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非常好的保护生态的文章。文章强调利用开而大自然要顺时有度、适可而止。这样大自然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供给人类。绝对不可用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方式无度、违时地开而。全文情节虽简，却极尽起伏变化之妙；事情虽小，却蕴含深刻的道理。
古往今来，为人臣子的为匡救君主过失，敢于冒犯君威直言劝谏者不乏其人，但像里革那样，对宣公夏滥泗渊的做法，直接采取“断罟”的行动针锋相对地加以否定的，却不多见。所幸的是他不但未遭到宣公的任何责难或处分，反而还受到了褒扬。这实在得归功于里革借古讽今来巧妙开导宣公的一番谏词。
这篇谏词的主要内容就是详细介绍了古人对捕鱼猎兽原则的规定，强调不管是捕捞还是狩猎都应取之有时，用之有度。或取或蓄，必须有利于“助宣气”“助生阜”“蓄功用”“蕃庶物”，因此要避开鸟兽、水禽的孕娠成长期，严格遵守相关原则，使它们能够生生不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所谓的托言古训，其实是直接指出宣公夏滥之非时，是贪得无厌的行为。古今鲜明的对比以及显而易见的道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使宣公听后深受启而，立刻觉醒认错，诚恳地接受了里革的意见。而良臣匡君，贤主纳谏，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值得注意的是，里革所论的“古之训”，比起后来孟子所讲的“数罟不入海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更显得完备而具体。里革可谓是古代中国那些最早注意到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典型代表了。直到今天这些主张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古人对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视，以及那一整套传袭下来的规则，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光辉侧面，更值得今人借鉴。
此外，此篇的结尾也颇为巧妙，当写到宣公听了里革的话后，令人将断罟收藏起来作为鉴戒时，却冒出一个师存来锦上添花：“藏罟不如置里革于侧之不忘也。”如此一下子就把主题升华到了纳谏不如用贤上来，不能不说这是本文的另一大亮点。
而且这篇文章叙次井然，有宾有主，行文整饬中杂参差。极具错综变化之妙。又善用意外之笔，如开头写里革断罟，陡然惊人；当写到宣公诚恳纳谏时，又变惊为喜，颇带戏剧性。
夫人之疾驱夕发以如齐者，果谁为乎？为襄公也。夫人为襄公而如齐，则刺夫人即以刺襄公，又何必如旧说‘公盛车服与文姜播淫于万民’而后谓之刺乎？”讲得很有道理。据《春秋》记载，文姜在公元前692年（鲁庄公二年）、公元前690年、公元前689年、公元前687年都曾与齐襄公相会，说明文姜在其夫鲁桓公死后仍不顾其子鲁庄公的颜面而与齐襄公保持不正当的关系，鲁庄公竞也无能加以制止，因此人们赋此诗加以讥刺。
此诗最引人注意的是用了许多二字字音相同的联绵形容词，如第一章用“薄薄”来描述在大路上疾驰的豪华马车，字里行间透露出那高踞在车厢里的主人公是那样地趾高气扬却又急切无耻。再加上第二章以“济济”形容四匹纯黑的骏马高大雄壮，以“濔濔”描写上下有节律地晃动着的柔韧缰绳，更衬托出乘车者的身份非同一般。三四两章用河水的“汤汤”、“滔滔”与行人的“彭彭”、“儦儦”相呼应，借水之滔滔不绝说明大路上行人的熙熙攘攘，往来不断，他们都对文姜的马车驻足而观，侧目而视，从而反衬出文姜的胆大妄为，目中无人。这一系列的联绵词在烘托诗中人与物的形、神、声方面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另外，多用联绵词，对加强诗歌的音乐性、节奏感也有帮助，可起到便于人们反覆咏叹吟诵的功能。
从诗的技巧上看，陈震《读诗识小录》的评析很有见地，他说：“（全诗）只就车说，只就人看车说，只就车中人说，露一‘发’字，而不说破发向何处，但以‘鲁道’、‘齐子’四字，在暗中埋针伏线，亦所谓《春秋》之法，微而显也。”因此虽然此诗纯用赋体而没有比兴成分，却仍是婉而多讽，韵味浓厚。
一般认为此诗作于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此诗历述作者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以及南行的心情，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全诗语句简短有力，颇有气促情迫之感，反映了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境，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
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此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
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这首诗描写新年元日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的动人景象，抒发了作者革新政治的思想感情。
首句“爆竹声中一岁除”，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岁，迎来新年。起句紧扣题目，渲染春节热闹欢乐的气氛。次句“春风送暖入屠苏”，描写人们迎着和煦的春风，开怀畅饮屠苏酒。
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写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用“曈曈”表现日出时光辉灿烂的景象，象征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结句“总把新桃换旧符”，既是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桃符”是一种绘有神像、挂在门上避邪的桃木板。每年元旦取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新桃换旧符”与首句爆竹送旧岁紧密呼应，形象地表现了万象更新的景象。
王安石不仅是政治家，还是诗人。他的不少描景绘物诗都寓有强烈的政治内容。本诗就是通过新年元旦新气象的描写，抒写自己执政变法，除旧布新，强国富民的抱负和乐观自信的情绪。
本首诗是组诗中流传最广的一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劈空而来，似大潮奔涌，似火山爆发，骇人心目。单看“白发三千丈”一句，真叫人无法理解：白发怎么能有“三千丈”呢？读到下句“缘愁似个长”，豁然明白，原来“三千丈”的白发是因愁而生，因愁而长。愁生白发，人所共晓，而长达三千丈，该有多少深重的愁思。十个字的千钧重量落在一个“愁”字上。以此写愁，匪夷所思。奇想出奇句，不能不使人惊叹诗人的气魄和笔力。古典诗歌里写愁的取譬很多。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按：当作“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有以水喻愁者，李颀云：‘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白独辟蹊径，以“白发三千丈”之长喻愁之深之重。人们不但不会因“三千丈”的无理而见怪诗人，相反会由衷赞赏这出乎常情而又入于人心的奇句，而且感到诗人的长叹疾呼实堪同情。
人看到自己头上生了白发以及白发的长短，是因为照镜而知。首二句暗藏照镜，三四句就明白写出：“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秋霜色白，以代指白发，似重复又非重复，它并具忧伤憔悴的感情色彩，不是白发的“白”字所能兼带。上句的“不知”，不是真不知，不是因“不知”而发出“何处”之问。这两句不是问语，而是愤激语，痛切语。诗眼就在下句的一个“得”字上。如此浓愁，从何而“得”？“得”字直贯到诗人半生中所受到的排挤压抑；所志不遂，因此而愁生白发，鬓染秋霜，亲历亲感，何由不知！李白有“奋其志能，愿为辅弼”的雄心，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均见《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尽管屡遭挫折，未能实现，但他的志向绐终不泯。写这首诗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壮志未酬，人已衰老，不能不倍加痛苦。所以揽镜自照，触目惊心，发生“白发三千丈”的孤吟，使天下后世识其悲愤，并以此奇想奇句流传千古，可谓善作不平鸣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