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从林中散步回来,天色已经有些晚了,打开酒樽独自饮酒的时辰也比往日要迟一些。
抬头看见仰飞的蜜蜂粘上了飘落的柳絮,一行行蚂蚁在枯梨树上爬行。
因才能薄劣而被弃乡野,并不是真正的隐士,但居于幽静偏僻之处,也能怡然自得。
本来就没有做官的意愿,自己骨子里更喜欢这种幽居的普通生活。
注释
步履:行走。一作“倚杖”。
樽:古代的盛酒器具。
絮 :一作蕊。
行:行列。
薄劣:低劣;拙劣。有时用为谦辞。
轩冕:原指古时大夫以上官员的车乘和冕服,后引申为官位爵禄,泛指为官。
这首诗是上元二年(761)春,作者在寓居成都草堂时所作。诗中描写暮春独酌的场景,寄托了诗人忘情于荣辱之间、自娱自乐的闲情逸致。此诗三、四句写幽僻细致之景,生动工巧,深受后人称赏。杨伦曰:“大手笔人偏善状此幽微之景。”(《杜诗镜铨》卷八)浦起龙曰:“一种幽微之景,悉领之于恬退之情,律体正宗。”(《读杜心解》卷三之二)
《戏赠杜甫》是李白赠杜甫的诗。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唐代大诗家,虽然在年龄上李大杜小,相差了十一岁,他们却成了忘年之交。对诗歌艺术的狂热喜好和高深造诣,促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知交,而共同的远大抱负、正义立场以及在政治上的失意境遇,更使他们情同骨肉,终身不逾。这高尚的友情,和他们美妙的诗歌一样,垂诸千古。
在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交往中,相互赠和很多。李白的这首《戏赠杜甫》,引起过前人的误解,都出在这个“戏”字上。郭沫者对此有过精辟的辨析。自从唐人孟棨解说为李白讥笑杜甫作诗拘束之后,似乎成了定论。郭沫若不然其说,是高明的见解。郭对诗的末两句解释为李问杜答,信增亲切,不失为一说。其实,“戏”字并不都是讥笑的含义,也可以解作“开玩笑”。古人写诗题为“戏赠”,并不都是嘲弄,有许多都表示善意的玩笑语,而玩笑语之中,往往是些真情实话,倍觉亲切可爱。
此诗前两句运用铺叙的手法来描绘出一幅李白在饭颗山上遇见头戴着竹笠的杜甫的重逢情景;末两句为李问杜答,新颖别致,给人以信增亲切之感,似是玩笑之话而实为肺腑之言。全诗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生动诙谐地塑造了杜甫苦心作诗的形象,亦暗喻自已也“为作诗苦”,情深意浓,体现了李白与杜甫之间的真挚友谊。
此诗幽默诙谐,甚至滑稽梯突,类似于打油诗。其实这并不是李白嘲讽杜甫作诗拘束迟缓,更不能说李白看不起杜甫。《戏赠杜甫》是朋友间的游戏文字,谑而不虐,体现了李白对杜甫的知己和关爱。一方面,杜甫“穷年忧黎元”,写作极认真,“语不惊人死不休”,正如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里说的那样,“杜诗思苦而语奇”(接下来的一句是“李诗思疾而语豪”)。另一方面,他又仕途坎坷,穷困潦倒,可能营养不良。李白显然了解这些,而自己的处境也不比他好,不过达观些,随便些,又大了十一岁。
因此,李白实际上是以此诗劝慰杜甫,诗歌当不了饭吃,不要为了写诗太苦了自己,太瘦了不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而李白作诗比较洒脱,信口拈来即是诗,而杜甫作诗向来是苦费心思的,苦用心的结果在李白的眼里便成了身体消瘦的原因,这样不仅作诗苦的“苦”字有了着落,连太瘦生的“瘦”字也有了来历。诗的后两句采用了一问一答的形式,新颖别致,给人以亲切之感。
这末两句,即使解作都是李白的话,也未尝不显痛切关怀之情。要知道,李白也是专心致意于诗创作的,也一样“为作诗苦”。共同的爱好,共同的习性,共同的甘苦,才有这共同理解的似是玩笑之话而实为肺腑之言,多么亲切感人!李白是把人生的诗情揉得最好的人之一,从《戏赠杜甫》这首诗中可见一斑。
