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为行役诗，与《诗经》中其他同类题材诗一起，是后世行役诗的滥觞。
全诗五章，基本上都采用赋的手法。首章为全诗定下了基调，在“王事靡盬”与“岂不怀归”一对矛盾中展现了人物“我心伤悲”的感情世界。以下各章内容都是对“伤悲”情绪的具体补充，全诗渗透着一种伤感色彩，这也是那个纷乱艰难时世氛围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影吧。“四马騑騑，周道倭迟”，马儿跑得快，跑得累，而道路又是那么曲折悠远，漫无尽头。风尘仆仆的小官吏知道马车跑得越快，离故乡和亲人就越远。他脑子里不是想那神圣的“王事”差使，他只在想一件事：“归”。却又用“岂不怀归”那样吞吐含蓄的反问句式来表达，表现了丰富细腻一言难尽的思想感情，非常耐人寻味。这“周道倭迟”，也正象征着漫长的人生旅途。多少人南辕北辙地行走在人生旅途中而有“怀归”之想，而“王事靡盬”无情地鞭笞着他们无奈地违心地前进着。除了陶渊明式人物能毅然“归去来兮”外，谁也免不了会有“心中伤悲”的阴影掠过。诗的抒情韵味相当悠长。
全诗有三章写到马，因为马是载客的主体。有二章写到鵻，是行途所见。路上所见必不少，单单拈出鵻，自有一番良苦用心。鵻又称夫不。《左传·昭公十七年》：“祝鸠氏，司徒也。”疏云：“祝鸠，夫不，孝，故为司徒。”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因云：“是知诗以鵻取兴者，正取其为孝鸟，故以兴使臣之不遑将父、不遑将母，为鵻之不若耳。”俞樾《群经平议·毛诗》：“夫不乃孝鸟，其载飞载下，或以恋其父母使然。”诗人见孝鸟而有感于自己不能在家“启处”（安居），更谈不上尽孝于父母，让孝鸟与客观上已成了不孝的人作对照，感喟良深。又鹁鸠非常逸豫闲暇，自由地飞上飞下，累了可以任意停歇，在柞树上行，在枸杞上也行，爱停哪里是哪里。而可怜的四马，虽然是精心选拣出来毛色划一的华贵的骆马，但不得不终日拼命地跑，累了也得跑，累得气喘吁吁也还得跑。王家公事有规定期限，不容半点差迟。在这里，鵻的闲又与马的累形成鲜明有趣的对照。而写马的苦和累，其正意是衬托出人的疲劳烦恼。可见，诗中写马，写鵻，都非泛笔，而有很深的匠心在。
从谋篇布局来看，首章“我心伤悲”是定调，二章“启处”是安居乐业尽孝的基础，三、四章写父、母，“父天母地”是古人的观念，次序不能移易。末章念母，是承四章而来，以母概父。全诗层次井然。末章结句“是用作歌，将母来谂”，是篇末揭旨，道出不能尽孝的悲哀。手法与《小雅·四月》末两句“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相同。
尽管这首诗是发泄牢骚，不满“王事靡盬”之作，但也可被曲解成忠孝不能两全而勉力尽忠王事之作，所以统治者用此诗来慰劳使臣的风尘劳顿。”《毛序》说此诗“劳使臣之来也”。所以《仪礼》中的燕礼、乡饮酒礼中也歌此诗。在笺释上，最典型的是毛传和郑笺。毛传云：“思归者，私恩也；靡盬者，公义也。”郑笺云：“无私恩，非孝子也；无公义，非忠臣也。”都将此诗的“怨”思化为“美”意，实有悖于原作的主旨。《诗经》中像这样被曲解的诗，数量还相当不少。
韩偓用七律写过不少感时的篇章，大多直叙其事而结合述怀。这首诗却凭借想象中的景物描写来暗示政局的变化，情景交融，虚实相成，在作者的感时诗中别具一格。
诗篇开首即从朝廷搬迁后长安城的荒凉破败景象落笔。“草萋萋”，虽只寥寥三个字，却点明了物态人事的巨大变化。往昔繁荣热闹的都城，而此时满是废台荒草，叫人触目惊心。长安城的衰败是唐王朝走向灭亡的先兆，诗人对此怀有极深的感慨。这里虽没明说，但领头的“遥想”一语，倾注着无限眷恋关注之情，弦外之音不难听出。下句是说连高居天宫的天帝见此情景也会深感迷惑，这固然是为了突出都城景物变异之大，同时也烘托出诗人内心的迷惘不安。整首诗一上来就笼罩了一层凄迷悲凉的气氛。
