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此诗开头四句由傍晚登临纵目所见，引起对历史及现实的感慨。人们在登高临远的时候，面对寥廓江天，往往会勾起对时间长河的联想，从而产生古今茫茫之感。这首诗写登楼对景，开篇便写河中百尺危樯，与“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王昌龄）、“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元）等写法异曲同工。以“高标出苍穹”（杜甫）的景物，形成一种居高临下、先声夺人之感，起得气势不凡。此句写站得高，下句则写看得远：“汀洲云树共茫茫。”苍茫大地遂引起登览者“谁主沉浮”之叹。遥想汉武帝刘彻“行幸河东，祀后土”，曾作《秋风辞》，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之句。（《汉武故事》）所祭后土祠在汾阴县，唐代即属河中府。上溯到更远的战国，河中府属魏国地界，靠近魏都安邑。诗人面对汀洲云树，夕阳流水，怀古之幽情如洪波涌起。“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一联，将黄昏落日景色和遐想沉思溶铸一体，精警含蓄。李益生经战乱，时逢藩镇割据，唐王朝出现日薄西山的衰败景象，“今日山川对垂泪”（李益《上汝州郡楼》），不单因怀古而兴，其中亦应有几分伤时之情。
后四句由抚今追昔，转入归思。其前后过渡脉络，为金圣叹所拈出：“当时何等汉魏，已剩流水夕阳，人生世间，大抵如斯，迟迟不归我为何事耶？”“事去千年犹恨速”一句挽结前两句，一弹指间，已成古今，站在历史高度看，千年也是短暂的，然而就个人而言，则又不然，应是“愁来一日即为长”。“千年犹速”、“一日为长”似乎矛盾，却又统一于人的心理感觉，此联因而成为精警名言。北宋词人贺铸名作《小梅花》末云：“遗音能记秋风曲，事去千年犹恨促。揽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就将其隐括入词。至此，倦游思归之意已水到渠成。“风烟并是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非春已可伤，何况春至。无怪乎满目风烟，俱是归思。盖“人见是春色，我见是风烟，即俗言不知天好天暗也。唐人思归诗甚多，乃更无急于此者”（金圣叹语）。
这首诗首联描写古城周围的一片萧条景色，中间两联写登临远近所见，最后一联写诗人的归思乡情难遣。全诗采用白描手法，虚实结合，写景工致。这首诗抒发了诗人的怀乡念家之情。
诗的首联刻画了古城周围的一片萧条景色。“平芜古堞暮萧条，归思凭高黯未消。”扬州地处平原，郊野一望无际，深秋季节，草木凋零，给人以荒芜的感觉。这里的堞代指整个城墙。在广漠的荒原之中，古老的城墙孤零零地矗立着，加上夜幕悄悄降临，这一切都显出一种冷落萧索的气氛。由此自然而然地引出诗人的“归思”。作客异地，登临凭眺，本来就容易激发乡情，何况眼前呈现的又是这样凄清的景物，令人黯然销魂。开篇这一联给全诗定下基调。
中间两联写登临所见，一远一近。“京口寒烟鸦外灭，历阳秋色雁边遥。”镇江在扬州的对岸，隔江相望，而历阳距离更远。从扬州城上眺望出去，京口一代的袅娜炊烟尚明灭可睹，而历阳那边的风物更加遥不可辨，只剩下一抹秋色。这一联都是写的远景，其中仍有稍近或更远之分，用“鸦外”和“雁边”暗示区别，写得很有层次。在这之后，诗人的目光收回来，注视于近处的江面。深秋的江水色调清冷，片片落叶坠入水中，溅起水珠，有如雨点。由于天色渐晚，江面水口风力增大，预示着涨潮的时刻就要到来。这一联写景中结合人的感受，体物工细入微，常为后人称引。而“清江木落”、“暗浦风多的境界”的境界，跟上一联的几缕青烟、一抹秋色，远近相映，浓淡互衬，合组成一幅江天惨淡的水墨图，更进一步烘托了诗人的愁思。
尾联诗人写归思乡情。“惆怅此时频极目，江南江北路遥遥。”诗人此时频频极目远望，故乡遥隔千山万水，渺不可见，只有慢慢长道，贯通江南江北，向着天边延伸而去。面对此情此景，又怎能不叫人感慨万端，惆怅不已。篇末明点“惆怅”，妙在不说破惆怅的根由，把一片乡情隐没于“江南江北路迢迢”的画面中，就显得含蓄而有余味。
此诗是和答乡里亲朋之作，对故乡的深切怀念，从思想感情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所以诗中不必再叙交谊，而交谊即在其中。通篇采用白描手法写景抒情，不炫弄才学，不雕琢文词，有别于一般的宋人诗作，可以看出诗人倾心于唐诗的趣尚。而已经衰飒，作风清迥刻削，仍缺少盛唐诗歌的浑厚气象。
