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一开始就对郑所南所画的兰抒发自己的感受。但这种感受是作者通过自己的想象把郑所南所画的兰加以改造后而抒发的。郑所南画的是不着土地的兰花。而作者想象这画中的兰花,在肃杀的秋风里已变成了茅草。这里作者用了屈原《离骚》中“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的诗意,以此手法,表明宋亡之后,不仅国土惨遭蒙古族统治者的蹂躏,而且许多人有的受到摧残,有的变节,有的抗元复国的意志消磨殆尽。而且是整个“南国”一片凄凉,毫无复国的生气了。这两句写出南宋灭亡之后,在蒙古族残酷统治下,抗元复国的斗争已逐渐消沉的情状。
后面两句转而赞扬郑所南。说只有郑所南忠于南宋之心依然坚定不移,他用自己的泪水和着墨水画兰,以绘画的方式写出又一部《离骚》。从而表现了郑所南坚贞的民族节操和坚定的爱国信念。作者赞扬郑所南,实际也表达了自己绝不屈服于任何暴力的民族气节。
全诗用反衬手法。前两句用比的手法表现在蒙元残酷统治下人们抗元复国斗争日益消沉的景象,后两句写郑所南坚贞之节依然不变,以前面两句反衬后面两句,见出所南坚贞之志和爱国精神的可贵。正如孔子所说的:“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
此诗是集春景、乡思、归梦于一身的作品。前二句述写异乡的春天已经过去,隐含了故乡的春色也必将逝去的感慨;后二句想象春风非常富有感情而且善解人意,仿佛理解了诗人的心情而特意为他殷勤吹送乡梦。
“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这是一个细雨初晴的春日。杨柳的颜色已经由初春的鹅黄嫩绿转为一片翠绿,枝头的残花已经在雨中落尽,露出了在树上啼鸣的流莺。这是一幅典型的暮春景物图画。两句中雨晴与柳暗、花尽与莺见之间又存在着因果联系。“柳色雨中深”,细雨的洒洗,使柳色变得深暗了;“莺语花底滑”,落尽残花,方露出流莺的身姿,从中透露出一种美好的春天景物即将消逝的意象。异乡的春天已经在柳暗花残中悄然逝去,故乡的春色此时想必也凋零阑珊了吧。那漂荡流转的流莺,更容易触动羁泊异乡的情怀。触景生情,悠悠乡思便不可抑止地产生了。
“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这是两个出语平易自然,而想象却非常新奇、意境也非常美妙的诗句。上句写春风吹梦,下句写梦逐春风,一“吹”一“逐”,都很富有表现力。它使人联想到,那和煦的春风,像是给入眠的思乡者不断吹送故乡春天的信息,这才酿就了一夜的思乡之梦。而这一夜的思乡之梦,又随着春风的踪迹,飘飘荡荡,越过千里关山,来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在诗人笔下,春风变得特别多情,它仿佛理解诗人的乡思,特意来殷勤吹送乡梦,为乡梦作伴引路;而无形的乡梦,也似乎变成了有形的缕缕丝絮,抽象的主观情思,完全被形象化了。
不难发现,在整首诗中,“春”扮演了一个贯串始终的角色。它触发乡思,引动乡梦,吹送归梦,无往不在。由于春色春风的熏染,这本来不免带有伤感怅惘情调的乡思乡梦,也似乎渗透了春的温馨明丽色彩,而略无沉重悲伤之感了。诗人的想象是新奇的,奇妙的想象将强烈的乡思形象化、具体化了。在诗人的意念中,这种随春风而生、逐春风而归的梦,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美的享受,末句的“又”字,不但透露出乡思的深切,也流露了诗人对美好梦境的欣喜愉悦。
唐代诗人写过许多出色的思乡之作。悠悠乡思,常因特定的情景所触发;又往往进一步发展成为悠悠归梦。武元衡这首《春兴》,就是春景、乡思、归梦三位一体的佳作。这首诗所写的情事本极平常:看到暮春景色,触动了乡思,在一夜春风的吹拂下,做了一个还乡之梦。而诗人却在这平常的生活中提炼出一首美好的诗来,在这里,艺术的想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苏轼词在豪放以外,也显婉约含羞,《蝶恋花》词中即写闺怨女子,缠绵动人。这首词以种种柔美的意象,塑造出一个多愁善感的伤春少女形象;以春意阑珊的景象,烘托出少女伤春的复杂心绪。