次联承接首句，进一步展开故都冷落的画面。池籞，平时上面网以绳索，禽鸟无法进出。塞外飞来的大雁已侵入池籞住宿，这就意味着宫殿残破，无人管理；而园中乌鸦犹自傍着女墙哑哑啼鸣，更给人以物情依旧、人事全非的强烈印象。前联总写长安城的衰败，取景浑融概括；此联集中描绘宫苑废芜，笔触细致传神。这样将全景与特写剪接在一起，点面结合，深切地反映了作者想象中的故都近貌。
第三联开始，转入正面抒情。烈士，是诗人自称。当时诗人尽管流寓在外，心仍萦注国事，面临朝政的巨大变故，痛感自身无能为力，其衷怀的悲愤可想而知。“垂涕”而又加上一个“空”字，就把这种心理表达得十分真切。下句的“地下强魂”，指昭宗时宰相崔胤。他为铲除宦官势力，引进朱温的兵力，结果使唐王朝陷入朱温掌握之中，自己也遭杀戮。此句是说崔胤泉下有知，定将悔恨莫及。韩偓与崔胤原来关系密切，这里插叙崔胤被害的事实，是为了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愤慨之情。整个这一联抒情激切，笔力劲拔，接续前面的寥落景象，犹如奇峰突起，巨波掀澜，读来气势一振。
尾联归结于深沉的感喟。“掩鼻计成”，用的是《韩非子》里的故事，这里借指朱温伪装效忠唐室，用阴谋夺取天下。末句诗人以冯驩自况，慨叹自己没有像孟尝君的门客那样设计解救君主脱离困境的办法。这一联用典较多，但用而能化，不嫌堆砌。叙述中，像“终不觉”、“无路”等字眼下得沉重，蕴含强烈的感情色彩，也是引证古事而能具有活生生感染力量的重要原因。
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前半凄惋，后半激越，哀感沉绵之中自有一股抑塞不平之气，跌宕起伏，撼人心魄。前人常说，韩偓的感时诗继承了杜甫、李商隐的传统，沉郁顿挫，律对精切，这是不错的。但韩偓尤善于将感慨苍凉的意境融入芊丽清新的词章里，悲而能婉，柔中带刚，又有他个人的特色。此篇似亦可以见出其风格的一斑。
此诗写入直翰林，替皇帝拟拜相诏书的轻松、得意之情。首句写宫门锁上以后宫内环境的寂静；次句写诗人正在起草两位宰相的任命书。后两句写五更天的情况，三句写已经传来了报晓的声音；末句写月光照着台阶，也照着紫薇花，并暗用紫薇省典故。诗写得含蓄而有味。
前二句“禁门深锁寂无哗，浓墨淋漓两相麻”写作者夜深更阑时独自一人在翰林院为皇帝起草拜相令的情景。“深”字强调了皇宫内深邃莫测。“寂无哗”渲染了宫中肃静的氛围，以突出作者在翰林院值班之庄重。禁门虽有重兵把守，但还要层层加锁，更显得墙高院深，宫门如海。这里当然特别寂静而无任何暄哗之声了。但是，首句还有更深的含义。一道官门，将人间分成泾渭分明、天壤之别的两个世界。一边是至圣至明的天子龙庭，一边是芸芸众生的凡土俗界。而作者自己，正处在宫门之内，距他不远的殿里，就是皇帝，这使他产生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自豪感。“浓墨淋漓两相麻”承上而出。他正在起草任命左右宰相的命令。此句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浓墨淋漓，是作家和画家创作思维高度兴奋时特有的表现。这时灵思如泉，一任饱蘸浓墨的笔在纸上挥洒。作者因大权在握，连最高行政官员宰相的任命书都要从自己笔下写出，所以进入极度的亢奋状态。他不择词语，却妙语连珠，顷刻间一张张麻纸便被写满。
