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说敬龙此番归国，行程辽远，里程不易概指。虽然《梁书·扶桑国传》说过“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后来沿用为日本的代称，若写诗也是这样指实，便缺少意趣。诗人采用“扶桑”这个名字，其意则指古代神话传说东方“日所出处”的神木扶桑，其境已渺茫难寻；这还不够，下面紧接着说敬龙的家乡还在扶桑的东头再东头。说“扶桑”似有边际，“东更东”又没有了边际；不能定指，则其“远”的意味更可寻思。首句“已在”是给次句奠基，次句“更在”才是意之所注处。说“扶桑”已暗藏“东”字，又加上“东更东”，再三叠用两明一暗的“东”字，把敬龙的家乡所在地写得那样远不可即，又神秘，又惹人向慕。那边毕竟是朋友的家乡，而且他正要扬帆归去，为此送行赠诗，不便作留难意、惜别情、愁苦语，把这些意思藏在诗句的背后，于是下文转入祝友人行程一帆风顺的话头。

　　“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船行大海中，最怕横风暴雨，大雾迷航。过去遣唐使乘坐的大船，常因风暴在海上漂流，甚至失事；能够到达的也往往要在数十日或者数月的艰苦航程之后。这些往事传闻，韦庄是心知的，所以就此起意，祝朋友此行顺利。用一个“到”字，先祝他平安抵达家乡；“明月”示晴，排除雾雨；“帆风”谓顺，勿起狂飚──行程中不生灾障。“谁”字先垫出“与师共到”之人，由下句的朗月、顺风再为挑明，并使“风”、“月”得“谁”字而人格化了。“共”字，一方面捏合“风”、“月”与“师”三者，连同“船”在一起，逗出海行中美妙之景、舒畅之情；另一方面，又结合“到”字，说“共到”，使顺风朗月的好景贯彻全程，陪同直抵家乡。两句十四个字，浑然一体，表达了良好的祝愿与诚挚的友情，饶有诗意。

　　诗人如此祝愿，也并非仅仅由于主观愿望，故作安慰语。它是有客观事实作基础的，这就是晚唐时日本与中国之间，海上航行相对地便利与安全的事实。它印入了诗人心底，写出来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诗句。

　　此词抒写了羁旅中的怀旧伤离情绪。词的第一叠写眼前所见，第二叠写所思之人，又将此平列的两段情景交织起来，使其成为有内联系的双头。

　　此词首句化用梁柳恽的名句第一叠“陇首”三句，是当前景物和情况。“云飞”、“日晚”，隐含下“凭阑久”。“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陇首，犹言山头。云、日、烟波、皆凭阑所见，而有远近方分。“一望”是一眼望过去，由近及远，由实而虚，千目关河，可见而不尽可见，逼出“忍凝眸”三字，极写对景怀人、不堪久望之意。此段五句都是写景，却仅用“忍凝眸”三字，极写对景怀人、不堪久望之意。此段五句都是写景，用“忍凝眸”三字，便将内心活动全部贯注到上写景物之中，做到了情景交融。

　　第二叠则反过来，先写情，后写景。“杳杳”三句，接上“忍凝眸”来。“杳杳神京”，写所思之人汴京：“盈盈仙子”，则写所思之人的身分。唐人诗中习惯上以仙女作为美女之代称，一般用来指娼妓或女道士。这目大约是指汴京的一位妓女。“锦字”化用窦滔、苏蕙夫妻之典。作者和这位“仙子”，虽非正式夫妻，但其落第而出京，与窦滔之获罪远徙，有些近似之故。此句是说，“仙子”虽想寄与锦字“，而终难相会。鸿雁本可传书，而说”断“，说”无凭“，则是她终不曾负担起它的任务。雁给人传书，无非是个传说或比喻，而雁”冉冉飞下汀洲“，则是眼前实事。由虚而实，体现出既得不着信又见不了面的惆怅心情。”思悠悠“三字，总结次段之意，与上”忍凝眸“遥应，而更深入一层。

　　第三叠则是“思悠悠”的铺叙。当日之惆怅，实缘于旧日之欢情，所以“暗想”四句，便概括往事，写其先相爱，后相离，既相离，难再见的愁恨心情。

　　“阻追游”三字，横插上四句下五句中间，包括了多少难以言说的辛酸内。回到当前之时，却又荡开一笔，平叙之中，略作波折，指出这种“忍凝眸”、“思悠悠”的情状，并不是这一次，而是许多次，每次“登山临水”就“惹起平生心事”。这回依然如此，“黯然消魂”的心情之下，长久无话可说，走下楼来。“却下层楼”，遥接“凭阑久”，使全词从头到尾，血脉流通。

　　开头二句紧扣诗题，有愁苦万分，悲歌不已的意思。“破”、“断”二字，用得很奇特，但也都入情入理。古人有“长歌当哭”的话，长歌当哭，泪洒胸怀，久而久之，那衣襟自然会破烂。杜甫有“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的诗句，人到烦恼之至，无计可施的时候，常常会下意识地搔爬头皮，白发越搔越稀。这首诗的“断”可能就是由杜甫诗中的“短”生发出来的。