上阕由写景过渡到写人。全词以哀景引入,“懒、慵”乃倦怠样,“蝶、莺”本为无情动物,词人却以主观情感灌入,描画了两物的慵懒散漫。后以“花落狂风”承接,更于慵懒外平添萧瑟,“残”为花落凌乱之形,暗含残败颓靡;“满”字作结,残红遍地,满布小院的情状即刻呈现眼前。全词前三句写景,由蝴蝶、黄莺的慵懒,转入花落残红的寂寥,为下文写人作铺垫,奠定了哀怨凄楚的氛围。面对这“风雨送春归”、“无计留春住”的情景,心事重重的少女,不免触目伤情,倍添寂寥之感。
“午醉未醒红日晚,黄昏帘幕无人卷”,这两句由景及人,主人公午醉未醒,红日已晚,黄昏及至,帘幕低垂。此乃日落黄昏时分,抒情主人公应为一名女子,睡眼惺忪之时,天已慢慢暗沉下来,“帘幕无人卷”从侧面写出女子慵懒倦怠之象。景中含情,人中显意,全词上阕由景及人,细致描摹出一幅残败寂寥的少女闺怨图,色调浓郁低沉。
下阕直入,展开对人物外表与内心的描写,细腻地展现出主人公独居闺房之中的情形。“云鬓箭松眉黛浅”,首句以形写神,写因伤春而懒于梳洗,以下承上刻画愁思之重。鬓发散乱,眉间黛墨浅淡,不饰打扮、素面朝天的女子形象显露无疑。这个女子之所以不修边幅,乃是“愁”字作祟,无尽愁怨,无处倾诉。“总”是起领,将女子悠悠“愁媒”一语道尽,见景思愁,见人思愁,万事万物在女子眼中“总是愁媒”。而这愁却无人可排遣,“欲诉”写尽女子渴望倾诉、渴望排遣的心理,但是“谁消遣”的疑问却暗含“无人消遣”的答案,五字将少女悲凉沉重的心情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凄楚难耐。
“未信此情难系绊,杨花犹有东风管”一句,以否定词“未信”领起,虽明言“未信”,却隐隐传递出“信”意,女子的孤单寂寞在这断言般的词句中传达而出。随后女子自比杨花,“杨花犹有东风管”,杨花似花非花,在花中身价不高,且随风飘荡,有似薄命红颜,一无依托。这里即景取喻,自比杨花,悲凉之情以旷语出之,愈觉凄恻动人。女人以花喻人,命薄如杨花,将其女子无所依傍、“难系绊”的深情道出。
词的结尾耐人寻味,创造出新意境,写出了少女的消极伤感与天真大胆交织的矛盾心理,显得不同凡响,别具一格。全词以种种柔美的意象,塑造出一个多愁善感的伤春少女形象;以春意阑珊的景象,烘托出少女伤春的复杂心绪,表达对妻子的怀念。
这是一首边塞行吟咏叹的词,表达了词人在荒凉的异地对人生的哀怜,也透露出纳兰性德自身对于官场的厌倦。这出使的几个月,纳兰性德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天之涯度过了,面对着连绵的阴山与漫天的黄沙,满头青丝怎能不迅速花白。于是睡梦之中不免魂飞故里,重又看到了家中金碧辉煌的屈戍。恍惚中,头戴玉鸦叉的妻子在缓缓地展开画轴(或许那上面正画着她日夜所思之人),那花容似乎因思念瘦损了很多,令人油然生出怜惜之情。
词中第一句中“阴山”一方面是实指,即是如今也能一睹的阴山,但古代诗词中经常使用这一形象,它已经形成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如南北朝著名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苍穹,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又如唐代诗人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它是汉胡分别的地理标志,中原与蛮荒的分野处,文明与野蛮的交汇点,也因此,在这儿的读书人,尤其是汉文化影响下的读书人,都会有一种极强烈的失落感,无端而起怅惘,这是一种丧失归属感的表现。这是纳兰性德每次出使途中所写词中典型的心理。
上片写现实边塞之景,下片写梦中家居之景。阅读这首词时,纳兰的情之真、意之切如在目前。边塞诗词属于古代诗词的一个支流,边愁主题则属于悲一类,纳兰性德这首边塞行吟咏叹的《浣溪沙》,也属于这类。 [4] 词通过刻画“北风”“晚烟”“戌垒”“斜日”等边塞之景,将塞外的荒凉和词人内心的凄怆合二为一,凄凉中透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今古之悲。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