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洲曲》，五言三十二句，是南朝乐府民歌中少见的长篇。全文感情十分细腻，“充满了曼丽宛曲的情调，清辞俊语，连翩不绝，令人‘情灵摇荡’。”《西洲曲》可谓这一时期民歌中最成熟最精致的代表作之一。
首句由“梅”而唤起女子对昔日与情人在西洲游乐的美好回忆以及对情人的思念。自此，纵然时空流转，然而思念却从未停歇。接下来是几幅场景的描写：西洲游乐，女子杏红的衣衫与乌黑的鬓发相映生辉、光彩照人；开门迎郎，满怀希望继而失望，心情跌宕；出门采莲，借采莲来表达对情人的爱慕与思念；登楼望郎，凭栏苦候，寄情南风与幽梦，盼望与情人相聚。这其中时空变化，心情也多变，时而焦虑，时而温情，时而甜蜜，时而惆怅，全篇无论是文字还是情感都流动缠绵。
《西洲曲》在艺术上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善于在动态中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比如“门中露翠钿”一句，生动形象地通过动作表达出了人物的心情，而“采莲南塘秋”六句，是全篇的精华所在，它集中笔墨描写主人公的含情姿态，借物抒情，通过“采莲”“弄莲”“置莲”三个动作，极有层次地写出人物感情的变化，动作心理描写细致入微，真情感人。
第二是叠字和顶真的运用。“开门迎郎”场景中，四个“门”字的叠用，强化了女子急切盼望心上人的到来，而不时从门缝向外张望的焦虑心情。“出门采莲”场景中，又连用七个“莲”字，着意渲染女子缠绵的情思。而顶真的运用使得句子灵活生动，朗朗上口。
第三是双关隐语的运用。双关隐语，是南朝乐府民歌中一个显明的特征，它在诗经时代的民歌和汉魏乐府民歌中很少见。一说“莲”与“怜”字谐音双关，而“怜”又是“爱”的意思，隐语极言女子对情人的爱恋。同时，“莲子清如水”暗示感情的纯洁，而“莲心彻底红”是说感情的浓烈。这些双关隐语的运用使诗歌显得含蓄多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诗以“难解”著称，有研究者将其称之为南朝文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比如关于此诗的叙述视角就有不同解读，多数人从女子的视角来理解，也有人从男子的视角入手，认为“忆梅下西洲”中的“梅”指代男主角所寄情的心上人。常言道，诗无达诂，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也可以尝试多种新的视角，从而使诗歌的意蕴更加丰富。
明朝万历年间，钱若赓就任临江府（今江西省清江县西临江镇）知府。
一天，一个乡下人拎了一只鹅到城里，为了办事方便，便将鹅寄存在一家旅店里。可是，当他办完事回来取鹅时，那店主竟耍赖说：“那群鹅是我养的，没你的鹅！”乡下人气愤与店主评理。但由于他没有文化，笨嘴拙舌的，辩不过伶牙俐齿的店主，只好跑到衙门去击鼓告状。
知府钱若赓细心听了乡下人的申述，立即命令手下人将店里的4只鹅全部取来，分关四处，每处配给一张纸、一支毛笔、一方砚台，说是让这些鹅招供各自属于谁。
鹅又怎么能自己招供？真是天大的笑话。城里的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好奇地前来观看，连府中差役对钱若赓这种独特的审案方式也感到惊异和纳闷，无不替他捏了一把汗。
钱若赓似乎对案子漫不经心，刚布置完毕，就若无其事地用餐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派人出来探问；“鹅招供了没有？”
不久，钱若赓步出内室，亲自下堂巡视分关着的鹅，他看过以政，微笑着颔首捋须，自言自语：“嗯，好，好，它们已经招供啦。”差役们望过去，只见4只鹅除各自拉了些屎外，纸笔砚台丝毫未动。他们真的不知道钱知府卖的什么“关子”。突然，钱知府伸手指向其中的一只鹅，语气肯定地说道：“这只就是那乡下人的！”
钱若赓确实说对了。
钱若赓并不认识乡下人的鹅，他的判断是如何作出来的呢？原来，他是位富有生活经验的官吏。他知道，乡下的鹅吃的是野草，粪便是清淡的；城里的鹅吃的是谷子，粪便呈现黄色。要确定鹅的主人是乡下的还是城里的，只要查看一下鹅粪便一清二楚。
钱若赓把自己断案的依据讲出政，那个贪婪而又狡猾的店主顿时脸色煞白，连忙磕头谢罪。
公元810年（元和五年），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因得罪了权贵，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五首《放言》诗来表示他的心情：“死是老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两回左降须知命，数度登朝何处荣”。过了五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时元稹已转任通州司马，闻讯后写下了充满深情的诗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在贬官途中，风吹浪激，感慨万千，也写下五首《放言》诗来奉和。此诗为第二首，诗主要讲祸福得失的转化。
这首诗包含了矛盾转化的朴素辩证观点。应该指出的是，矛盾的互相转化是有一定条件的，没有一定条件，是不可能发生或实现转化的。诗中所讲的《塞翁失马》的故事就是这样。塞翁的马失而复还，而且还带回一匹好马，这是福；但是后来，其子骑马又摔坏了腿，福于是变成了祸。其中，这个儿子去骑马，或是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安全措施，或是由于他的骑术不高明，摔下马来，这就是其福转化为祸的条件。而“马失应无折足忧”的说法，只讲转化，忽略了转化的条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是不足取的。当然，这是诗句，不可能讲得那样细致，后人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