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
这是辛弃疾被弹劾去职、闲居带湖时所作的一首词。他在带湖居住期间，闲游于博山道中，却无心赏玩当地风光。眼看国事日非，自己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遂在博山道中一壁上题了这首词。在这首词中，作者运用对比手法，突出地渲染了一个“愁”字，以此作为贯串全篇的线索，感情真率而又委婉，言浅意深，令人玩味无穷。
词的上片，作者着重回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所以喜欢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少年时代，风华正茂，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还缺乏真切的体验。首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乃是上片的核心。辛弃疾生长在中原沦陷区。青少年时代的他，不仅亲历了人民的苦难，亲见了金人的凶残，同时也深受北方人民英勇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他不仅自己有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而且认为中原是可以收复的，金人侵略者也是可以被赶出去的。因此，他不知何为“愁”，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愁情”，他是“爱上层楼”，无愁找愁。
作者连用两个“爱上层楼”，这一叠句的运用，避开了一般的泛泛描述，而是有力地带起了下文。前一个“爱上层楼”，同首句构成因果复句，意谓作者年轻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忧愁，所以喜欢登楼赏玩。后一个“爱上层楼”，又同下面“为赋新词强说愁”结成因果关系，即因为爱上高楼而触发诗兴，在当时“不识愁滋味”的情况下，也要勉强说些“愁闷”之类的话。这一叠句的运用，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将上片“不知愁”的这一思想表达得十分完整。
词的下片，表现自己随着年岁的增长，处世阅历渐深，对于这个“愁”字有了真切的体验。作者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宋，本想与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恢复大业。谁知，南宋政权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职闲居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其心中的愁闷痛楚可以想见。“而今识尽愁滋味”，这里的“尽”字，是极有概括力的，它包含着作者许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感情上的一大转折。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仍然采用叠句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也与上片互为呼应。这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前句紧承上句的“尽”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反相成，极度的高兴转而潜生悲凉，深沉的忧愁翻作自我调侃。作者过去无愁而硬要说愁，如今却愁到极点而无话可说。后一个“欲说还休”则是紧连下文。因为，作者胸中的忧愁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而在当时投降派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抒发这种忧愁是犯大忌的，因此作者在此不便直说，只得转而言天气，“天凉好个秋”。这句结尾表面形似轻脱，实则十分含蓄，充分表达了作者之“愁”的深沉博大。
此词构思巧妙，写少年时无愁“强说愁”和谙练世故后满怀是愁却又故意避而不谈，生动真切。此词上下片里的“愁”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强说”的是春花秋月无病呻吟的闲愁；下片说的是关怀国事，怀才不遇的哀愁。在平易浅近的语句中，表现出作者内心深处的痛楚和矛盾，包含着深沉、忧郁、激愤的感情，说明辛词具有意境阔大，内容含量丰富的特色。
这首诗的首联言国事紧张，而自己只能稳坐江南，表现其报国无门的忧愤。颔联写诗人的生活现状，以感慨前尘影事恍如隔世，抒发一种垂暮之情。颈联借典故抒情，以子桑和原宪两位古代寒士自喻。尾联劝人忍过寒天，春天即将到来，表达出对未来的信心。全诗紧扣题面，层层相生，一气贯注，颇见功力。
