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词头两句说“劝君今夜须沈（沉）醉，尊前莫话明朝事”，下半首又说“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四句之中竟有两个“须”字，两个“莫”字，口吻的重叠成为这首词的特色所在，也是佳处所在，下面写“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又表现得冷漠空泛。有的选本因为这重叠和空泛而删去了这首词，叶嘉莹教授认为这实际上等于割裂了一个完整的生命进程，都是未能体会出这首词真正好处的缘故。

　　“劝君今夜须沈醉，尊前莫话明朝事”，是深情的主人的劝客之语，一个“今夜”，一个“明朝”具有沉痛的含义。这两句是说：你今夜定要一醉方休，酒杯之前不要说起明天的事情。人是要有明天才有希望的，明天是未来希望的寄托，可是他现在用了一个“莫”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千万别提起。“莫话明朝事”，那必然是明天的事情有不可期望，不可以诉说的悲哀和痛苦，所以他这里反映了非常沉痛的悲哀。这是主人劝客之词，如果联想到他的“红楼别夜”的美人劝他早归家，则当时他的希望原当在未来，在明天，明天回去可以见到他“绿窗人似花”的美人，而现在主人劝他“尊前莫话明朝事”，是明天绝无回去的希望了。“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意思是说：纵然是对红楼别夜的美人还是这般的锺情和怀念，但是没有再见的希望，我就珍重现在热情的主人的心意吧，因为主人敬给我的酒杯是深的，主人对我的情谊也是深的。李白有首诗是这样写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大意是：兰陵的美酒散发着郁金花的香气，白玉碗中的酒浆闪泛着琥珀般的光泽，只要主人能使我沉醉，我就忘记了什么地方是他乡。一般人只知道欣赏李白诗潇洒飞扬的一面，其实李白诗也有非常沉痛的一面，李白写饮酒的诗最多，而且多与“悲愁”联系在一起，像“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都属此类。在韦庄这二句写的主人劝酒之情中，也隐含了深重的悲哀。

　　下半阕的“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叶嘉莹认为此处乃是客人自劝之词：我忧愁的是像今晚这般欢饮的春夜非常短暂，而不会以你把酒杯斟得太满作为推托之辞。“遇酒且呵呵”，“呵呵”是笑声，如果读者认为是真的欢笑就错了。因为“呵呵”两个字只是空洞的笑的声音，没有真正欢笑的感情，韦庄所写的正是强做欢笑的酸辛。他说：如果你再不珍惜今天“春漏短”的光阴，今天的欢笑，今天这“酒深情亦深”的感情，明天也都不会再存在了。唐朝灭亡，当时的韦庄已经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了，所以他说“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稀疏的梅树枝条横斜着,洁白如玉,刚劲有力；花萼上点缀着颗颗雪珠,反射出晶莹的光彩。有一朵梅花竟然先开了,竞吐芳香的百花就都落在梅花的后面了。梅花呀,要把春天到来的信息传递,又哪怕那雪压冰欺！玉笛呀,不要再反复吹奏《梅花落》的曲子了,因为春神正在主宰着人间。

　　“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诗人抓住梅花最先开放的特点，写出了梅花不怕挫折打击、敢为天下先的品质，既是咏梅，也是咏自己。

　　“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严冬阻挡不了春天到来的脚步，深雪又怎能埋藏梅花的芬芳气息？颂扬了梅花坚贞不屈的精神，诗人以颂赞梅花的口吻来寄托自己的爱国思想。

　　“玉笛休三弄,东君正主张”，玉笛不要再吹奏那伤感的“梅花三弄”曲调了，春神就要来到人间，主宰大地。表达了诗人爱梅、惜梅之情，请东君为梅花作主，让玉笛不要再吹“三弄”了，留住春天，不要让梅花凋谢。

　　陈亮一生极力主张抗金，反对投降，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梅花》一诗，表达了他的爱国之志，对抗金的胜利、国家的前途，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诗是诗人情感发展的产物，既然玉笛演奏的《梅花落》曲子阻挡不了在春天阳光哺育下的梅花茁壮成长，那么，投降派的种种苟且的言论又怎能阻挡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呢？进一步以颂赞梅花的挺然独立来表达对投降派的强烈谴责，寄托了自己一生力主抗战，反对投降的爱国主义思想。

