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离开黄州向好友吴德仁致意的简寄诗,以戏谑笔调,分别勾勒了吴德仁、陈季常和作者自我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深厚友谊。此诗写得机趣横生,风采华妙,音节琅然。全诗叙事挥酒自如,在叙事中插入景物描写,用典精切浑化,通篇兴会淋漓。
开头四句自述境况,自嘲中感慨华年流逝而难返。
接下四句戏语陈季常,言其尚清谈和惧内情况。东坡善诙谐,诗中亦可略见一斑。自嘲已之烧丹无功,好友陈慥学禅不得真义。谈到陈慥与妻子的学禅情形,既生动诙谐,又表达了对老友宽厚亲切的感情。“河东狮吼”之语由此而来(本意并非后世所传)。诗中的诙谐实有两方面,一面是对自己和好友的戏笑,充满生活本真的趣味;另一面却又是沉痛的。
再下四句调侃吴德仁,说他酒肉自得仙,家修忘家禅。又下四句描写吴德仁的隐居生活,即有田不用己种的清闲,清溪花屋的幽静,醉卧落花的洒脱。最后八句有几层意思:一是说自己曾游清泉寺,打算去访问吴德仁(准备好了布袜行缠),但不胜酒力(饮酒过多),只好兴尽回船。
“稽山不是无贺老”作者施以概括,则有了两层含义:一是指贺知章辞相归隐会稽山事,二是指与吴德仁彼此不识面而感到遗憾,相信来生铜驼陌上少年相会,定要一笑千年。
末尾四句感慨人生的机缘,蕴含丰富的哲理。惟伤心人方能豁达,在这充满机趣的嬉笑里面,深隐着他对人间如梦的体会,也蕴含着他在参禅学道中悟得的哲理。诗人写吴德仁为主,写陈季常和自我为辅,结尾又自然将三人绾合。
全诗妙笔生趣,挥洒自如,风采华丽,意韵深远,读来琅琅上口,痛快淋漓。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东坡先生我不名一文,炼丹十年也没有成功。
黄金能够炼成,黄河决口可以堵塞,丹药不成只能任由头发花白。
陈季常自号“龙丘居士”,他也和“东坡居士”一样可怜,整日不睡觉地讲论佛学。
陈慥学佛未领会其真义,还没有学佛的妻子领悟得深。
谁能像濮阳公子吴德仁那样有才有德,饮酒吃肉仍能达到高深境界。
他欣赏外物,但不贪恋外物和被外物所役,住在家中也能学得忘家之禅。
门前有种满水稻的上十顷田,还有一条清溪绕屋而过,屋前屋后鲜花连天。
他却在溪堂醉卧,喊也喊不醒,落花如雪片纷飞,随着春风在他周围飘散。
我穿上布袜、缠好绑腿,游了兰溪又访青泉。
前番未遇德仁先生,并不是如李白所言“稽山无贺老”,是我游兴已尽而开回酒船,且等来日再见。
很遗憾德仁君不认识我,我也未睹您的真颜。
世事变化急速,我们以后定当相遇,到那时握手一笑,彼此都慨叹又已过了许多年!
注释
家火:家中炉灶之火。
凡铅:道家炼丹用的材料。
龙丘居士:一作“龙邱居士”,陈慥的号。
谈空说可:讲论佛学。
河东:柳姓。杜甫《可叹》中可“河东女儿身姓柳”句。陈慥之妻姓柳。
狮子吼:佛教传释迦摩尼初生时“分手指天地,作狮子吼声”(《景德传灯录》卷一)。另,佛藏中可《佛说长者女庵提遮狮子吼了义经》。苏轼用此两个典故,戏言陈慥与妻子都学佛,却没可妻子领悟得精深,这里并没可讽刺陈慥惧内的意思,后世相沿成说,与苏轼原意无关。
濮阳公子:指吴德仁。
寓物不留物:欣赏外物,但不贪恋外物和被外物所役。
忘家禅:即在家修炼如出家。
罢亚:稻穗实多而摇动的样子。
行缠:裹腿。与布袜均为行路的轻便装束。
贺老:贺知章,东坡以归居会稽的贺知章自比。
颜平原:颜真卿。唐时人,曾为平原太守,为人正直耿介,率军作战勇猛,亦用心仙佛。这里用颜真卿比陈季常。
元鲁山:元德秀。字紫芝,曾为鲁山令。
这首诗是诗人在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上半年创作的。这时苏轼已离开黄州,在泗州等地旅途上,谋求回常州居住。他在黄州数年,尚未见过近在蕲州居住的吴德仁。这首诗向吴德仁致意,将来定然会握手相见,畅叙平生,故作此诗。
这首诗是诗人离开黄州向好友吴德仁致意的简寄诗,以戏谑笔调,分别勾勒了吴德仁、陈季常和作者自我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深厚友谊。此诗写得机趣横生,风采华妙,音节琅然。全诗叙事挥酒自如,在叙事中插入景物描写,用典精切浑化,通篇兴会淋漓。