“唱彻五更天未晓，一埠月浸紧薇花”。正在他为完成杰作而心满意足时，窗外传来宫中卫士高声报道已经五更的声音。他倾听着声音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然后，伸了伸疲乏的腰肢，踱出门外呼吸那清新的空气。只见月光如水，浸渍着满阶婆姿的紫薇花影。卫士报晓的唱声，仰乎雷声，把作者从重权在握的陶醉感中震醒，转入了另一种精神状态，思索自己的荣耀从何而来。月光与紫薇花构成一组有深层含义的意象。这句暗中用唐时紫薇省的典故，所以，紫薇花成了他本人的化身，而那君临天下的明月，恰恰是皇帝的象征。用一“浸”字将两者沟通，不仅点出自己的一切全承皇恩而有，而且暗示了自己与皇上已溶为一体，难解难分，名符其实的是皇上的代言人。从而与诗的前两句相互呼应，将他那种青云得志，踌躇四顾的心理含蓄婉转地表现出来。
作者采用顺叙的方法写了在翰林院值夜班的全过程，显得从容不迫，纡徐舒缓，充分地表现了诗人雍容闲雅的意度、游刃有余的才华、洋洋自得的心情，所有这些都藏在对景物的描写与叙述中，表面上似乎看不出来，这是此诗的高明之处。
诗咏汉武帝故事，是一篇借古讽今的咏史诗。此诗前六句对汉武帝求仙进行讥刺，后两句与汉武帝重用方术之士相对照，慨叹像东方朔那样有才能的人却只能做闲官。全诗取材博赡，炼词精整，借古讽今，情真味厚，是西昆体的佳作。
首联写武帝求仙海上之虚妄。引用《史记·封禅书》载武帝迷信方士少翁之事。此借以形容三神山四周环水，难以到达。
颔联写武帝祈求长生之徒劳。此处引用《汉武故事》《三辅黄图》等书中典故来例证。一个“劳”与一个“费”字暗寓讥讽，点明这些举动均属徒劳无补，确有一字寓贬的春秋笔法。
颈联写武帝开边求马，迷信方士而不知醒悟。汉武帝曾得神马于渥注水中，又伐大宛而得千里马。此处用典仅为借用，周礼中早有“马八尺以上为龙”之说，故可移植。一个“力”字写出他为个人私欲而不惜擅开边衅的独断专行。此句述马，遂联类而及下句的“食马肝”。亦用《史记·封禅书》载武帝迷信方士少翁之事。这一典故活现出统治者明知受骗却不思悔改，自欺而又欺人的心态，一个“讳”字将此揭露得入木三分。而且宋真宗伪造的黄帛天书恰与少翁行骗的帛书相巧合，更具讽刺意味。
尾联诗人自叹清贫，倾吐怨尤。这里作者是以东方朔自比。诗人感叹像东方朔这样的才士，不能教他乞米糊口，身为馆阁之臣的杨亿虽位居清要，却禄微薄，曾因家贫请求外任，其上表中有“方朔之饥欲死”语，足证此为自况。尾联是用才士待遇之菲薄，反衬统治者为满足一己私欲的侈靡荒唐，衬跌十分有力。
此诗句句用典，组织绵密，纯用叙事，不着议论，而讽意自见，还通过若干字眼暗寓褒贬，婉曲而不失严正之意，加之对仗工稳，音调铿锵，故刘攽称此诗“义山不能过也”（《中山诗话》）。
全诗意在记叙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的始末，竭力推崇韩碑的典雅及其价值。情意深厚，笔力矫健。韩碑既未抹煞李愬雪夜破城的丰功，也未特别铺张裴度的伟绩，态度比较公允。李商隐极力推崇韩碑，也就是同意韩氏的观点。叙议相兼，在艺术风格上受到韩愈《石鼓歌》的影响。清人屈复《玉溪生诗意》中说：“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
这首诗是一则历史。公元817年（宪宗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率兵平定淮西，但首先破蔡州生擒叛者吴元济的是大将李愬。宪宗命韩愈撰《平淮西碑》时，韩主要是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引起李愬不满。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进宫诉说碑文不实，宪宗就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观点迥然不同。李商隐是完全赞同韩愈观点的，诗中强烈地表达以对《韩碑》被磨去的愤慨，更热情地歌颂了这篇碑文。本诗基本上是叙述性的，但笔力矫健，很有感情，诗中一些名句也一直为人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