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首诗里，诗人对崇徽公主不仅是怜其远嫁，哀其不幸，而且从政治上指明产生这个悲剧的原因。这就使这首诗在格调上不同于一般洒同情之泪的凄凉挽歌，而启发人们在深沉的哀怨中进而对这些女子的个人悲剧加以政治上的思考，激起人们对许多不能远谋的肉食者的愤慨。
诗从对比开始。诗人的眼前出现了当年崇徽公主远嫁时的凄凉清景。“啁啾”是形容鸟的细碎鸣叫声，白居易《燕诗》诗：“却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悲。”不离故乡的鸟儿尚啁啾鸣叫不止，而豆蔻年华的少女随着悲笳离别父母、远嫁万里之外，就更加依恋不舍了。作者在这里倾注了自己对她的怜惜同情。“青家埋魂知不返，翠出遗迹为谁留？”在感情上更进一层，同时，诗人的思绪也回到了现实。诗人在这里反用了杜甫咏王昭君的“环佩空归月夜魂”（《咏怀古迹》）诗意而用了一个“魂”字，则使诗情变得更为深婉，同时也为读者刻画了一个楚楚动人的形象，她满眼含着哀怨的泪水在“翠出遗迹”之间飘荡。青草年年绿，此恨绵绵无绝期。接下来作者奇峰突起，发出议论：“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诗人发自肺腑地提问：自古以来，有几个肉食者能为国家的富强而出谋划策？又有多少美丽可爱的女子遭受远嫁的厄运，成为对外执行妥协政策的牺牲品？“玉颜”反为“身累”，“肉食”不与“国谋”，诗人寓于这两对矛盾现象中的诘问尖锐犀利，自古罕见。此联议论深切痛快，而又对仗工整。末联，作者笔锋一转，长叹一声，无可奈何之情袭人心怀，行路人到此只能报之以叹息，而孤魂栖止的出花涧草春秋更替，年复一年。这里以无情衬有情，颇有韵致。
全诗随着诗人感情的变化而发展，从怜惜、愤慨直至无可奈何的叹息，在时间上，则两度由古及今作大幅度的跳跃，使诗情波澜起伏，把感情之流导入诗人以激清冲击而成的曲折回荡的河道中。
这首诗可以分三个部分。前六句为第一部分，写途中所见，描绘出一个不安宁的、充满冲突的、为某一种强大的力量所压迫、钳制着的世界。中间四句为第二部分，写气候的恶劣和行路的艰难，暗寓人生多艰、仕宦不顺。最后四句为第三部分，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表现寒士被压抑的痛苦和不平。这首诗语言蕴藉含蓄，修辞奇特，耐人寻味。
这首诗起笔写景，毫无关于旅程的一般交代，避免松缓不着力。所写景物，又是尖锐强硬的，扑面就是一股逼人的气息。写树不从全体着眼，单写树枝，因为冬日无叶，只见干枯的枝桠斜斜上指，更能显出“危且竦”的味道。“竦”似乎是有意的努力地向上伸展，这就使静物有了动感。鲁迅《秋夜》写他后园的枣树的树枝，“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与此相似。而后写山石。这石是刀刃一般尖锐的“峰石”，而且或横或斜，相倚相积，像是要割碎一切从它上面经过的东西，令人感觉得不安。萧子显说鲍诗“发唱惊挺，操调险急”，不仅适宜于《拟行路难》“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那样的句子，也适宜于这种写景的开头。接着二句是远处的景物。山涧是一层又一层，从那目光所不及的远处山涧中，隐隐传来松涛的声音；山崖是一重又一重，在那不易辨认的远处山崖上，似乎积聚着好些阴云。松涛不是危险，阴云也不是可畏。但“隐”和“伏”二个动词，却是把它们写成了有意匿伏，似乎有所等待、有所窥伺的东西。也许，在鲍照心里，总觉得外界有什么不可知的力量随时在威胁着自己，才这样写。在寒冷的天气中，他也感到了外在力量的压迫。什么地方结冰了，但他不说“结”，不说“凝”，也不说“合”，却用了一个力量很强的“闭”字，好像冰要把这个世界给封闭起来。而形容四周的寒意，他也不用常见的“深”字或者“浓”字，又用了一个力量很强的“壮”字。说冰“闭”寒“壮”，是奇特的修辞，所以格外警醒。那么没有东西是逍遥自在的。连通常在诗歌里作为自由的象征来写的鸟儿，也被烈风吹得双翼倾斜，令人担心它们会从天上掉下来。
