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诗写诗人春日游园所见所感，写的十分形象而又富有理趣。这首诗情景交融，千古传诵。不但表现了春天有着不能压抑的生机，而且流露出作者对春天的喜爱之情。描写出田园风光的幽静安逸、舒适惬意。这首诗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切美好、充满生命的新鲜事物，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发展，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交代作者访友不遇，园门紧闭，无法观赏园内的春花。但写得很幽默风趣，说大概是园主人爱惜园内的青苔，怕我的屐齿在上面留下践踏的痕迹，所以“柴扉”久扣不开。将主人不在家，故意说成主人有意拒客，这是为了给下面的诗句作铺垫。
由于有了“应怜屐齿印苍苔”的设想，才引出后两句更新奇的想象：虽然主人自私地紧闭园门，好像要把春色关在园内独赏，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后两句诗形象鲜明，构思奇特，“春色”和“红杏”都被拟人化，不仅景中含情，而且景中寓理，能引起读者许多联想，受到哲理的启示：“春色”是关锁不住的，“红杏”必然要“出墙来”宣告春天的来临。同样，一切新生的美好的事物也是封锁不住、禁锢不了的，它必能冲破任何束缚，蓬勃发展。
从诗意看，门前长有青苔，足见这座花园的幽僻，而主人又不在家，敲门很久，无人答应，更是冷清，可是红杏出墙，仍然把满园春色透露了出来。从冷寂中写出繁华，这就使人感到一种意外的喜悦。
这首诗在写作上有很多好处。其一是写春景而抓住了特点，突出了重点”。陆游《马上作》云：“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用“杨柳”的金黄、嫩绿来衬托“红杏”的艳丽，可谓善于突出重点。叶绍翁这首诗应是从陆游诗中脱胎而来，用一“出”字把红杏拟人化，更是抓住了春景特点，突出了重点。其二是“以少总多”，含蓄蕴藉。比如“一枝红杏”就是“满园春色”具体而集中的表现，一枝红杏就代表了墙内百花。其三是景中有情，诗中有人，而且是优美的情、高洁的人。门虽设而常关，“小扣柴扉”又“久不开”，其人懒于社交，无心利禄，已不言可知。门虽常关，而满园春色却溢于墙外，其人怡情自然，丰神俊朗，更动人遐思。
其四是不仅景中含情，而且景中寓理，能够引起许多联想，从而给人以哲理的启示和精神的鼓舞。“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春色在这么一“关”一“出”之间，冲破围墙，溢出园外，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关锁不住的生命力度。后人更赋予这两句诗以生活的哲理：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重重困难，脱颖而出，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两句诗也便获得了新的生命，流传不绝。
诗歌首联从景物描写入手，将触觉与视觉相结合，描绘出一幅和煦宜人的春日图景。风和日暖，黄鹂进村，好一幅优美和谐、闲适安宁的画卷。
颔联运用两个典故。“潘子县”中的“潘子”，指潘岳。据晋潘岳《闲居赋》载，潘岳曾为河阳令，于县中满种桃李，后因以“潘花”为典，形容花美，或称赞官吏勤于政事，善于治理。“陶摇门”中的陶摇，一般的说法指东晋的陶渊明。晋陶潜《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陶渊明曾为彭泽县令，归隐之后，门前种五株柳树并以五柳先生自况，后遂用“五柳、陶潜柳、陶家柳、陶摇柳、彭泽柳、陶令柳、先生柳、门前五柳、陶宅五株、五株柳”等称归隐、隐居，亦借以形容环境幽雅，隐居闲适。“花明潘子县，柳暗陶摇门”，描写出陶处士居所的优美环境，以环境的清新幽雅烘托出人物的雅趣与闲情。
“药碗摇山影，鱼竿带水痕”，一联中的“摇”“带”两字用的十分生动，岑参在写景诗的诗句中总是使用一些奇巧的字来增加对景物的修饰，使诗句具有更风韵的艺术感官，这里用奇巧的动词将两个景物联系起来，使之具有明晰的层次感，将生机注入景物中，营造出一种奇趣。写出陶处士服药养生、持杆垂钓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情形，塑造了一个闲适洒脱、自得其乐的陶处士形象。
尾联在前三联写景状物的基础上，以问句来引人思考，南桥驾车马的人，为什么苦苦喧喧，奔波着追逐名与利呢？与“南桥车马客”往来奔走相对比，写出陶处士远离尘嚣的安宁心境。表达作者对陶处士生活态度的认同。 这首诗语言清新质朴，风格近于田园诗，与作者为人熟知的边塞诗风差别较大。他的语言风格是以通俗浅近的口语、俊秀挺拔的笔调为基础的，通过奇特的想象表现富有传奇色彩或童话般的生活而锤炼出来的，类似李清照词那样“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