首联即将强烈的情感爆发出来，上句说中原地区战乱不堪，沦为异族统治区，言国事之紧张。“尚”字道出了他深沉的忧国之心，凝聚了期望与失望交织的复杂感情。次句一转，说自己稳坐江南，对中原的沦陷坐视不管，懒于问津，诗人在前后的反差中表达出强烈的爱憎。《论语·微子》载孔子使子路向人打听渡口所在（即问津），受到隐者的讥讽：天下滔滔，不如从避世之士，忘情世事。次句的懒问世事与首句的忧国忧民之间有一个极大的落差。既然心忧国事，自当宵衣旰食，勤于政务，而诗人却颓然自放，大有撒手而去之意。通过这一转折正是要深—层地表现其报国无门的忧愤。他之疏懒实是出于无奈的举动，是投降派排挤的结果，但是这一切都掩盖在超然放达的外表下，需经咀嚼才能品味。
颔联写诗人的生活现状，以感慨前尘影事恍如隔世，抒发了一种垂暮之情，极言自己被排挤时日之久。此处也不是泛泛的迟暮之慨，是有深意存焉。诗人以诗文名家，在两宋之交卓然自立，但也因此而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坎坷曲折。他在绍圣年间因元祐党事被免官，南渡后又屡因文章得罪。往事如梦似烟，看似超脱，实则是难以忘却的。
颈联借典故抒情，以两位古代寒士自喻。子桑在霖雨十日后若歌若哭，明白了让他贫困的是命运，自己也如原宪一般甘于贫穷，表达了安贫乐道、自甘淡泊之志。“自”字与“长”字更突出了他的风骨品节。
尾联在情绪上陡升波澜，虽则天寒雪冷，但劝人一定要忍住这一时，因为春耕将近，春天即将到来，终将能顶过严寒，迎来春天，此联既照应题目立春，又一语双关，一扫前文颓气，表达出作者对未来的信心。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当时杜甫正流寓夔州，因瞻拜武侯祠有感而作此诗以悼念诸葛亮。该诗前两句描写庙内、外的景色，描写山之空寂，也暗示武侯一生的志业早已随岁月而消逝，回首往事一切皆空。后一联诗以短短十个字概括了诸葛亮的一生，道出了武侯放弃早年隐居南阳的生活而终身尽瘁国事，以身许国、义无反顾的境遇和心情。
“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这两句写诗人瞻仰武侯庙所看到的一片萧条破败的景象。上句写庙。诗中“丹青”，指庙中的壁画；“落”，剥落、脱落。从“遗”字和“落”字可想而知，前来祭拜的人很少。想当年诸葛亮为蜀汉的创建和巩固，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而诸葛亮的遗庙竟是这样的景象，诗人顿生感慨。再看下句，诗人站在武侯庙放眼四望，周遭环境也是如此的空寂和荒凉。“空山”，指白帝山。诗人用一个“空”字，似乎是说这山上什么也没有，空空如也，说明人迹稀少；一个“长”字，说明草木无忧无顾地生长，倒很茂盛，进一步反衬出武侯庙位于一片荒山野草之中，是多么的令人感伤！
“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这两句由武侯庙写到诸葛亮，对诸葛亮的出山辅佐刘备以及后主，赞叹有加。诗人似乎还能听到诸葛亮作《出师表》辞别后主的声音，可他壮志未酬，病死军中，在也无法功成身退，回到故地南阳啊。上句“犹闻辞后主”，“辞后主”，蜀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出兵汉中，实行伐魏，临行上《出师表》，向后主刘禅辞行，告诫后主要亲君子，远小人，表明自己的一片忠贞之心。下句“不复卧南阳”是上句的继续，由于诸葛亮将一生献给蜀汉事业，在也不能回到他的躬耕之地南阳了。“南阳”，郡名，诸葛亮曾躬耕于此。“不复”二字，既写出了诸葛亮为报答刘备三顾之情，将一生献给蜀汉事业的伟大功业和奋斗精神；也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的赞叹之情和无法功成身退返故乡的惋惜之情。
这首诗虚实相生，融情于景。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这首诗可以说是情景交融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诗人用“东西南北水”“三百九十桥”写出了苏州城市的独特景观：水多、桥多，而且红栏绿波相映，十分美丽。再加上杨柳多、鸳鸯多更使锦上添花。这首诗字词清秀，风格淡雅，与《钱塘湖春行》一样，都是诗人描写苏杭美景的名篇。
莺声欲动，冰面初消融，正是春天将临的迹象，扣题中“正月三日”，而从黄鹂巷说到乌鹊河，则已有闲行之意。两句都是信口道来，心到笔到，不加雕琢，两个“欲”字犯重，前一个还不合平仄，懒懒散散，正是闲适之意。三四句写闲行所见。 “绿浪” “红栏”，色彩已觉鲜艳喜人，何况更有“东西南北”之广、“三百九十”之多，一路慢慢看来，赏心悦目之意更不待言。虽只是写“闲行”之意，却觉得仿佛春天已在眼前。两句互相对仗，却用的是自对句，“南西南北”自对，“三百九十”也是自对，既工整，又活泼。“十”字平仄又误，则是不以辞害意了。
前四句只是写闲行，写正月初三日，写春天欲来未来之际。五六句，鸳鸯成对嬉戏，杨柳低垂，却分明已是春天。才说春天欲到，谁知已经到了。诗人惊喜之下，不禁自问：春天是什么时候来的，猛一想，原来就是这两天到的，正月初一，一年之始，正是一春之始。想到来得这么快，不知不觉。“双双翅”“万万条”，写得风情毕现，春意尽出，而末二句自问，惊喜之意，更是溢于言表。
这首诗体现了典型的白居易诗风，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精心摄入，而且具有“诗史”的意义，具有经典的价值，说其乃白居易的代表作，应该是当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