此词上片是“追昔”。作者的抗金生涯开始于金主完颜亮发动南侵时期,词亦从此写起。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常在秋高马肥的时节南犯中原,“胡骑猎清秋”即指完颜亮1161年率军南侵事。前一句“落日塞尘起”是先造气氛。从意象看:战尘遮天,本来无光的落日,便显得更其惨淡。准确渲染出敌寇甚嚣尘上的气焰。紧接二句则写宋方抗金部队坚守大江。以“汉家”与“胡骑”对举,自然造成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战争气氛。写对方行动以“起”、“猎”等字,是属于动态的;写宋方部署以“列”、“耸”等字,偏于静态的。相形之下,益见前者嚣张,后者镇定。“组练十万”、“列舰”“层楼”,均极形宋军阵容严整盛大,有一种必势的信心与气势。前四句对比有力,烘托出两军对垒的紧张气氛,同时也使人感觉正义战争前途光明,以下三句进一步回忆当年完颜亮南进溃败被杀事。完颜亮南侵期间,金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军事上屡受挫折,士气动摇军心离散。当完颜亮迫令金军三日内渡江南下时,被部下所杀,这场战争就此结束。
“谁道投鞭飞渡”三句即书其事。句中隐含三个典故:《晋书·符坚载记》载前秦苻坚率大军南侵东晋,曾不可一世地说“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结果一败涂地,丧师北还。《史记·匈奴传》载匈奴头曼单于之太子冒顿作鸣镝(即“鸣髇”,响箭),命令部下说:“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后在一次出猎时,冒顿以鸣镝射头曼,他的部下也跟着发箭,头曼遂被射杀。“佛狸”,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他南侵中原受挫,被太监所杀,作者融此三事以写完颜亮发动南侵,但丧于内乱,事与愿违的史实,不仅切贴,三事连用,更觉有化用自然之妙。宋朝军民,军容严整同仇敌忾而金国外强中干且有“离合之衅”可乘,这正是恢复河山的大好时机。当年,作者二十出头以义军掌书记策马南来,使义军与南宋政府取得联系,希望协同作战,大举反击。“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正是作者当年飒爽英姿的写照。苏秦字“季子”,乃战国时著名策士,以合纵游说诸候佩而后佩六国相印。他年轻时曾穿黑貂裘“西入秦。作者以”季子“自拟乃是突出自己以天下为已任的少年锐进之气。于是,在战争风云的时代背景上,这样一个“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的少年英雄,义气风发,虎虎有生气,与下片搔白首而长吟的今“我”判若两人。
过片笔锋所及转为“抚今”。上片结句才说到“年少”,这里却继以“今老矣”一声长叹,其间掠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跨度。老少,对比强烈叹中之愁闷顿显突出。这里的叹老又不同一般文人叹老嗟卑的心理,而是类乎“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属于深忧时不我待、老大无成的志士之愁苦。南渡以来,作者长期被投闲置散,志不得伸,此时翘首西北,“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真有不胜今昔有别之感。
过片三短句,情绪够悲怆的,似乎就要言及政局国事,但是“欲说还休”。接下来只讲对来日的安排,分两层。第一层说自己,因为倦于宦游,想要归隐田无,植橘置产。三国时吴丹阳太守李衡在龙阳县汜洲种柑橘,临死时对儿子说:“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见《三国志》)颇具风趣又故意模仿一种善治产业、谋衣食的精明人口吻。只要联想作者“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词句,不难体味这里隐含的无奈、自嘲及悲愤的复杂情绪。作者一心为国,希望能效力沙场,而朝廷无能、力不能伸,想解甲而去但终心系祖国,说“欲去”而而又不忍去,正表现出作者内心的矛盾。