这六句写景，描绘出一个不安宁的、充满冲突的、为某一种强大的力量所压迫、钳制着的世界。无论从诗本身来看，还是从其它资料来看，当时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件。这样的描写，只是表现着诗人对他所生活的世界的总体感受。前面说到的鲍照对不合理社会的反抗意识，其实不用另外去找，当他以如此警觉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如此敏感地体会到外部力量的压迫，如此不安宁地描摹自然的时候，就是反映了很强的反抗意识。通常，一个缺乏自由意志的人，总是很迟钝的。
“斯志”以下转写自身。“斯志”，大约是说自己的志向吧。当初他在刘义庆门下，未受任用，便向刘义庆献诗，以显露才学。有人说他身份太低，不该随意惊扰大王，他勃然大怒道：“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沈没而无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然而献诗的结果，也就是得了一个不起眼的侍郎。“逢凋严”，字面上说的是天气，又不仅只是说天气。从王府赴任，应该是车马盛众，然而他却说是“孤游”。这是因为，没有人理解自己，没有人赏识自己，人马再多，也只觉得空空漠漠，甚至会因此更觉得孤独。“孤游值曛逼”，也是一个奇特的句子。“曛”是黄昏暮色，这暮色正向人逼来，给人强大的压迫感。这是说年华易逝，见日暮而自伤，也是叹息空怀壮志，不能为世所容。总之，这“逼”也是一种自我与外界的对抗状况。而后二句才是行途生活的纪实。“兼途”犹言“兼程”，赶得很急，少有下鞍憩息的机会。“半菽”，原意是指军中缺粮，士兵吃的是蔬菜与豆类各半相杂煮成的食物，这里指自己的生活待遇差。他在王府中地位很低，说“半菽”固是用典夸张，但实际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末四句称自己为见识浅短的“细人”，为生活逼迫而被人驱使奔波，并借长河水的川流不息以比喻自身漂泊不定的遭遇，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表现寒士被压抑的痛苦和不平。
这首诗写出了红梅独特的姿态和个性。
诗的起笔手法就与众不同。诗人并不急于点题，而是把所要写的红梅置之一边，先请桃李登场。这样做的用意是很明白的，孤立地描写红梅，读者不易领会，必须有参照物。请出桃李作参照，桃红李白，尽人皆知。桃李既有妒梅之心，说明红梅兼有桃的“红”和李的“白”，实则不红也不白，而是在红白之间。这样一来，虽未言及红梅，而红梅已在句中了。
劝告“桃李莫相妒”，得有充足的根据。这一点诗人已经成竹在胸，深思熟虑了。第二句就用哲理来说服。“夭资元不同”，事物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特性，这就是所谓的“夭资”。红梅就是红梅，既不同于桃，也不同于李，互不相干，有什么可妒忌的呢。这句从容道来，仍不让红梅亮相。
后二句是诗的重心所在，是骨子。诗人终于将自己思维中塑成的红梅的美奉献给了读者。红梅从它的大家族中分离出来，但它“犹余雪霜态”，梅所固有的傲霜凌雪不畏严寒的品性没有变，而且不是“十分红”。大自然赐予它粉红的花色，又使它优于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变得更加妖娆多姿了。红梅既有高洁的内在美，也有娇艳的外表美，难怪桃李等异族姐妹要嫉妒它了。至此，红梅的形象已玉立于读者心中。“未肯十分红”回应第一句，也是劝告“莫相妒”的理由之一。
这首小诗活泼而有趣。全诗四句都好像是红梅向桃李作解释；花草本为无情之物，但诗中的桃李会“相妒”，红梅也“不肯”红得过分，免得引起“与桃争艳”的嫌疑，增强桃李的妒心，都被人格化为有情之灵了。操守高洁而谦虚和逊的红梅形象刻画得非常成功。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