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周密《齐东野语》称毛熙震词“中多新警,而不为儇薄”。词家论词,具有见地。其新警处,不在字而,而在巧思。这首词,写闺中人静夜独居、忆念离人的情状,运笔纤回,含思缥缈。于篇终见意,曲尽掩抑难言的境况。询为五代词中高格。《菩萨蛮》词,前有温飞卿十四篇精湛之作,而毛氏此词,易秾华为淡稚,变密艳为幽丽,别出新意,不得让飞卿专美于前。
“梨花”二句,写高楼静夜的青景,渲染怀人的气氛。楼下的院子里梨花飘谢,楼上只听到风吹檐铁的阵阵声响。二句写景,实已托出素居寂寞的楼中人的形象,“梨花”句,写春光已逝,时不待人。“高楼”句,写夜静闻声,极无聊之状。可与李商隐《燕台诗》“云屏不动掩孤颦,西楼一夜风筝急”参看。“斜月照帘帷,忆君和梦稀。”上句写月光照在薄薄的帷幕上,亦古诗中常见的境界、不外从“明月照高楼”,“薄帷鉴明月”等语化出,以表现闺人的愁思。两句好就好在“和梦稀”的“稀”字,一字可抵宋徽宗《宴山亭》“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数句。恨君之深,思君之切,皆由此字透露消息。忆极而生恨,故作此怨怼之语。
下片写室中情状和闺人动态。“小窗”二句,运思甚奇。她背着小窗前的灯光,是为了不让照见脸上的啼痕,可是,却教栖息在帘帷上的燕子窥到了。它们呢喃相语,仿佛为闺人的愁态而吃惊。二语从侧面描写,一“惊”字尤为入妙。一结两句,“屏掩断香飞,行云山外归”,为全词中精绝之笔。她床前屏风低掩,只见到薰炉中升起的袅袅轻烟。疑是那缥缈的行云,冉冉从山外归来。山就是指屏风绘画的山峦,词中语意相关。亦暗示情人的去处。由断香而想及屏山上的行云,由行云而想到漂流远方的游子。宋玉《高唐赋》谓楚怀王梦巫山神女。神女自言“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因以“行云”喻男女的欢合,“行云山外归”,疑行云之归,正是怨其不归,真是痴心人语。与作者《临江仙》词“暗思闲梦,何处逐云行”,意似相反而情味实同。
阳历四月四日或五日为清明节。清明前后正是中春,以后就步入暮春了。清明前后春意盎然是踏青赏春的佳时。吴惟信这首诗描写了清明时西湖美丽的苏堤和游人游春热闹的场面以及游人散后幽美的景色。清明是美的,西湖的清明更美。
《苏堤清明即事》虽短小,容量却大,从白天直写到日暮。春光明媚、和风徐徐的西子湖畔,游人如织。到了傍晚,踏青游湖人们已散,笙歌已歇,但西湖却万树流莺,鸣声婉转,春色依旧。把佳节清明的西湖,描绘得确如人间天堂,美不胜收
首句“梨花风起正清明”诗人点明了节令正在清明。梨花盛开,和风吹拂,时值清明。天气有何等的温暖也不必说了。梨花开在杏花,桃花的后面,一盛开就到了四月。风吹花落,那白白的梨花有的在枝头,有的随风飘落,仿佛是为了清明的祭祀而飘落的。清明时节,人们也忙碌着。
游子寻春半出城。人们游春赏玩,大多数人都出了城来到西湖苏堤上。一个半字点出了出城游玩的人很多。西湖边又是多么热闹。
后两句“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是说,日暮人散以后,景色更加幽美,那些爱赶热闹的人既然不知道欣赏,只好让给飞回来的黄莺享受去了。运用侧面描写, 反映了清明时节郊游踏青的乐趣:“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江南三月正是“梨花万朵白如雪”的季节,青年人结伴出城,踏青寻春,笙笛呜咽,歌声袅袅,微风拂面,杨柳依依,真是“心旷神怡,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写出了西湖风景的优美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