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诗的首句“折冲儒墨阵堂堂”说苏轼用堂堂之阵来平息儒墨之争，学术不偏激，能得其平。赞扬苏轼的学识渊博，又以“折冲”的驰骋之意表现他洋溢的才气。“书入颜杨鸿雁行”，这里不是说苏轼的书法像颜真卿、杨凝式，而是说他和颜、杨两人一样是当时第一流的书法家。这句称赞他的书法高妙，是从运笔使墨、技艺不凡而言，又已经暗含着“师心使气”而写形传神的命意。第三句“胸中元自有丘壑”是全诗之眼。不仅是说苏轼落笔之前胸中已有成像，更强调了综合学识、才艺、经历等诸多因素在其内心积蓄的丰富涵养。即唯有这样的内涵，胸中才会有这样的成像。“故作老木蟠风霜”，这历尽“风霜”的“蟠曲”“老木”，岸然苍劲，既是高明笔墨的表现，也是画家胸襟的写照。“胸中丘壑”原是东晋谢鲲形容自己的隐逸情趣，被诗人借来表现画家的外观与内力的融合。这幅枯木，是苏轼胸中的郁结自然吐露的。跟凡庸之辈不同，所以落笔作画，有“老木蟠风霜”之态。至于称赞书法，当是画上有题字的原故。最后两句巧妙地把评画和品人结合到了一起。热情地赞扬了苏轼的艺术造诣，高度评价了苏轼的人格，两者结合，自然而贴切。

　　这首诗前二句说苏轼在学术上有集大成的特点，书法可与颜杨并驾并驱。后二句说正是这些深厚的艺术修养、人生体验，使苏轼画出格高韵古的枯木图，达到诗、书、画三者相互圆融的艺术的化境。诗以议论开端，仍以议论承转，通篇阐述画理，到尾句才扣到枯木图上。全诗构思特点是，不光写“老木蟠风霜”，还写出了苏轼的为人，写出了他的“折冲儒墨”，写出了他的“胸中丘壑”，构思奇特。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该诗首联叙述下天竺寺与中天竺寺的历史关系；颔联与颈联描述禅师修行之处的风景；尾联阐述禅师的平常道行，随缘真心。全诗浑然天成，禅韵缭绕。

　　首联写禅寺缘起。一寺分为两寺，而两山相近，进了此山，也就等于进了彼山。

　　颔联接着细写两寺、两山方位关系，写东西南北相连相近，从流动的云、水写起，正是最好不过，而妙语如珠，一气读来，也恰如行云流水。

　　颈联仍写两寺关系，而“前台”“后台”“钟声”，已带出第七句“行道处”。前已写尽南北东西，接着又写前后上下，圆转玲珑，无所不到，读来应接不暇。句式与首联固是不同，与颔联也是同中有异，并不犯复，而写花则从后视前，写声则从上到下，丝毫不乱。这六句诗，对仗工整，连续使用叠字，诗味回环。东西南北前后上下，顿拓无限空间，生出十方无界的超然感觉。尤其是颔联与颈联，包含了方位只是相对成立的观点。东涧水流，从更东边来看，就是西涧水。南北山云，前后台花，上下界钟，皆是此意。

　　尾联归结到禅师身上，佛经中本有天女散花的典故，“天香桂子”，正合身份。尾联要收束全篇，不宜再用对句，而末尾“纷纷”又用叠字，则眼前仍是一片缤纷景象，诗虽至此而尽，余韵却悠然不绝。

　　这首诗通过对两座天竺寺的历史关系、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诗人想象的“天香桂子落纷纷”，表达了诗人对韬光禅师仰慕、钦佩之情。全诗之创格在于章法奇特。诗的前三联，单句为句中对，合句为流水对，即前六句在相同的位置用同字，一句之中前后相对，两句之间上下相对，如珠走玉盘，铿然和鸣，笔势飘逸，流动自然，显示了圆熟的技巧。该诗音节紧凑而活泼，意致连绵而流丽，构思巧妙，语若连珠，有山歌风调，是七律之创格。

　　郑风·缁子》诗中洋溢着一种温馨的亲情，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首描写国君与臣下关系的诗，还不如说这是一首写家庭亲情的诗更为确切。当代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一首赠子诗。诗中“予”的身份，看来像是穿缁子的人之妻妾。孔颖达《毛诗正义》说：“卿士旦朝于王，服皮弁，不服缁子。退适治事之馆，释皮弁而服（缁子），以听其所朝之政也。”说明古代卿大夫到官署理事（古称私朝），要穿上黑色朝服。诗中所咏的黑色朝服看来是抒情主人公亲手缝制的，所以她极口称赞丈夫穿上朝服是如何合体，如何称身，称颂之词无以复加。她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如果这件朝服破旧了，我将再为你做新的。还再三叮嘱：你去官署办完公事回来，我就给你试穿刚做好的新子，真是一往而情深。表面上看来，诗中写的只是普普通通的赠子，而骨子里却唱出了一位妻子深深挚爱自己丈夫的心声。

　　全诗共三章，直叙其事，属赋体，采用的是《诗经》中常见的复沓联章形式。诗中形容缁子之合身，虽用了三个形容词：“宜”、“好”、“席”，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无非是说，好得不能再好；准备为丈夫改制新的朝子，也用了三个动词：“改为”、“改造”、“改作”，实际上也都是一个意思，只是变换语气而已。每章的最后两句都是相同的。全诗用的是夫妻之间日常所说的话语，一唱而三叹，把抒情主人公对丈夫无微不至的体贴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