“列炬”这个词出于杜诗的“列炬散林鸦”，本是写除夕守岁之后打着灯笼火把出去拜年。王国维多次用这个词，有的是写除夕，如《八声甘州》的“列炬严城去”；也有的不是，如这首词提到“月中薄雾”，大年三十晚上是没有月亮的，所以显然不是描写除夕景色。王国维之所以用这个词，乃是以灯笼火把的“动”来衬托六街月夜的“静”。从“列炬归来酒未醒”到“六街人静马蹄轻”和“月中薄雾漫漫白；桥外渔灯点点青”，是一种环境和气氛的转变，其意境颇似冯延巳《抛球乐》的“酒罢歌余兴未阑。小桥流水共盘桓。波摇梅蕊当心白，风人罗衣贴体寒”。二者都是从繁华热闹的人间生活转向冷清孤寂的自然景色，从中体现出内心的一种感受。“酒未醒”也就是“兴未阑”，正由于兴未阑，所以感觉到深夜的大街上特别冷清，只剩下马蹄的声音伴随着自己。
“月中薄雾漫漫白”和“桥外渔灯点点青”都是现实的写景：在月光之下，眼前所有景物都像是罩上了一层迷蒙的白雾；苏州多水多桥，此时雾中的一切都是朦胧的影子，惟有远处水边桥外有渔船上的几点灯光在这静谧迷蒙的画面深处闪闪发亮。这两句，以工整的对仗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月下风景。月下的景色是朦胧的，“酒未醒”的朦胧醉眼在朦胧的月色中捕捉那一闪一闪的光亮，由此联想到在酒意中松弛下来的意识在自由地捕捉那一点一滴的往事。
由于前边的写景中已经有了这种隐约的暗示，所以过片的“从醉里，忆平生”就承上启下，顺理成章了。从醉里忆平生和清醒时忆平生是不同的。清醒时有许多理性考虑的干扰，所以有时候反而不够真实；而在喝醉的时候内心完全放松，不受任何约束，说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心里话。那么作者对自己平生的反省是什么呢，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峥嵘”本来是山峰高峻的样子，作者用它来形容自己理想志向的特出和不同一般。理想志向太高有什么不好，志向太高了就容易遭受失望的打击。如果一个人的理想只是取得个人温饱也许是容易满足的，但实际上人除了要求温饱之外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像杜甫，他说自己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和契都是辅佐舜的贤臣，而尧舜时代则是儒家理想中的盛世。杜甫身处安史之乱的战乱时代，以一个“布衣”的身份而怀抱有这样的理想，其不现实可想而知。可是他说，“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只要我不死，我就要为实现我这个理想而努力。杜甫的一生是贫穷的，直到晚年，在“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境况下，他还在为国家的战乱和人民的流离而悲伤：“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搂》）这是“窃比稷契”的理想给他带来的苦恼。王国维也是一个关怀人生的人，而且比杜甫更进一步，他还渴望解释人生。然而，人生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答案，这种思索真是自寻烦恼，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可怜”这个词用得很巧妙，因为它既有“值得怜悯”的意思，也有“可爱”的意思。因“心事太峥嵘”而造成一生的苦恼，值得自怜；为不同凡俗的理想而付出，虽苦犹甜，值得自傲。到底是自怜还是自傲，那种分辨是理性的事，现在他只是说出自己的感受，而这感觉里不知不觉地就渗透了作者清醒时意识形态里所存在的那种理智与感情的矛盾。
正是由于归途中有了这种对平生的反省，所以此夜就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自己在天上御风而行，轻而易举地就“摘得星辰满袖”。天上的星辰，象征着光明、高远、晶莹、皎洁，在现实中是可望不可即的，而作者在梦中却能够“摘得”，而且“满袖”。那种达成意愿的圆满，那种无求无待的自由，真是一个人在清醒的现实之中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浑浑噩噩对自己的平生从来都没有过反省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梦；一个除了物欲与金钱之外再也没有更高向往的人也不会做这样的梦。可以说，“摘得星辰满袖行”不但是对“心事太峥嵘”的一种形象化的解释，而且流露出一种潜意识里对理想的坚持。
然而，“更堪”这个词却是一种理性的反映：高远的理想给人的一生带来的只有失望和痛苦。梦中的理想越是美满，梦醒后的失望越是痛苦，所以是“更堪”——怎么能够再受得了。梦中的意气风发和醒后的失望痛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这个结尾余音袅袅，有许多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值得慢慢地咀嚼品味。
全词的那种朦胧与清醒、豪放与怅惘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作者感性与理性的一种微妙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