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曾读《史记·孔子世家》，看孔子的言论文章，没有不顺从着规矩的，不敢放肆高论，说话一定要谈到前代圣君，这样之后这才了解孔子作为圣人对天下的忧虑之深啊。（他说的一些道理，）好像茫然无边际，但其实并不遥远；好像浩瀚深厚，没有边际，其实并不深奥。他说的那些事情，普通人都知道；但实际实行起来，圣人也不能全部做到。唉！能够做到这样就已经足够了。假使后世有人能按照孔子所说的却未做到的去做，想要成为一个圣人也不困难，即使不能做到，也能成为一个少犯错误的人。
子路的勇敢，子贡的口才，冉有的技艺，这三种本领，都是天下所认为的难能可贵的才干。可是，这三个人，总还不是孔子所最喜爱的。颜回沉默寡言，我们看不出他有着怎样的才能，似乎与平常的人并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孔子却总是极力地称赞他。其实，向圣人学习，哪里一定要说这说那呢，不过是观察他的心意志向是怎样的罢了。孔子认为，到了后世，肯定有不能按着他的教导行事的人，也一定有利用他的学说去做不义的事的。所以，他的言论，总是平易而又正直，却不敢谈出不同寻常的、特别带有主观倾向性的观点，他的主意是要让他的话不容易被曲解。
过去常奇怪李斯师从于荀卿，却又焚烧了老师荀卿的著作，完全改变了古代先圣先王的法度，对他的老师的理论主张，真可以说不过是当强盗、仇敌来看待。如今再来看荀卿的著作，然后就会明白李斯要到秦国做官，都是因为荀卿的原因，这就不足为怪了。
荀卿这个人，喜欢标新立异，为人又毫不谦让，可以不顾一切发表高论。他的话，愚蠢的人听了为之震惊，品行不好的人听了为之欣喜。子思、孟子，世人都称他们是贤人君子。只有荀卿认为：“搞乱天下的人，就是子思、孟子。”天下的人，是如此的多；天下的仁人义士，也是如此多。只有荀卿说：“人性本恶。夏桀、殷纣王所做的一切，表现的就是人的本性。而尧、舜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种伪装。”从这方面来看，料想他的为人必定刚愎自用，不知谦逊，赞扬自己太过分。而李斯，比他的老师更为严重。
现在看来，品行不好的人做一些坏事，都还是有所顾忌的，所以夏、商两朝虽然灭亡，桀、纣两君虽然残暴，但上古贤明君主的法度、礼乐、刑政，还不至于达到灭绝而不可查考的地步，这说明桀、纣还是有所保存而不敢全部废弃。而李斯，只有他骄矜傲慢不顾一切，焚烧了孔子的六经，诛杀了夏、商、周三代诸侯的后代，破坏了周公的井田制度，这种胆大妄为的做法必定是有所依仗的。李斯见他的老师荀卿骂尽天下的贤人，更加坚定的确信自己愚蠢的想法是正确的，认为古代先圣先王的那一套完全不值得效法。李斯不知道那是荀卿图一时痛快所发表的言论，而荀卿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话会导致这样的后果。
父亲如果杀人报仇，那么他的儿子也一定会变成盗贼强盗。荀卿阐明了王道，阐述了礼乐的法则，可是他的学生李斯，却用他传授的那些学问扰乱天下，他高傲的言论，奇异的观点，比起荀卿，真可以说是更加地激烈了。孔子、孟子的观点，从没有被人曲解，然而天下终于也没有能达到他们的要求的。假如说天下果然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要求的，那么还怎么能曲解他们的观点而胡作非为呢？
注释
尝：曾经。
循循：有顺序的样子。
畔岸：边际。
不啻：不止。
刚愎：固执己见，不肯接受他人的意见。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首诗的前两句诗概括了作者的处境，由此引出了后两句被迫出走他国的原因。这是一首十分巧妙的隐喻诗，全诗意象鲜明，隐喻深微。
《立木海上刻诗》是今存第一首完整的契丹人写的汉文诗，也是今存最早的辽代五言古绝。这一首诗的意思是，既然自己无力抵住他人的压迫，只好躲避。耶律倍本为皇太子，按说继皇帝位者应是自己，可帝位却偏偏落在自己的弟弟德光身上，德光不仅没有因哥哥之让位而厚待兄长，反而见疑兄长欲加害之，这就是“小山压大山”；而自己虽为兄长，但却无力对抗作为皇帝的弟弟，所以说“大山全无力”。两句诗概括了自己所处的地位，说明了自己走适他国的原因。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辽代诗歌》中指出：“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把契丹文与汉文融合在同一个比喻中，是一种很特殊的比兴手法，也是一首典型的中原文化与契丹文化融合的诗作。
