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言律诗是吟咏竹子的,但与一般泛咏景物之作不同,根据诗意,所咏之竹当实有所指,这须待读完全诗才能明白。
诗的前四句摹写竹之形状,但写的角度却极富于变化:一、二句一俯一仰,一是下写竹子入水之态,一是上写竹笋抽空之影,这是直接写竹;三、四句写笋径露华、霜根苔色、是以露、苔衬竹,是间接写竹。但是不管是直接写还是间接写,都并非出于悬空虚拟,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景和境地,是诗人置身其间的观察、摹写。他低头看见了水中的文竹,微光摇曳,斑驳可爱;抬头望见了绿色的竹影,竹影凌空而上,充溢着春天的勃勃生机。这似乎是一个清新的早晨,诗人从竹林掩映的小路走过,竹笋上还挂着亮晶晶的露珠儿,带着粉霜的竹根也快要被青青的苔藓遮盖了。多么幽雅的境地!多么可爱的翠竹!这是诗人所熟悉的土地上的竹林——故里昌谷(今属河南宜阳)的竹子。据河南宜阳县委宣传部《李贺故里调查》报告上说,“今昌谷村名虽无”,但这一带的村子大都“绿竹成园,较大之竹园即有一百多亩”(转引自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由此可以想见当地竹林盛况,李贺自己也在诗中多次提到它:“舍南有竹堪书字”(《南园》)、“竹香满凄寂,粉节涂生翠。……竹薮添堕简,石矶引钩饵。……柳缀长缥带,篁掉短笛吹。”(《昌谷诗》)而且,除了这首《竹》诗外,还有一组诗——《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专咏故里之竹,其中一首云:“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这都可以证明这首《竹》诗所吟咏的为昌谷之竹无疑,因为在这里,李贺才更可能如此从容安闲地去欣赏它。“抽空”,形容竹子劲直挺拔上长的状态,也就是《昌谷北园新笋四首》诗中所说的“更容一夜抽千尺”或“笛管新篁拔玉青”之意。“霜根”,并非竹根上真的有霜,而是指竹根上结的白色粉末,有如寒霜,即《昌谷北园新笋四首》里“腻香春粉黑离离”的“春粉”。这四句诗不但写出了竹子的劲直潇洒,也写出了环境的幽雅迷人。
诗的后四句又换了一种笔法,写竹子的功用,并寄寓感慨:“织可华香汗,裁堪钓锦鳞。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孙”。竹子编织为席,可以华接香汗;斫裁成竹竿,可以用来钓鱼(“锦鳞”)。但这还是普普通通的用途,算不得奇特,最值得夸耀的是竹子曾被朝廷采用,制作贤冠上的横梁。《周书》载:“成王(姬诵)将加玄服,周公(姬旦)使人来零陵取文竹为冠。”《舆服志杂注》:“天子五梁进贤冠,太子、诸王三梁进贤冠。”“梁”指帽子里面硬的横衬,以竹为之。这似为此诗末二句之所本。很显然诗人是有所寄兴的。竹子那潇洒的风度、劲直的气节,竹子的被重用,这些怎能不令诗人歆羡和感慨呢?诗人怀不世之才,常有济世报国之心,但终其一生,始终是郁郁不得施展,虽曾官奉礼郎,但位不过从九品上,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亦不过是“臣妾气态间,惟欲华箕帚”而已,终无能为。其情其志,于诗中时时可见,所以于吟物之中连类而及,也是很自然的了。
李贺之诗,虽然笼统地说,其光怪陆离、虚荒诞幻,是深得楚骚之真传,但细致说来,又有所区别,大抵长篇歌行,近于楚骚和汉魏乐府歌诗,而五言律绝,则更类似于齐梁间诗,显得明艳浓丽。此诗亦是如此,尤其是五、六句,活脱脱齐梁口吻。但李贺此诗并不止于咏物,而是将自己的情志编织于其中,因此与齐梁诗那种无聊至极的香艳软媚不同,这也该是李贺此诗的成功之处吧。
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三篇一组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作者通过麋、驴、鼠这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揭露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得意小人的丑态,并预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文章语言简洁凝练,以小见大,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临江之麋》一篇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这三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它深刻地批判了无才无能却又惯于逞能炫耀的“叫驴”式人物。结合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可见他是针对政敌而写,讽刺了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柳宗元通过想象、夸张的手法,抓住了驴、虎之物类的特征,刻画社会中某些人“出技以怒强”的行径,生动形象。同时,这篇寓言也为后人留下“庞然大物”、“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永某氏之鼠》嘲讽了社会上“窃时以肆暴”的一类人。这类人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
这三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临江之麋》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永某氏之鼠》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橇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临江之麋》写麇与犬相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竟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黔之驴》中对虎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逼真。开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所以“蔽林间窥之”。次后,“稍出近之”,然而“愁愁然莫相知”。下面写初听驴呜,大骇远遁,以为要吃自己。及至往来观察,终觉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本事,于是做各种试探。到了摸清底细,乃跳踉大咽,尽食其肉而去。一笔笔写来,自然而真实。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临江之麋》末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永某氏之鼠》结尾:“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也是意味深长,只有《黔之驴》结尾议论较透一些。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
永州地处江南,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春天的到来,自然要比长安早,“南楚春候早,余寒已滋荣”。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地季节,带给人们的是勃勃的活力,盎然的生机。作者写早春,用早春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希望,对未来的希望。然而“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春天是美好的,可惜作者被贬在永州,有家也回不成,是“软禁”在这里,是一个“不自由”之身,因此,他借春风来寄付自己的思乡情,借春风来把希望带回故乡,恳切希望春风把自己带回故乡。然而这只是一个“梦”,是一场“春梦”啊。再美好的春梦,也会破灭的。作者写“思乡”是写在早春里,这是这首诗构思最新颖之处。这种思乡之情,不是在夜深人静,是由寂寞引起,也不是在“佳节”因孤独涌现的思念,他是在大地复苏,春意浓浓,热闹忙碌的早春中“思乡”,这种思乡之情就更浓更深了。
这首诗最后一句“殷勤入故园”,“殷勤”一词,它写出了作者浓烈的思乡情,写出了作者殷切的期盼,写出了作者的怨愤,它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中心所在。爱与思,期盼与厚望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感情,大概是他到永州之初最强烈地一种情感。作者的这首五绝诗情味蕴藉,构思新颖,目景入情,笔随意到,语言通俗明白,主题单纯,但是表达的情是复杂的,在浓浓的思乡情中,也表达了作者不可释怀的心态,爱怨交织的复杂感情,有着浓烈的诗趣,堪称以少胜多的杰作。所以读者欣赏这首诗时,一定理解把握这种复杂的感情,理解早春中的思乡是别有一番情意。这也是柳宗元文中所特有的“淡泊中的至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