　　词是词人在旅途思人时写下的作品，与《踏莎行·燕燕轻盈》作于同时。可以将这两首词看做是姊妹篇，一为在舟中触景生情而作，一为感梦而作，不过所思者同为合肥姊妹。此篇辞藻华丽，所表达的情感非常真挚。

　　起首三句写当地实有之物，咏当地曾有之事。然所云“绿丝”，却非眼中之柳，而是心中之柳。因为江南虽属春早，但正月初头决不能柳垂绿丝，惟青青柳眼，或已依约可见。故首句因青青柳眼而想到垂垂绿丝，而念及巷陌多种柳的合肥。引起怀人之思此因柳起兴，而非摹写实景，但也不是凭空落笔；金陵自古多柳，南朝乐府《杨叛儿》云：“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是其明证。“鸳鸯浦”，江边船泊之地。以鸳鸯名浦，不仅使词藻华美，亦借以兴起怀人之思。

　　“想桃叶、当时唤渡”，明点所思之人。桃叶是东晋王献之的妾。献之曾作歌送桃叶渡江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此借指合肥情侣。古桃叶渡在金陵秦淮河畔，也是本地风光。见渡口青青杨柳，想前朝桃叶典故，再“北望淮楚”，益动怀人之思，这是非常符合生活逻辑的。“又将愁眼与春风”一句，又回到柳眼，与起句“绿丝”相呼应。这一句有两重含意：愁人所见的柳眼，自然也成为“愁眼”；春风乍到，柳眼欲绽还闭，恍似含愁。王国维曰：“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这是一种移情作用。词人此处所云之愁，盖寓柳可再见而人难重觅景物犹在，情事已非之恨也，故着一“愁”字，可见含蓄得妙。“待去；倚兰桡，更少驻”，先是一纵，继而一收，波折顿生，感情极其婉曲。白石此番到金陵本是路过，所谓“解鞍少驻初程”（《扬州慢》）；但此行一路所经，以金陵距合肥为最近，一经解缆，即将愈驶愈远，故而情势上是“待去”，而行动上则是“少驻”。其心之痴，其意之苦，其情之深，其思之切，虽未明言，已然“尽在不言中”了。这几句刻画极其之细，心理极其微妙。

　　过片“金陵路”句又一提顿。自然界的“莺吟燕舞”，于此尚非其时，所指的当然是秦淮佳丽的妙舞清歌。词人北望淮楚，心系伊人，在想象中，“金陵路”遂幻化为合肥杨柳依依的巷陌，眼前的“莺吟燕舞”也幻化为他魂牵梦萦的往日情人（白石于前一日所作《踏莎行》有“燕燕轻盈，莺莺娇软”，似与此有关）。然回首处已是前缘不再，旧俗难逢了。“算潮水、知人最苦”，着力一跌，与上句若不相承，一金陵一波上，空间不同；一欢乐，一悲苦，悲欢异趣，这是白石词中的一种暗线结构。“最苦”二字，用语最明白，最平淡，写其此际心情亦最深刻。“此恨谁知”？有“潮水”知。盖此时词人“小舟挂席，容与波上”，唯与潮水为最近。此“潮”，是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潮打空城寂寞回”之潮。它阅历千百年业事沧桑，无所不察，无所不知。词人认为唯潮水能知其“最苦”处，亦兼以潮声呜咽，好像与自己交流心声。一“算”字亦非虚下，其意即“算唯有”，包含了除此以外别无知他心者之意。但“潮水”是词人给予人格化了的自然物，然则当前真无知他心之人矣！托喻微妙，感慨亦深。“满汀”一句推想将来。

　　此行千里依人，而此时小泊金陵，行将东边，去心心相系之合肥亦将日远，归计难成，故曰“不成归”。“汀”指江中小洲，写舟中所见：“芳草不成归”，用《楚辞》含思凄恻，离散之愁，漂泊之感，一时毕观。结尾三句，衬足“苦”字。“日暮”二字，依律为短句叶韵，连上读；然依文意当属下。天已向晚，暮色四合，然心中惘然，今宵移舟何处？此化用崔颢“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而又有所不同。

　　“向甚处”，此问非问，乃表现心中惘然若有所失的神态。盖虽小驻，为时亦已无多，势成欲不去而不能，欲去又不忍，徘徊回顾，有不知身寄何处之概。无限痛楚，均注于词意转折之中，神情刻画之内。