这篇散文用人物传记的形式写毛笔的制作、使用和日久头秃被主人所废弃，因此摹拟史传笔法。全文一共是五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一二段为第一部分，写毛颖的家世。三四段为第二部分，通过毛颖被皇帝重用与抛弃，这样亲疏各别的对比，深刻阐明：皇帝寡情，对待百姓不过是利用而已。第五段为第三部分，是作者对毛颖以俘虏身份进见，受到重用，最后被弃置这一事实发表议论。这篇散文运用语意双关、寄托象征的方法，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意在言外，耐人咀嚼。
第一部分，写毛颖的家世。第一段，先叙毛颖祖先明际，封于卯地，死后为十二属相，次叙敌人月宫、齐东郭馈被害，如同史传叙述先世。第二段借秦始皇大将蒙恬围猎献俘，隐喻聚毛制笔。“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始皇使恬赐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处处双关毛笔。
第二部分，第三段写毛笔因有广泛功用，得到人人的喜爱和皇帝的重用。叙毛颖得到宠幸，“与上益狎”的情况，作为下面被抛弃的反衬。第四段，写毛颖因“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而遭皇帝揶揄，并受到“不复召”的冷遇。
第三部分，模仿《史记》“太史公曰”评价毛颖的历史功绩，对其遭到疏远抒发感叹。是作者对毛颖以俘虏身份进见，受到重用，最后被弃置这一事实发表议论，尖锐地指出：“秦真少恩哉！”篇末点睛，一针见血。
这篇文章以事件进行谋篇，三部分紧密联系，一气贯注，但中间峰峦迭起。如毛颖祖先的一支遭覆灭之灾，毛兔家族交了厄运，接着蒙恬将军“载颖而归”，毛颖成了俘虏，不料秦始皇“赐之汤沐”，毛颖得到了封爵，“日见亲宠任事”，情况发生剧变。毛颖的命运由逆境往顺境转化，此后，愈见发达，君臣、国人，无不喜爱，毛颖达到了事业的峰巅，但一次偶然的机会，毛颖免冠谢皇帝，暴露了自己的缺点，便被皇帝弃之不用。这是文章的一大转折，既是寓言的高潮，亦是它的结局。这个结局是带悲剧性的，它犀利而深刻地道破了皇帝的本质。行文至此，本可收束，但“太史公曰”一段议论阐发了寓言的含意，使主题愈益深化。如此转折变化，曲尽其妙。
这篇散文在写作手法上颇具特色。
首先，这篇散文的构思新颖奇特。作者别开生面，采用寓言文体，选取众所熟知的毛笔作为主角，用拟人手法，并仿照《史记》人物传记的体例宋写，化对具体事物的客观说明为对人物身世的生动描述，寓作者之意于“毛颖”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遭遇之中。读者读完全篇，“毛颖”的生动形象仿佛浮现于眼前。散文同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样，其艺术上的可贵之处，首先当推形象之创造。本文即以此构思，激活全篇，使之生动活泼，精彩动人。
其次，在表达方法上，文中有对毛颖身世、遭遇的叙述，情节生动、曲折，宛如小说。也有关于兔子，毛笔的知识性说明，使读者在饶有兴趣的阅读中增加见闻。其间还穿插一些神话、传闻，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趣味性。结尾处仿《史记》手法，言微而意重，使读者读罢犹不能释手，似有余音不绝于耳。
总之，文章是将叙述、说明、议论、抒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整篇文章既锚落有致，富于变化，又做到章法谨严，进退有度。第三，作者行文无拘无束，自然流畅，语言富创造性。作者在文中继承和发扬了先秦西汉散文语言的优秀传统， 自然而无堆砌浮艳之风，多用双关语、谐音语，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使读者在轻松会意的微笑中为作者的机智所折服，并由此而产生共鸣。作者圆熟的语言能力，也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这首词起二句一“凭”一“解”，连续两个动词，写出女主人公有所思怀而心绪不宁。按照词意，顺序应为“解罗帷，凭绣槛”，这里使用逆挽法，凸显女子凭栏怀念、盼望征人的形象，并且“凭”“解”两个动作，既揭示出女子内心的不安，也为后面描写她的所见所感张本。接着二句，先写思妇失落，再写潇湘雁飞，以春雁北飞反衬人情。“未得君书”为凭栏解帷之由。“断肠”二字，一气直下，也是凭栏时所见所感：潇湘春雁，按时归去，人不如鸟，归期渺茫。“不知”句一问，把女子的企盼引向无法知晓的茫然，直接抒发其内心的愁苦。末二句又将词意宕开，写暮春时节，海棠花谢，细雨霏霏，构成凄楚迷蒙的境界，以景结情，将女主人公无限遐思织入海棠花谢雨蒙蒙之中，将她伤春感怀、念远思人的痛楚情绪表现得更加深沉含蓄。
此词不仅勾勒出一幅思妇凭栏远望的图景，而且通过景物描写，十分细腻而含蓄地道出了她无限惆怅的情绪。语句比较朴质，写得饶有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