭亡灵的活动，因不少仪式是官民共同参与，来自陆路与水路的敬拜者络绎不绝：在山祭山神，在水祭水神，在庙祭祖宗，在宇祭上天；这一因船只在江面涌动、陆上又有吹打弹唱而震得岩体欲崩的群体性民俗活动，能震撼目击者的心灵。
第三联上句“那知根无鬼神会”中“根”与“鬼神”均与清明节的活动有直接关系，与《杜臆》所释“阆中山多仙圣游迹”相符合。下句“已觉气与嵩华敌”的诗意不是在讲阆山的山势能与嵩山和华山的高度相似而可“敌”，而仍然是描写阆山清明祭祖活动的空前盛况与磅礴气势。上句中“那知根”正好与下句“已觉气”成为一问一答的对应；而“无鬼神会”和“与嵩华敌”的描写，也是对应式的自问自答。这就是杜甫以《阆山歌》来记叙阆中清明祭祖盛况之诗歌中所表现来的睿智。
最后，“中原格斗且未归”是表达诗人在参加阆中清明节的祭祖活动中，仍不忘记国家的大事。杜甫一直关注着国家大事，即使他在参加阆中的清明祭祖活动以及写其《阆山歌》之际，仍在牵挂着不稳定的中原局势。此时身在阆州，耳闻目睹阆中人民爱祖爱国的民俗与热情，诗人表明自己也要与阆中人民同忧同思同作同为——“应结茅斋著青壁”。这个结句有几层大意：第一，在叙述与感叹中认为自己不能只是一个清明活动的记录者，也同时应当以行动来表示爱祖爱国；能在自己所居茅屋的墙壁著上表示哀愁的青纱，也是一番衷肠的诉说。第二，诗人从阆中清明祭祀活动中所领会“爱祖爱国民俗”的画境，和他要求一首诗所应达到“篇终接混茫”的诗境是近似的、相通的。第三，篇首的“灵山白”与篇末的“著青壁”，一“白”一“青”，又呈现出“白花与青纱”的对仗。这般前呼后应的诗歌结构，强烈地显现出《阆山歌》写作于清明时节的祭祀文化的风格。
杜甫在阆中的时间虽然不长，创作的诗篇却不少。就创作的速度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高产期。这首《阆山歌》专咏阆山之胜，它与《阆水歌》一起成为杜甫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长安东南三十里处，原有一条灞水，汉文帝葬在这里，所以称为灞陵。唐代，人们出长安东门相送亲友，常常在这里分手。因此，灞上、灞陵、灞水等，在唐诗里经常是和离别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词本身就带有离别的色彩。“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灞陵”、“灞水”重复出现，烘托出浓郁的离别气氛。写灞水水势“流浩浩”是实写，但诗人那种惜别的感情，也正如浩浩的灞水。这是赋，而又略带比兴。
“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这两句一笔宕开，大大开拓了诗的意境，不仅展现了灞陵道边的古树春草，而且在写景中透露了朋友临别时不忍分手，上下顾盼、瞩目四周的情态。春草萋萋，会增加离别的惆怅意绪，令诗人伤心不已；而古树枯而无花，对于春天似乎没有反映，那种历经沧桑、归于默然的样子，比多情的芳草能引起更深沉的人生感慨。这样，前面四句，由于点到灞陵、古树，在伤离、送别的环境描写中，已经潜伏着怀古的情绪了。于是五六句的出现就显得自然。
“我向秦人问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王粲，建安（汉献帝年号，公元196～220年）时代著名诗人。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在长安作乱，他避难荆州，作了著名的《七哀诗》，其中有“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的诗句。这里说朋友南行之途，是当年王粲避乱时走过的古道，不仅暗示了朋友此行的不得意，而且隐括了王粲《七哀诗》中“回首望长安”的诗意。友人在离开灞陵、长别帝都时，也会像王粲那样，依依不舍地翘首回望。
“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这是回望所见。漫长的古道，世世代代负载过很多前往长安的人，好像古道自身就飞动着直奔西京。然而西京的巍巍宫殿上，太阳快要西沉，浮云升起，景象黯淡。这带有写实的成份，灞上离长安三十里，回望长安，暮霭笼罩着宫阙的景象是常见的。但在古诗中，落日和浮云联系在一起时，往往有指喻“谗邪害公正”的寓意。这里便是用落日浮云来象征朝廷中邪佞蔽主，谗毁忠良，透露朋友离京有着令人不愉快的政治原因。
从诗中来看，行者和送行者除了一般的离情别绪之外，还有着对于政局的忧虑。“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骊歌，指逸诗《骊驹》，是一首离别时唱的歌，因此骊歌也就泛指离歌。骊歌之所以愁绝，正因为诗人所感受的，并非单纯的离别，而是由此触发的更深广的愁思。
诗是送别诗，真正明点离别的只有收尾两句，但却始终围绕着送别，诗人抒发的感情也绵长而深厚。这首诗的语言节奏和音调，表现出诗人欲别而不忍别的绵绵情思和内心深处相应的感情旋律。诗以两个较短的五言句开头，但“灞水流浩浩”的后面三字，却把声音拖长了，仿佛临歧欲别时感情如流水般地不可控制。随着这种“流浩浩”的情感和语势，以下都是七言长句。三句、四句和六句用了三个“之”字，一方面造成语气的贯注，一方面又在句中把语势稍稍煞住，不显得过分流走，则又与诗人送别友人而又欲留住友人的那种感情相似。诗的一二句之间，有“灞陵”和“灞水”相递连；三四句“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由于排比和用字的重叠，既相递连，又显得回荡。五六句和七八句，更是顶针直递而下，这就造成断而复续、回环往复的音情语气，从而体现了别离时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澜。围绕离别，诗人笔下还展开了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古老的西京，绵绵的古道，紫阙落日的浮云，怀忧去国、曾在灞陵道上留下足迹的前代诗人王粲等等。由于思绪绵绵，向着历史和现实多方面扩展，因而给读者以世事浩茫的感受。
李白的诗，妙在不着纸。像这首诗无论写友情，写朝局，表面上是用文字写出来的，实际上更多地是在语言之外暗示的。诗的风格是飘逸的，但飘逸并不等于飘渺空泛，也不等于清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却又都是丰满的。诗中展现的西京古道、暮霭紫阙、浩浩灞水，以及那无花古树、伤心春草，构成了一幅令读者心神激荡而几乎目不暇接的景象，这和清空飘渺便迥然不同。像这样随手写去，自然流逸，但又有浑厚的气象，充实的内容，是其他诗人所难以企及的。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