为将来打算第二层是劝友人。杨济翁原唱云:“忽醒然,成感慨,望神州。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都把平生意气,只做如今憔悴,岁晚若为谋?”其彷徨无奈可谓与弃疾相通。作者故而劝道:“您们二位(二客)乃东南名流,腹藏万卷,胸怀大志,自不应打算像我一样归隐。但有一言还想与君等商议一下:且莫效李广那样南山习射,只可取‘富民侯’谋个安逸轻闲。”《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曾“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汉书·食货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李广生不逢高祖之世,空有一身武力,未得封侯,而“富民侯”却能不以战功而取。二句暗指朝廷“偃武修文”。放弃北伐,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其意不言自明。要之,无论说自己“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也好,劝友人“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也好,都属激愤语。如果说前一层讲得较好平淡隐忍,后一层“莫射”“直觅”云云,语意则相当激烈。分两步走,便把一腔愤懑不满尽情发泄出来。
此词上阕颇类英雄史诗的开端,然而其雄壮气势到后半却陡然一转,反添落寞之感,通过这种跳跃性很强的分片,有力表现出作者失意和对时政不满而更多无奈气愤的心情。下片写壮志销磨,全推在“今老矣”三字上,行文腾挪,用意含蓄,个中酸楚愤激,耐人寻味,愤语、反语的运用,也有强化感情色彩的作用。
这组诗是赞美崔秋浦的品格与治理地方百姓的贤能政治,表现出李白对人生价值的观念,政治理想,以及为官的品德与才能。全篇由三首诗组成,但各有重点,合起来构成了完美整体。故总其题为《赠崔秋浦三首》,而绝不是把毫不相干的三首诗拚凑在一个诗题下。三首诗各为八句,合起来二十四句,以其二,其三来区分,这是古诗常见的分法,当然也有重起空行来划分的,标明各自独立成章。
第一首诗用八句写秋浦县令崔某的凤范,是总写,总抒感受。诗开门见山,直接擒题,“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以呼告的语句,表明自己对崔秋浦的挚爱感情,这种突兀之笔,自然把人带入诗人狂热的情境中去。接着一句补出他热爱崔秋浦之因,崔某作县令,逼真地象陶潜作彭泽县令。陶潜,原名陶渊明,因刘宋灭晋,而改名潜。陶渊明生于世家大族,幼有大志,拯时济物,但身处丧乱之世,权贵倾轧,谋夺帝位。虽曾参谋军职为镇军、建威将军的参军,但无从展志。后又任彭泽令,自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亦即是以礼乐治理地方,领取官俸,作未来隐居之用。李白所赞美的陶令之风,是他为官行无为而治,礼乐之教,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任真自得,不为权贵折腰。质性自然,性爱丘山,故而于易代之际,弃官归隐,保全真性。陶令是李自理想中官吏形象,作人的典范。自己也与陶渊明思想有相似之处,性格有相象的地方。在黑暗的朝廷中,屡遭排挤打击,被迫上表,请求还山。在地方官吏中发现崔某是陶令式的官吏,找到了知音之人,于是他由惊呼而转为深爱。开端两句,概括叙述,激与缓相接,感情深化,唤起人们对崔县令的崇敬。然而又想急于知道他的陶令之风。