此诗写自己在弟弟的猜忌、倾轧下走投无路的遭际，以及逃奔异国、亡命海外之时的悲凉凄楚的情怀，暴露了封建统治集团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现实。虽然它在艺术技法上尚欠火候，有些生硬、粗糙和平直，带有契丹人开始学习作汉语诗时尚欠成熟的痕迹，但仍不失为一首能体现契丹、汉文化碰撞交融、优势互补的佳作，有着独特的审美功能和当时其他汉语诗无法替代的意义。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宋人吕本中曾在《童蒙诗训》中评论“少游此诗闲雅严重”（《诗林广记》引），“闲雅”当指此诗词语上的特点而言，“严重”则涉及此诗严肃而郑重的内容。它很可能是秦观在仕途遭到挫折后的作品。
“携杖来追柳外凉”这句连用“携”、“来”、“追”三个动词，把诗人携杖出户后的动作，分出层次加以表现。其中“追”字更是曲折、含蓄地传达出诗人追寻理想中的纳凉胜处的内在感情，实自杜甫《羌村》“忆昔好追凉”句点化而成。这样，诗人急于从火海中解脱出来的情怀，通过一系列动作，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画桥南畔倚胡床”具体指出了柳外纳凉地方的方位和临时的布置：“画桥南畔倚胡床。”这是一个绿柳成行，位于“画桥南畔”的佳处。诗人选好了目的地，安上胡床，依“倚”其上，尽情领略纳凉的况味。在诗人看来，这也可算“最是人间佳绝处”（《睡足轩》）了。胡床，即交椅，可躺卧。陶潜“倚南窗以寄傲”（《归去来兮辞》），是为了远离尘俗；秦观“倚胡床”以“追凉”，是为了驱解烦热，都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他们或多或少是有相通之处的。
“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月明之夜，船家儿女吹着短笛，笛声参差而起，在水面萦绕不绝。晚风初定，池中莲花盛开，自在幽香不时散溢，沁人心脾。诗人闲倚胡床，怡神闭目，不只感官上得到满足，连心境也分外舒适。这两句采取了对偶句式，把纳凉时的具体感受艺术地组合起来，于是，一个纳凉胜地的自然景色，就活现在读者面前。
此诗以纳凉为题，诗中着力表现的是一个绝离烦热之处。诗人首先经过寻访，发现了这个处所的秘密，其次进行具体布置，置身其间，与外境融而为一，把思想感情寄托在另外一个“自清凉无汗”的世界。
《纳凉》是一首描写景物的短诗。从字面上看，可以说没有反映什么社会生活内容。但是，透过诗句的表面，却隐约地表现出：诗人渴望远离的是炙手可热的官场社会，这就是他刻意追求一个理想中的清凉世界的原因。秦观是一个有用世之志的诗人。他对官场的奔竞倾夺表示厌弃，力求远避，此诗表达的就是这种感情。这种把创作念图隐藏在诗句背后的写法，读者应着意体会。
1、关羽和刘备的对话有什么作用？
关羽劝说刘备不要再去拜访诸葛亮了，刘备坚决的态度表现了他思贤如渴的诚心和实意。
2、如何理解“离草庐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马步行”这一举动？
“离草庐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马步行”这一举动，表现了刘备拜见诸葛亮的谦恭和诚意。
3、作者多次写到刘备对诸葛亮的谦恭态度，有什么作用？
一方面写出了刘备拜见诸葛亮的诚心和态度，另一方面从侧面交代了诸葛亮的“不俗”。
4、诸葛亮为什么称刘备为“俗客”？
诸葛亮故意称刘备为“俗客”，是为了再次对刘备进行考验。
5、“将军奈何舍美玉而求顽石乎？”这个句子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有什么作用？
本题运用比喻作用分析法。诸葛亮用“美玉”比喻司马德操和徐元直，用“顽石”来比喻自己，表现了他谦逊的品德。
6、诸葛亮分析天下形势，为刘备指出了哪些策略？
本题运用文段内容概括法。诸葛亮分析天下形势，为刘备指出了三条策略：一是曹操势力大，不可与之抗争；二是团结孙权，作为后援；三是夺取荆、益二州，见机行事，成就大业。
7、刘备“泪沾袍袖，衣襟尽湿”，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协助自己的诚恳态度和真心实意。
8、如何理解诸葛亮对弟弟的嘱咐？
诸葛亮对弟弟的嘱咐，包含着对日后的打算，也表现了诸葛亮淡泊名利的品格。
