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从林中散步回来,天色已经有些晚了,打开酒樽独自饮酒的时辰也比往日要迟一些。
抬头看见仰飞的蜜蜂粘上了飘落的柳絮,一行行蚂蚁在枯梨树上爬行。
因才能薄劣而被弃乡野,并不是真正的隐士,但居于幽静偏僻之处,也能怡然自得。
本来就没有做官的意愿,自己骨子里更喜欢这种幽居的普通生活。
注释
步履:行走。一作“倚杖”。
樽:古代的盛酒器具。
絮 :一作蕊。
行:行列。
薄劣:低劣;拙劣。有时用为谦辞。
轩冕:原指古时大夫以上官员的车乘和冕服,后引申为官位爵禄,泛指为官。
这首诗是上元二年(761)春,作者在寓居成都草堂时所作。诗中描写暮春独酌的场景,寄托了诗人忘情于荣辱之间、自娱自乐的闲情逸致。此诗三、四句写幽僻细致之景,生动工巧,深受后人称赏。杨伦曰:“大手笔人偏善状此幽微之景。”(《杜诗镜铨》卷八)浦起龙曰:“一种幽微之景,悉领之于恬退之情,律体正宗。”(《读杜心解》卷三之二)
这首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全词表现了作者对时光飞逝,今是昨非的一种感叹。
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
开端从自身宦游的行踪说起,并倾注了对杭州的怀念之情:“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蜀客”,表明了客籍的身份。“江南”、“吴山”,借指杭州,前者从地理位置说,后者则从山水美景说。“长忆”,是就行役在外而言,一个“好”字则概括了对杭州的总体印象。
事实上,词人从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到杭州通判任开始,就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赞美“余杭自是山水窟”(《将之湖州戏赠莘老》),甚至说“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之五),他拿起多彩多姿的诗笔,尽情地歌颂和描绘美丽的西湖风光,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之一、《有美堂暴雨》等精美的诗篇。因此,词人说他“长忆吴山好”,完全是出于真诚,虽然年近不惑,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又把吴、蜀作了比较,表达了早归的愿望:“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所说的“归去”是指归杭州或是归故乡(蜀地),叙“自京口还钱塘道中”一语说得很清楚,当然是指眼前要去的目的地。既然“吴蜀风流自古同”,那么归吴(杭州)也就形同归蜀,与上文怀念杭州之意相承。
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
过片承上“归去”句,展开了与陈襄同游西湖的想象:“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两人坐在西湖边碧绿的草地上,共赏大自然美景,这是富有诗意的赏心乐事。妙在词人不作平平叙写,而是将温馨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想象“迭印”在一起,这就平添了诗的意蕴。两句既表达了友情,又扣住杭州美景来写,与上文“吴山好”、“吴蜀风流”相照应。篇末两句进而想象共饮的情景,要友人在宴会上仔细看一下,怕是自己容颜变得衰老了。这两句扣合着自身行役在外、数月未归的经历,流露出岁月流逝、羁旅劳苦的感慨。出语坦率而略带诙谐,这是真挚的友情一种自然的表露。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
这首诗开头两句点明时令,勾画出五月里石榴花开时的繁茂烂漫景象;后两句点明地点,表明石榴花无人游赏以致美景寂然零落,委婉地表达了诗人孤独的心境。全诗描述景致清新自然,并在描摹客观景物中寄寓着人生哲理。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两句点明时令,寥寥数语就勾画出了五月里石榴花开时的繁茂烂漫景象,尤其“照眼明”三字,生动传神。诗人既写了花,也写了看花人的愉快心情。后两句点明地点,这是生长在偏僻地方的石榴,没人去攀折损害他的花枝,殷红的石榴花繁多地落在青苔上,红青相衬,画面十分优美,使人觉得几多可爱和惋惜。其实诗人正是爱其无游人来赏,爱其满地“青苔”“绛英”,倘有人来赏,则车辙马蹄践踏得不堪了,还不如任其花开花落、果熟果烂,来得自然,委婉表达了诗人孤独的心境。
此诗前两句写景状物,后两句抒发感想。作者并不直接来写景,而是通过人的感觉,侧面烘托出榴花的绚烂多姿。但花开得再美又能如何,还不是寂寞无声落,诗人叹息花开无人来赏,亦即暗喻朋友满腹才华,却被统治者贬谪于穷乡僻壤,无法施展,“颠倒”二字更是有力批判了统治者的不识人才以及诗人和作者都怀才不遇的愤懑。
全诗描述景致清新自然,从中又可以见出诗人浓郁的情趣和缜密丰富的文思。而诗意和描述的骤变,却又全寓于似清淡实重浓的语句之中,使得诗意陡然转深,也显示了写法的“喜山不平”的变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