接着诗人用四句诗铺叙他的陶令之风。“门前五柳树,井上二梧桐。山鸟下听事,檐花落酒中。”这四句诗是写他官衙与宅院的清幽静谧环境,门前五柳树,井边两株梧桐树。官衙厅堂的山鸟自由出入,致使房檐边花叶飘落入酒杯之中。环境幽美,柳树、梧桐的意象,正表现主人公的性格与审美情趣,也是主人精心布置所致。这两句又是用典,陶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接着文章叙述五柳先生的特点:“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诗人用此典故,托出崔某的风范。梧桐树为美好形象,凤凰非梧桐不栖。元行恭诗:“惟余一废井,尚夹两株桐。”诗人用此典,暗寓主人公的美好品格。情趣美,品格好,形神完美无缺。正因用这两个典故,就使陶令风具体化了,亦即崔令的思想品格具体和形象化,以实显虚。比直叙含蕴深,情韵浓。这样人为官,以安民为本,无为而治,民安乐,讼事息。县令怡然自乐,饮酒赋诗,抚琴意会,欣然忘食。山鸟句又是用典,《益都耆旧传》记载景放为益州太守,威恩洽畅,有鸠巢于听事。胡三省解释听事为中庭,是受事察讼的地方。诗人用此典表明县令崔某治理地方,百姓安乐,民无诉讼,政通人和。这与陶令弦歌之治的理想是相合的,也可以称为陶令之风的内涵。最后一句诗是化用何逊诗句:“燕子戏还飞,檐前落枕前,”表明主人公心境闲和,于厅堂饮酒自乐。山乌自由出入厅堂,檐花自由飘落酒杯中,一切都发生在自然中,诗人以此为乐。陶渊明式的性爱自然的品格,呼之欲出。总之这四句诗用典与化用前人诗句,创作出清静与淳美的诗的意境,托出崔县令的思想品格与治政的才能。照应开端,铺叙得体,内蕴丰富,虚实相得益彰。诗情发展至此,必然逼出结尾:“怀君未忍去,惆怅意无穷。”先写不忍离开,依依难舍,再写预见别情惆怅,无穷无尽。余韵深长,玩味不尽。
这首诗以直接与间接描写手法,刻画出崔令的风神秀美。
第二首诗着重刻画崔令的形象与神态。开端两句开门见山,点出“崔令学陶令”,亦即学陶渊明。学陶令什么呢,学陶渊明的北窗高卧,自谓羲皇上人。因为白日官衙清静,无讼事可理,自然可以读书,困乏而昼眠。两句诗写出崔令如陶令一样,治地方,重在安民,民安讼息。“我无为而民自化”,闲卧北窗养怡真性。托出崔令官清,政通人和,治绩卓著之含意。两句诗,平易自然,而形神毕现。
三、四两句再补叙崔令学陶令之风,“抱琴弄明月,取意任无弦。”《宋书隐逸传》中记载:‘潜性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这两句就化用此意,写崔令夜晚,饮酒赏月,抱琴弄月。尽管琴亦是无弦,而目的是取其适意。古人常说人生贵在适意。适意就是心理得到满足,保持一种平静而又令人愉快的心境。思想感情上无忧无虑。这两句写崔令学陶令抚琴弄月,隐含着他的政事如意。民乐境清,因而别无所求,唯酒与琴,借以托出与民同乐之情。养怡真性,而不务个人功名利禄,不悦女色与音声之欲。这样的官吏在李白生活的盛唐时代是极少见的,不免带有李白的理想化成分。
五、六两句既叙又转。“见客但倾酒”,《宋书·隐逸传》中记载陶渊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也说:“性嗜酒。”正因如此有客来,只以酒相待,每饮辄醉。待人真率,无世风之虚伪造作之态。崔令如陶令之真率,待客亦以酒,酒中又见真性,这正与李白性格有相近之处,故而由崔令联想到陶令。以陶令之风状崔令。诗写到这里似乎补叙完结,可是陡然一转,宕开一笔,重笔写出崔令为官不爱钱之可贵品质。这句诗仍然暗用陶渊明的典故,“聊欲弦歌,以为三迳之资,”作彭泽令,又“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指郡督邮官)。”在封建社会士人求官,既追求功名,又贪得利禄,更搜刮民脂民膏。诗人用一个全称的否定句。否定崔令作官,不同于一般士子追求功名利禄,而是淡薄名利。作官不为名利,为什么呢,自然会得出为民之意。从否定句中反衬出为民之意。这是点睛之笔,是水到渠成之笔。因此它转出高境界,深遽之哲理。前五句写崔令如陶令一样的思想情趣,从其为官清简的琐事描写中,反衬出他治民有道,境遇安乐,因而怡然自得。其根本的道理,就是县令为民作官,而不为功名利禄作官。为民作官,解除民的困危。使之安乐。为名利作官,贪得无厌,渔肉百姓。两者截然相反。也许这就是清官与贪官之分吧。后来柳宗元提出作官“盖民之役(仆役),非以役民而已也”的光辉思想。
诗的结尾两句写诗人的感慨,“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劝谕与希望崔令如陶令一样,躬耕东皋,多种黍(黄米)。陶渊明为彭泽令,挂印去官,赋《归去来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尾两句就化用此意。归耕自适,乐天知命。不要再为官,作眷恋帝乡,追求富贵的违心之事。照应开端学陶令句。