　　张炎称姜白石等数家之词“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词源》卷下）。这首词怀念合肥情侣，以健笔写柔情，托意隐微，情深调苦，而又格高语健，空灵清远，读后但觉清空骚雅，无一点尘俗气。此词为小令，然布局与慢词相似，在有限的五十八个字中，笔意纵横，繁音促节，回环往复，曲折多变，令人一唱三叹。

　　这首诗先点题“归舟”二字。诗人在春天回家，大地复苏，春草遍地，水中的小洲已是一片浓绿。作者独自一人，在春风春雨中赶路。眼中所见是汀州春草，所以诗虽然没有说是乘舟，而人在舟中便是不言而喻。颌联放笔写船行，也是写归。他乘坐的大船，在中流乘风破浪而下。春雨普降，江水上涨，船又是顺水，所以走得飞快，两岸青山不断地掠过船舷。这一联写得明快畅达，流露了回家的喜悦，在动态中包藏着自然的、静穆的美，给人一种“人在画中行”般的感受，令人神往。

　　诗接写了岸上具有象征性的、在群山中显得格外醒目的两个建筑物——木郎庙和水神祠。在那古老的木郎庙上空，成群的乌鸦盘旋聒噪，争夺着祭品；水神祠中，香烟缭绕，祭祀的人们川流不息。这一切，给山水增添了几分春色和生气，使他想到了家乡春色，激发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淳朴的民风及山村生活的神往。然而这一切又勾起他对身世的感慨。就这样，回家的快乐，山水的秀丽，都黯然失去了它的魅力。全诗原本轻快的笔调一下子被收束住，给人以顿然沉闷的感觉，作者的思想也就深深锲入了人们心中。

　　这首诗前六句一泻而下，句句是景，且浑和充沛，流韵天然，气势开阔；尾联出句仍以景语作过渡，对句从“波浪”二字上发议论，含意双关，使诗戛然而止，明快截决，没有力挽千钧的笔力是难以办得到的。这首诗全篇浑成，整饬端严，是元律中的名作。

　　《枯树赋》是一篇骈赋，通篇骈四俪六，抽黄对白，词藻络绎奔会，语言清新流丽，声律婉谐，虽多次换韵，读之仍然音韵铿锵，琅琅上口。全赋以人喻树，以树喻人，借树木由荣到枯，喻自己由少壮到风烛残年的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苍凉深婉，老练浑成。从而使得“枯树”这一形象成为庾信人北之后内心最为生动的表述。

　　《枯树赋》开头一段，借殷仲文之事以发端，兼切赋题，并有两重用意。首先，殷仲文的身世经历与庾信有相似之处，所以虽是历史人物，却是以作者代言人的身份出场。其次，殷仲文对枯树的慨叹，沉痛而隽永，是早已载入《世说新语》的佳话。以此发端，既显得自然平易，又为全篇奠定了悲凉的抒情基调。第一段在全赋起了序文的作用。

　　从“至如白鹿贞松”至“散乱烟霞”为第二段。此段写了各种各样的树木，其中有《十三州志》所记的白鹿塞的古松，有《搜神记》所写的“青牛大梓树”等。尽管它们盘根广大，结体山崖，到头来有的消亡了，有的半死不活。本段紧要之处在于“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这一疑问。这里既有同类的反衬，更有今昔的对比，而关键在于后者。通过北方贞松、文梓的郁勃生机，自然引发出对桂树、梧桐的萧瑟枯萎的惋惜和疑问。当桂树、梧桐从原产地移植到帝王之乡，皇宫苑囿时，可谓备极尊宠：“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但它们又是不幸的，因为它离开了故土。它们发出的声音如上古乐曲，引来凤凰鸳鸯等象征吉祥的禽鸟。尽管备极荣华，在它们的意识中，始终不能忘却故乡，风朝月夕，不免悲吟。心灵的折磨，使嘉树失去了生机。这几句隐寓作者本是梁朝之臣，而今流落北朝，飘零异地，不觉年老，像枯树一样，已失去生意。下文转笔写各种不材之木，其中有弯曲臃肿的，也有节疤横生的，加工这种树木，使能工巧匠也望而生畏；但经过一番雕刻砍削之后，居然能雕出诸如“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之类的美丽图案。无材之木偏偏有用，与此相反，便出现了“材大难为用”的反常现象。