　　三、四句写进见“秦王”的愿望不能实现，因而内心更加郁闷，像是烈火中烧，炽热难熬。“秦王”当指唐宪宗。王琦说：“时天子居秦地，故以秦王为喻。”（《李长吉歌诗汇解》）李贺在世时，宪宗还能有所作为，曾采取削藩措施，重整朝政，史家有“中兴”之誉。李贺对这样的君主是寄托希望的。他在考进士受到排挤打击之后，幻想他能像马周受知于唐太宗那样，直接去见皇帝，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五、六句具体描述诗人苦闷的心情与清贫的生活，与开头二句相照应、相补充。“渴饮壶中酒”，渴是“内热”的表现，饮酒的目的在于平息内热、消愁解闷；“饥拔陇头粟”，为求见“秦王”不惜忍饥挨饿，靠从地里拔粟充饥。

　　七、八句写景。“凄凉四月阑，千里一时绿”，初夏已尽，盛夏来临，草木葱翠，生气勃勃，原是不会有凄凉之感的。然而“绿肥红瘦”，万花摇落，诗人又不禁为之唏嘘感叹。下面的“千里”句，故意用欢乐的色调映衬凄苦的情怀，颇有“春物与愁客，遇时各有违”（孟郊《春愁》）的意味，这样反复渲染，有一唱三叹之妙。诗人述怀从景物落笔，寄情于景，意味深长。

　　后六句采用借喻、拟人等修辞手法，表面上写景物，实际上写人事。“夜峰何离离，明月落石底”。夜间的峰峦一个挨一个地排列着，黝黑而高，竟把那明朗的月亮遮得无影无踪，让诗人感到纳闷。诗人沿着那崎岖的石径四处寻觅，忽而发现它在高峰之外。峰峦阻隔，高不可攀，心中异常痛苦，因而慷慨悲歌，鬓发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苍白，忧伤催人老。“夜峰”、“明月”等句喻意微婉。“明月”借喻唐宪宗，夜峰指代他身边的卿相们，意思是宪宗为一些大臣所包围，闭目塞聪，就像月亮为峰峦所阻隔，虽有明光，却不能下达。这些表明诗人深知当时朝廷的弊病，他想向宪宗陈述国事，以匡时救弊，然而“山”高“月”远，投告无门，只有暗自忧伤而已。

　　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评李贺的诗说：“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这首诗在立意和表现方法的运用上，都与《离骚》很相似。“夜峰何离离，明月落石底”，寄托遥深。诗人把自己的意志和情绪融化在生动的比喻和深邃的意境中，含蓄隽永，优美动人，颇得《离骚》的神髓。

　　李昌祺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二十九岁成进士，入仕途，居官北京和广西、河南，到六十多岁才告老归家，一生游宦三十多年。古人重乡土。在外地的日子越长，越是怀念故乡，一旦能晤乡人，即使彼此素不相识，也觉得特别亲热，有说不完的话。李昌祺活了七十多岁。当他老年居官异地时，故乡的许多亲朋已经谢世；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音书梗阻，这些人的消息他无法一一知道；一旦听到故乡来人说起，老人便不禁伤心泪落，不忍卒听。这首小诗写的就是这种心情。诗中“故旧凭君休更说”的“凭”是请求的意思，“凭君”犹言“请你”，唐宋诗词中常用此义。

　　不忍心听故旧死亡的消息，是老年人共同的心态。一来，人到老年，心多慈软，不能承受这种刺激；二来，故旧飘零，往往勾起老人许多辛酸往事，陷入复杂痛苦的回忆中，容易引起感伤；再则，亲朋一个个死了，他这位幸存者能不想到自己的来日无多吗？对此，年龄越大的人，越发敏感。因此，这首诗抒发的是人之常情，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

　　但是，有趣的是：故旧死亡的消息老人不忍闻，故乡的近事老人却特别想听，哪怕只是一丘一壑的变迁，一时一事的兴革。诗把这两种心情写得非常生动突出。“形容不识识乡音，挑尽寒灯到夜深”：来的这位乡人，尽管老人从不认识，但他那满口乡土语音，老人听来却格外熟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长期在广西、河南游宦，几曾听到过江西吉安人的口音？贺知章说：“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是一种特殊的乡土文化的印记；在天涯异域，听到乡音便倍感亲切，彼此的心自然靠近了，而且有了共同的话题。今晚，这话题是那样富于吸引力，把老人带入了色彩斑斓的世界。天尽管寒冷，夜尽管深沉，老人却听得津津有味，挑尽寒灯，毫无倦容。诗句对此只作了平静的叙述，我们却借着那“寒灯”的微光，看见了这位老人兴奋的脸色，激动的童心。