这首诗明誉崔令、却以陶令为则,亦崔亦陶。相兼相生,以形托神。写实与理想融合无痕。然而却又透露出朝廷不重贤才,官场倾轧,应及早功成身退的思虑。
第三首诗写秋浦县境的风俗人情,自然环境之优美,藉以歌颂崔令治绩。诗开端两句就用典,“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晋人潘岳为河阳县令,令人种桃李花,人称河阳一县花。此是比喻崔令以花美化育百姓,象征着百姓精神境界高尚美好,生机勃勃。晋人裴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览群书,特精义理,人称之谓玉人。此亦是比况崔令风神与学识,高度地赞美他。玉是古人贵饰和珍爱之物,因其洁而无瑕。这两句藉用典故以美崔令的治绩与风采学识,是一位树桃李、如美玉的完美官吏,绝无污点。
三、四两句笔调变化,以间接之法,描写地域风情,以补叙其政绩之美。“地逐名贤好,风随惠化春。”秋浦县因为有名贤崔县令,县的名声也大好,民风也由崔令惠化而如春。名贤治县,大地回春。惠民之治,使民风归淳,于是县名亦好,其意在赞誉治县之崔令,托出选贤任能之意。
五、六两句宕开一笔,转写自然环境。“水从天汉落,山逼画屏新。”秋浦县之九华山瀑布,仿佛是从银河落下来,气势雄浑飞动、情调高古自然,九华山逼近眼前,有如室内画屏山水一样新鲜可爱。仿佛身入画境,情化山水。表面看似与前四句无关,实际是其诗情诗意发展的必然。是一种象征手法,秋浦的山山水水也因为有崔令治理而重放光彩,大显神姿。水从天汉落,山迈而新,精神倍出,非匠笔画象可比。总觉得有诗情涌动,这正是诗人赞美崔令之情,借山水托出,寓情于山水之笔,形显于外,情动于中。正如晋王蕴为竟陵太守有惠化,百姓讴歌。
诗的结尾两句:“应念金门客,投沙吊楚臣”是诗人企望之笔。这两句诗亦是用典,金马门,汉代宫门名,门傍有铜马,故称之谓金马门。汉代朝廷征召来的才能优异的人,令其待诏金马门。汉东方朔曾高歌:“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李白用此典以比况自己曾待诏翰林院,而且如同东方朔大才被弃置,避世金马门。而今又被逐出朝廷,作了崔县令之客人。投沙一句亦是用典,汉文帝时年轻的贾谊才学卓著,曾受到文帝赏识和重用,破格地拔擢为卿大夫。因而受到保守的老官僚的反对和忌恨,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赴长沙,于汨罗凭吊屈原,作吊屈原赋。李白用此典比况自己有贾谊之才,同贾谊之遭遇,亦欲作吊屈原之人。这两句诗用典,含蓄地把自己才智、爱国感情、不平的遭遇托出来反映贤才遭忌是历史与现实的共有的社会现象,不仅深化诗意,同时又是自慰。“应念”一词统摄结尾两句,希望崔县令应该想到自己这位失意之人,言外之意希望崔县令了解自己,不要忘掉自己援引自己。同时自己已把崔县令引为知己,衷心爱戴,不忍分别。总之表现出他们之间情谊深厚。照应第一首开端两句,以“吾爱崔秋浦”开其端,把读者带入感情热潮之中;以崔秋浦永怀自己而结尾,把读者推到感情的高潮和顶端,并永恒地保持下去。
这三首诗是作者精心构思和结构的组诗,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但各有不同的描写重点。由于描写重点不同,而采取的表现方法也各异,从一个侧面反映共同主题。三首诗把歌颂陶令、热爱崔令,抒写理想熔铸为一炉,从而暗示出在盛唐社会中,产生贤者被弃,贤者弃世的悲剧,预示社会发展将逆转。三首诗中心写崔令,表现崔令志向、节操、治绩,虚实并举,写实与写虚交互为用,人物形象丰满,精神高尚。一位陶令式的崔秋浦,形神俱美,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在崔秋浦的形神描写中寄托李白的浪漫主义理想和精神,赞美崔秋浦,安慰自己,缓解了被损伤心灵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