明余庆的《从军行》虽然不比卢思道和杨素的军旅诗差，但他的名气、官位等可是比前两位差得太远了。《隋书》只是在他父亲的传后提到有关余庆的这么两句话：“子余庆官至司门郎。越王侗称制，为国子祭酒。”此处提到的那位越王杨侗原本是隋末战乱时的东都留守官，听说隋帝杨广被勒死，便在自己控制下的洛阳称起了皇帝，还自改国号为“皇泰”，结果还不满一年，便被那位乐争好斗、“残忍褊隘”的大军阀王世充幽禁后废而代之。明余庆呢，就是为这么个倒霉短命的“皇帝”陛下当“国子祭酒”，其出路和运程可想而知。
《从军行》全诗只八句，原文为：三边烽乱惊，十万且横行。风卷常山阵，笳喧细柳营。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会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其白话大意是：边境地区的敌情警报频传而震惊，朝廷则拨发大军纵横于边塞。摆出精巧万变且可风卷边敌的常山阵法，扎定号角威鸣、军纪严明的细柳营盘。不畏严寒的士兵手中剑上的霜花凝而不落，通宵巡逻的哨卫伴着弦月直到天明。一定会象当年汉武帝收复河南地般驱除入侵者，在那收复之地也建一座朔方城般的胜利之城。这首诗除了用典处需略加拆析外，词句并非冷僻诘屈。首句的“三边”系称汉时设立的边地三州“幽、并、凉”州，“幽州”大抵为现今的河北北部及辽宁等地；“并州”相当今日的河北保定、山西的太原及大同一带；凉州则为现在甘肃、宁夏及青海皇水流域的诸地区。古代典籍常将“幽并”连用，此时指称的地域相当现今的河北、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辽宁的一部分地区。诗毕竟不是地理学，多为意指而极少确指，此诗中的“三边”之谓也就并非要象这里的注明那般确切，无非是指称边境地区而已。
“从军行”是个乐府诗题，以前介绍卢思道的“从军行”时就提起过。据《乐府题解》的说法，“‘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所以明诗与卢诗的共同点都在于述说了军旅之苦辛。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写法和着意上，卢诗求细，多至七言28句，不但写战事细腻，写家人对征人的思念也细腻，最后着意于汉夷间的民族和好，表明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向往；明诗求简，仅仅五言八句，一二两句写边关报警、汉师出征，三至六句概述战事的胜利和边地战场的寒苦，最后两句寄托着胜利后对敌方的处置方式的设想----象汉代那样建立专门的城堡、属地和户籍民事组织，把对方有效的控制管理起来。
虽说明余庆史传无名，却是名家之后。其父明克让算得上梁、周、隋三朝名士。明克让字弘道，山东平原人。《隋书.卷五十八》中居列传之首，里面记述说：“克让少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而且早熟有为，14岁既就任参军，是一位少年参谋。早年是在南朝的梁廷为士，梁灭后在北朝的北周为官。隋文帝登基后，又被隋征召为官，且以侯爵加封。因其为官为文的名望具很高，隋前太子杨勇曾以师相尊，深为隋廷看重。隋文帝时的礼乐典故多由他参与修订编撰。隋文帝开皇14年(公元594年)明克让去世，享年70岁。或许是父辈的熏陶与影响吧，明余庆在隋末文坛上也算是小有名气，这里选录的诗便是其中的左证。
隋朝历时短，文人名流自然也少，而且其中多数是自北朝和南朝入隋的，前者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后者如虞世基、虞世南等。有趣的是千古荒淫负恶名的隋炀帝杨广却也颇好文学、颇有天分、颇富诗才，尽管他的大多数诗都是反映其荒淫娱乐的消极之作，但也有个别的景物描写诗语言、意境都很不错，如其中的《野望》：“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看不出是出于帝王之笔，也看不出是出于荒淫者之笔。所以，历史上的大恶者也偶有天赋善意的自然流露，这大概就是三字经上所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的印证吧！也有的恶痞终生不为善、不言善，但命临终结时的所言所情却往往应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铭言。又有些扯远了。转回来说，这里提到本无盛名的明余庆，实在是因为他的这首《从军行》的军旅诗写得不错的缘故，并非是冲着他的历史名望的。诗以作结为：隋诗咏战慕昔时，指故言今意可知。略地伤民人尽恨，邀功讨赏众皆嗤。平安有定唯发展，寇盗无生乃孝慈。古鉴虽尘能预警，团圆奋进最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