　　于是我们看到：这首小诗揭示了一种有趣的矛盾心态——又是爱听，又是怕听。“爱听”的心情，通过“挑尽寒灯”四字写得盎然欲滴，老人仿佛小孩瞪着大眼，托着腮帮子听人讲故事一样，形象十分鲜明。“怕听”的心情，通过“凭君”二字，也显得深沉迫切，老人的形象又变得皱纹满脸，灯光下老泪纵横。正是这种有趣的矛盾，这种前后截然不同的形象，使这首小诗充满了喜剧情调。你读着它，将止不住发出幑再一想，又不禁感到凄然。

　　更值得一提的是：诗写得如此自然浑成，你找不到什么“诗眼”，也找不到什么“警句”，诗人只是叙写了这次夜话的过程，他只是顺着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写一己之哀乐，却无意之中表现出了老年人的普遍的心态，勾画出从童心盎然到老怀凄怆的形象变化。诗，真有不可思议的魅力！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李白的这两首诗是借“长门怨”这一乐府旧题来泛写宫人愁怨的。两首诗表达的是同一主题，分别来看，落想布局，各不相同，合起来看，又有珠联璧合之妙。

　　第一首，通篇写景，不见人物。而景中之情，浮现纸上；画外之人，呼之欲出。

　　诗的前两句“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点出时间是午夜，季节是凉秋，地点则是一座空旷寂寥的冷宫。唐人用《长门怨》题写宫怨的诗很多，意境往往有相似之处。沈佺期的《长门怨》有“玉阶闻坠叶，罗幌见飞萤”句，张修之的《长门怨》有“玉阶草露积，金屋网尘生”句，都是以类似的景物来渲染环境气氛，但比不上李白这两句诗的感染力之强。两句中，上句着一“挂”字，下句着一“流”字，给人以异常凄凉之感。

　　诗的后两句“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点出题意，巧妙地通过月光引出愁思。沈佺期、张修之的《长门怨》也写到月光和长门宫殿。沈佺期的诗写“月皎风泠泠，长门次掖庭”，张修之的诗写“长门落景尽，洞房秋月明”，写得都比较平实板直，也不如李白的这两句诗的高妙和深沉委婉。原本是宫人见月生愁，或是月光照到愁人，但这两句诗却不让人物出场，把愁说成是月光所“作”，运笔空灵，设想奇特。前一句妙在“欲到”两字，似乎月光自由运行天上，有意到此作愁；如果说“照到”或“已到”，就成了寻常语言，变得索然无味了。后一句妙在“别作”两字，其中含意，耐人寻思。它的言外之意是：深宫之中，愁深似海，月光照处，遍地皆愁，到长门殿，只是“别作”一段愁而已。也可以理解为：宫中本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乐者自乐，苦者自苦，正如裴交泰的一首《长门怨》所说：“一种蛾眉明月夜，南宫歌管北宫愁。”月光先到皇帝所在的南宫，照见欢乐，再到宫人居住的长门，“别作”愁苦。

　　从整首诗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以斗柄横斜为远景、以空屋流萤为近景的月夜深宫图。境界是这样的阴森冷寂，读者不必看到居住其中的人，而其人处境之苦、愁思之深已经可想而知了。

　　第二首诗，着重言情。通篇是以“我”观物，缘情写景，使景物都染上极其浓厚的感情色彩。上首到结尾处才写到“愁”，这首一开头就揭出“愁”字，说明下面所写的一切都是愁人眼中所见、心中所感。

　　诗的首句“桂殿长愁不记春”，不仅揭出“愁”字，而且这个愁是“长愁”，也就是说，诗中的人并非因当前秋夜的凄凉景色才引起愁思，而是长年都在愁怨之中，即使春临大地，万象更新，也丝毫不能减轻这种愁怨；而由于愁怨难遣，她是感受不到春天的，甚至在她的记忆中已经没有春天了。诗的第二句“黄金四屋起秋尘”，与前首第二句遥相绾合。因为“金屋无人”，所以“黄金四屋”生尘；因是“萤火流”的季节，所以是“起秋尘”。下面三、四两句“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又与前首三、四两句遥相呼应。前首写月光欲到长门，是将到未到；这里则写明月高悬中天，已经照到长门，并让读者最后在月光下看到了“长门宫里人”。

　　这位“长门宫里人”对季节、对环境、对月光的感受，都是与众不同的。春季年年来临，而说“不记春”，似乎春天久已不到人间；屋中的尘土是不属于任何季节的，而说“起秋尘”，给了尘土以萧瑟的季节感；明月高悬天上，是普照众生的，而说“独照”，仿佛“月之有意相苦”（唐汝询《唐诗解》）。这些都是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所说的“无理而妙”，以见伤心人别有怀抱。整首诗采用的是深一层的写法。

　　这两首诗的后两句与王昌龄《西宫秋怨》末句“空悬明月待君王”一样，都出自司马相如《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但王昌龄诗中的主角是在愁怨中希冀得到君王的宠幸，命意是不可取的。李白的诗则活用《长门赋》中的句子，另成境界，虽然以《长门怨》为题，却并不抱泥于陈皇后的故事。诗中展现的，是在人间地狱的深宫中过着孤寂凄凉生活的广大宫人的悲惨景况，揭开的是冷酷的封建制度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