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发问,初看好像问得没有道理。词人的家园在北京,任何一条大路都能通向北京,无需问得。要知道在词人心目中,因为爱妻已死,今日的家园,已非昔日的家园。也就是说,要回到昔日的家园,已无路可通。由于心中忧伤,眼前所见的青山绿水,也都染上了一片愁容,变成了残山剩水。这时凄冷的春天已过,到了初夏割麦的时节。
下片谓去年这时节开的花,在古诗词中,“花”有时专指牡丹,想必又将把新萌放,因而想起词人过去与妻子在花前月下所过的恩爱时光,但这一切已不堪回首。最后二句以议论作结,谓今年的东风,纵使能像去年的东风一样地吹,今年的花能像去年的花一样地开,而心爱的妻子再不能死而复生,过去的恩爱岁月不可能再有了。
全词写词人与妻子的再一次分别,词人在“残山剩水”的旅途之上,生发出了痛苦的相思之情。全词用的全是平淡语,结句似也无甚新意,但全都凸显词人心境的悲凉。
这是首送人之作,作于公元1092年(元祐七年)。此词上阕抒写作者对苏坚归吴的羡慕和自己对吴中旧游的思念。用“黄犬”这一典故,表达出盼伯固回吴后及时来信。“呼小渡”数句细节传神,虚中寓实,给对方一种“伴你同行”的亲切感。下阕抒发了自己欲归不能的惋惜,间接表达对官海浮沉的厌倦。就伯固之“归”,抒说自己之“归计”。
在众多的送别词中,苏轼的这首《青玉案》可谓别具一格。一方面作者为送客而作,一方面自己还客居他乡,是为“客”中送客之作。整首词中心在于一个“归”字,既是羡慕苏坚归吴中,亦是悲叹自己归梦难成。“作个归期天已许”一句,奇境别开,明知不可归而犹言“天已许”,思归之情,倍见殷切。“小蛮针线”则显出宦游天涯之可衰,情真意切,其意境绝非柳永“针线闲拈伴伊坐”(《定风波》)之类小儿女语所可比拟。“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归期天已许”写苏轼迫切思归与亲人爱侣团聚,特借白居易所宠爱的善舞妓人小蛮,喻指其爱妾朝云,朝云亲手缝制的春衫“曾湿西湖雨”,为“天注定”做一注脚:天公有情,为朝云之相思而洒泪雨,淋湿词人春衫,岂非“天已许”吗?全词写词人思念朝云,写法婉曲,含蓄深沉。
这首诗形式上为乐府民歌,语言自然朴素,寓意也十分浅显明白。以种瓜摘瓜作比喻,讽谏生母武则天切勿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伤残骨肉,伤害亲子。
开始两句描写种瓜黄台下,果实累累。诗人者使用“离离”这一叠词,简括而又形象鲜明地点染出瓜熟时长长悬挂在藤蔓上的一派丰收景象。接着写出“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的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一个“好”一个“稀”,言简意赅,形象鲜明,对比强烈,深刻地揭示出事物生长变化的辩证规律,于轻描淡写中寄托了诗人的深远用意。“三摘犹自可”使用让步修辞手法,以突出“摘绝抱蔓归”的可悲结局。诗人的原意是借以对武后起到讽喻规劝作用,希望她做事留有余地,切勿对亲子一味猜忌、过度杀戮。否则,犹如摘瓜,一摘、再摘,采摘不已,最后必然是无瓜可摘,抱着一束藤蔓回来。
这首诗在格调上比较类似于曹植的那首“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七步诗》)但曹植用豆和豆萁比喻兄弟相煎的情形,而李贤这首诗却是用藤和瓜比喻母子“相煎”。所以,相比于曹诗“相煎何太急”这样激烈的言辞来,李贤的这首《黄台瓜辞》更多的是一种哀惋。他在诗句中也没有办法进行指责,因为“敌人”是自己的母亲。李贤的诗中,并没有太抱怨自己的厄运,而是奉劝母后“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不要对亲生儿女们赶尽杀绝。
全诗虽只六句三十个字,却表现出一个完整的主题思想。语言平易晓畅,体现了乐府民歌的特色。全诗运用比喻,寓意蕴藉深婉,能收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