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的《新柳》一诗描摹细腻，韵味清新，妙手天成，生面别开，颇能代表其“诚斋体”的诗风。
诗人漫步赏柳，由远而近，视线也由上而下，从岸上柳条，写到水中柳景。作者出人意料地只用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引”字，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不仅照应了前面的“百尺”一词，又描绘出一幅柳条和水中柳影相连相映优美而有动感的图画，富有情趣，表现了作者对新春的喜爱之情。（早春时节是浅黄的柳条，暮春时节柳条是深青的，这里还采用象征的手法）“引”呼应篇首，说明柳条之所以能达“百尺”之长，因水中柳影把“引伸”之故。“引”字描绘出微风吹动，柳枝轻扬，水上水下连成一片的优美画面，把柳影即把新柳，把整个画面都写活了。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活泼、新颖、意趣和作者对自然景物的深情，正是其冲破江西诗派冷僻生涩的藩篱而表现的特色—“诚斋体”的特色。
这首小诗画面清新，节奏明快，读来仿佛身临其境，仿佛沐浴着融融的阳光，吹拂着和煦的春风。字字句句无不流露着诗人爱惜新柳，热爱春天，热爱生活的深情。
“柳条百尺拂银塘”。作品开篇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初春时节柳树池塘两情依依的整体画面。“百尺”写了柳的婀娜与茂盛，“拂”写出了柳的轻揉，像手少女的纤纤玉手轻拂着银光闪耀的池塘。如此一来，一幅清新、煦暖、鲜亮、灵动的春树春水图画就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且莫深青只浅黄”。在这一句里，诗人以浓重的笔墨写柳叶的颜色。“且莫”即“切莫”，有“千万不要”的意思，但在这里应该理解为“一点儿都没有”，就是“一点儿深清的绿色都没有”；“只”限制了柳叶颜色的单一和纯粹，没有其他颜色，只有鹅黄嫩绿，“且莫”和“只”这两个限制性的词语不但传神有效地写出了初春时节柳树的特点，同时还流露了诗人爱惜新柳的深情。
这首诗虽然是在宴席上所写，描写了宴会的情景和周围美好的景色，但却以乐景写哀情，委婉含蓄地表达了深深的离愁。
春天万象复苏，生机盎然，可是诗人看到的却是碧澄的河水“悠悠”地流去了。诗人从首句起就试着撩拨读者联想的心弦，一个“绿”字点明“春水”特色，也暗示了诗人一片惜别深情。
次句“畎入漳河一道流”诗人扩大视野，寓情于景，以景抒情，仍以春景唤起人们联想。那夹着田亩的涓涓渠水宛如一条细长的飘带，缓缓汇入漳河，一起向远方流去，一望无际的碧野显得非常柔和协调。然而眼前美景却激起诗人的无限忧思，春水犹能跟漳河“一道流”，而诗人却不能与友人同往，感到十分遗憾，想到好景不长，盛筵难再，一缕缕愁思油然而起。由于移情的作用，读者不由自主地和诗人的心绪贴近了。
“莫听声声催去棹，桃溪浅处不胜舟。”诗人一下子从视觉转到听觉和想象上。尽管添愁助恨的棹声紧紧催促，还是不要去理睬它吧。要不然越来越多的离愁别恨一齐载到船上，船儿就会渐渐过“重”，就怕这桃花溪太浅，载不动这满船的离愁。诗人以“莫听”这样劝慰的口吻，将许多难以言传的情感蕴含于内，情致委婉动人。诗中以“溪浅”反衬离愁之深，以桃花随溪水漂流的景色寄寓诗人的伤感。至此，通篇没有一个“愁”字，读者却已通过诗中描绘的画面，充分领略诗人的满腹愁绪了。
从艺术手法上看，这首诗使用了多种表现手法。
一为反衬。诗中以“溪浅”反衬离愁之深。诗人想象越来越多的离愁别恨一齐载到船上，船儿就会渐渐过“重”，就怕桃花溪太浅，载不动这满船的离愁。
二为想象。诗人写所想，化虚为实，借溪浅不胜舟形象地表达了离愁之重。
三为借景抒情。以桃花随溪水漂流的景色寄寓诗人的伤感。
这首匠心独运的小诗含蓄蕴藉。诗人从“看到的”、“听到的”，最终写到“想到的”，不直接由字面诉说离愁，令人读之却自然知其言愁，意境深邃，启迪人思，耐人玩味。
这首诗描写诗人作为太平宰相，在翰林院值班时所见春日熙熙、莺歌燕舞的融和景色。由此一院宁静和平的物象，引出对于“八方无事”的盛世的赞颂。即小见大，笔致清丽，歌咏承平光景而不落颂圣的俗套。
此诗侧重于写景，用以表现馆阁宁静，国家安定和平的盛世气象，所以前六句都是景色的描绘。首联写馆阁春日辉照，帘幌轻明，静谧恬淡的气氛。颔联推而广之，由馆内而院中而天下，均是一派春光明媚，天下太平繁荣景象。颈联转为工笔描绘，用黄莺啼啭，燕子双飞，既写安宁美好景色，又扣紧“春”日。末以抒发感受作结，自责自愧，切合馆中大臣身份，又将诗意归总于“禁林春直”，同时也透露出作者以前朝元老人宋做官的谨小慎微小态。全诗起承转合，顺序井然，诗风清丽温婉，颇有馆阁气象。虽不无粉饰之辞，但也可反映宋初气象。
上片从假日的寂寞写起。自古以来，人们在一起度假日，随意唱歌、吟诗等。说假日“低唱微吟”，似乎颇有雅趣，其实是聊以解除寂寞而已。接着描写了当前的天气情况：天幕低垂，云气浓重，造成了春日的阴霾。这一句写景并非闲笔，一方面为下文的“雪”、“雨”作背景，一方面也衬托出人内心的沉闷。而后写到与友人的宴饮，并用室外的雪景作映衬：“坐中人半吟，帘外雪将深。”这是两个无声的“镜头”：一个写人，一个写景，一个写室内，一个写室外，一个写静态，一个写动态（雪花不停地飘落，地上的积雪愈来愈厚）。这很容易使人想起“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句）一类诗句。在这里，苏轼用清冷、寂寥的氛围，有力地烘托出“人”相对无言，只是以酒遣愁的离情别绪，以及内在的孤独感。
下片“闻道”两句，承上“坐中”，借晚唐杜牧的风流韵事，反其意而用之，说宴会并无美妓声乐之欢，以见其单调无味，郁郁寡欢。也可以说，这里是借“分司狂御史”“追寻”紫云的故实，作了一笔反衬。苏轼再用“凄风寒雨”加倍渲染，更使人感到有点透不过气来。苏轼为什么这样写，结尾处透露了此中消息，原来，苏轼长期为审案断狱等公务所累，每当看到鹤时，便忽然想到隐居生活的闲逸。话说得比较婉转含蓄，实际意思是说，对仕宦生涯感到厌倦，而向往林下的隐居生活。苏轼后来在《鹤叹》诗中写道：“驱之上堂立斯须，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与苏轼自己在仕途上的进退联系起来，其意比较显豁，有助于读者理解“见鹤忽惊心”这一句的深意。
全词，虽为送别之作，但叙写与议论的主要内容却是仕宦生活，表达得比较隐约和深沉，这种打破常规的作法是比较少见的。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