　　“若夫松子古度”以下至“塞落桃林之下”为第三段。此段写了名目繁多的树木，如松子、古度，平仲、君迁，还有在人事上，秦始皇曾封松树为五大夫，后汉冯异有“大树将军”之号；传说中，有白木之庙，枯桑之社；地理图标出了杨叶、梅根的字样；文学领域更有淮南小山丛桂留人的深情、两晋之交刘琨长松系马的豪迈，以及由于战争而著称的细柳营、桃林塞。但它们的最终结局，终不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枯萎于霜露与风烟之中。惟有以树命名的庙、社、关、冶、塞、营，却能名存后世。这里隐寓着人的年寿有时而尽，荣华止乎其身，惟有名存青史，才可永垂不朽。在洞悉了嘉树与恶木都必然朽落的命运之后，庾信将眼光投向更辽远广阔之处，去书写树木的历史与空间。树木荫蔽着人类，所以人类的历史也留下了树的印痕。

　　“若乃山河阻绝”至“山精妖孽”为第四段。此段较明显地引入己身的遭遇。世间万般悲苦，莫过于生离和死别；死别则死者长已矣，生离却是漫延剥蚀，一生无法痊愈的伤口。所以“山河阻绝”一段，血泪纵横，火殛膏流，残毁碎裂，妖孽舞蹈，是庾信笔下最惊心动魄的景象。意象诡怪可怖，写法富于象征性，而一韵到底的文字，也分外予人以激烈却又无比压抑的感受。

　　最后一段，由象征回到自身，代言变为自言，是更明显的自身遭际的感叹。这里有羁旅不归的悲哀，有屈节仕北的惭耻。激烈之后渐归于平静，但平静并非淡泊，而是对命运的承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忍受。“风云不感”以下六句，对个人经历做了简短的概括后，以“既伤摇落，弥嗟变衰”八字总结了自己的心境，可以看作是全赋的提要。《淮南子》上所说的“木叶落，长年悲”，引起作者的共鸣，引文意有未尽，作者又自作歌四句：“建章三月火，黄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这四句歌虽句句用典，却句句暗落己身，昔日的繁华已成过眼云烟，剩下的只有飘泊羁旅的孤独与凄凉和无穷无尽的哀伤而已。最后在桓温的几句哀叹中结束了全篇。“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既与赋首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相呼应，又是全篇以树形人的致意之点，读之令人辄唤“奈何”。

　　全篇的“文眼”，即陆机所说的“一篇之警策”，是“生意尽矣”四字。人至暮年，死亡的阴影无时不在，而早年国破身辱，生活流离的经历，更会加剧心灵的折磨，无材补天而只能沦为玩物的恶木，正是庾信的自我写照。所以赋中流露出悲伤到绝望的的情调，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情调是不理智甚至偏执的，但若设身处地，就能理解，并进而同情、欣赏这种无理而有情的文字境界。传说，天鹅临终时发出的鸣声最美也最凄厉，《枯树赋》就是庾信的天鹅之歌。

　　《枯树赋》名为咏树，实为咏怀，赋中的许多艺术描写，与他后半生的经历密不可分。赋末由树及人，将写树与喻己有机地结合起来。该赋将简单的叹喟变成丰富具体的形象，并用了很多艺术手段来写树，写各种各样的树，其中有环境的烘托，也有气氛的渲染，写树的遭遇，也写它们拔本伤根的悲哀，语言形象鲜明。作者使用了很多典故，他的典故汇彼多方，屡变屡新，有些用典使人不觉，多数典故，运用得灵活自如，似出己口。

　　从《枯树赋》可以看出，这时的庾信，眼界宽广、思路开阔，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了出来。庾信善用形象、夸张的语言，鲜明的对比，成功地描写出了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与繁茂雄奇的姿态，以及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为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使人读后很自然地对树木所受到的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

　　庾信由南入北，在与北朝文化的冲突抵牾中，在江南风气渐去渐远的羁旅之恨中，心中出现了强烈的文化失根之感，而江陵焚书更是一次空前的文化浩劫，在庾信心中留下巨大创痛。“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庾信暮年发出的这一声哀号，也正是其“拔根”、“伤根”之痛的自然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