开头四句自述境况,自嘲中感慨华年流逝而难返。
接下四句戏语陈季常,言其尚清谈和惧内情况。东坡善诙谐,诗中亦可略见一斑。自嘲已之烧丹无功,好友陈慥学禅不得真义。谈到陈慥与妻子的学禅情形,既生动诙谐,又表达了对老友宽厚亲切的感情。“河东狮吼”之语由此而来(本意并非后世所传)。诗中的诙谐实有两方面,一面是对自己和好友的戏笑,充满生活本真的趣味;另一面却又是沉痛的。
再下四句调侃吴德仁,说他酒肉自得仙,家修忘家禅。又下四句描写吴德仁的隐居生活,即有田不用己种的清闲,清溪花屋的幽静,醉卧落花的洒脱。最后八句有几层意思:一是说自己曾游清泉寺,打算去访问吴德仁(准备好了布袜行缠),但不胜酒力(饮酒过多),只好兴尽回船。
“稽山不是无贺老”作者施以概括,则有了两层含义:一是指贺知章辞相归隐会稽山事,二是指与吴德仁彼此不识面而感到遗憾,相信来生铜驼陌上少年相会,定要一笑千年。
末尾四句感慨人生的机缘,蕴含丰富的哲理。惟伤心人方能豁达,在这充满机趣的嬉笑里面,深隐着他对人间如梦的体会,也蕴含着他在参禅学道中悟得的哲理。诗人写吴德仁为主,写陈季常和自我为辅,结尾又自然将三人绾合。
全诗妙笔生趣,挥洒自如,风采华丽,意韵深远,读来琅琅上口,痛快淋漓。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首曲中的“晓起”,意味着男女情侣的“惊却”与“拆散”。起首一句点出“晓”字,就表现出强烈的感情和心绪。晨鸡报晓,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作者在前着一“无端”,在后怨一“何忙”。前者说明了“欢娱”的投入,后者则预示了“分散”的逼近。“唤却金乌,飞上扶桑”是对旭日东升的艺术性说法,也有讳言早晨来临的意味。这是作者《青楼十咏》中的一首,因为是露水夫妻,所以晓起有如此不舍。但全曲无浮浪轻薄之意,感情可谓深挚。元散曲在社会上的传播,青楼歌咏也颇起了一番作用。因此作者选上这样的题目,郑重其事地进行创造,是不该非议或奇怪的。
作者将“晓起”的“起”字仅在最后两句完成,在此前铺垫了良宵苦短、分别在即的背景,屡述了这一特定场景下惆怅惊惋、难分难舍的细腻心情,构思颇为新颖。尤其是“好良宵”、“喜时节”两句对仗,更是表现出有情人之间依依不舍的至文妙语。以后贯云石有《红绣鞋·欢情》:“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什么。”末句颇为人称道,殊不知实是该曲开了先河。
这首词是一首伤春词。词人借惜花伤春的情绪来感叹自己的身世之悲,表达了仕途失意的情感。上片写景明丽,海棠的红,梨花的白,在同一个院落中同时出现,色彩反差很大,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描写的是落花,但还是能从这样的景象中获得美的享受。下片又写含露的丁香,并以“露泣残枝”来比况作者自己忧郁的心境,过渡含蓄而隽永,且为下面写自己如何满腹愁肠百结作了铺垫。
“数声鶗鴂,可怜又是,春归时节。”开篇三句写暮春时节,杜鹃悲啼,唤春归去,声音警人,令人伤感,为全词奠定了感伤的基调。“可怜”二字直叙因曲,点明伤春之感。
“满院东风,海棠铺绣,梨花飘雪。”这三句抓住了暮春景色的特点,描摹出一幅精美绝伦的“暮春落花图”,引人遐思,同时也寄托了词人既陶醉于美景又伤心年华消逝的复杂情感。海棠花落满地,本为哀景,但在词人笔下却成了“铺绣”,给人以艳丽的美感;随后,词人的笔触从地上转入空中,以“飘雪”喻指飘落的梨花,不仅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也为画面平添了几分动感,也使得整个景色更加绚丽迷人。
“丁香露泣残枝,算未比,愁肠寸结。”换头这三句以丁香花结比自己的愁肠百结;“丁香”承上,“泣”字启下,自然而然地从上片对景的描绘过渡到下片对情的抒发上。
“自是休文,多情多感,不干风月。”此处为词人自况。末了这三句用典,以沈约白比。“不干风月”四字故意撇开,把无法排遣的郁闷归结于自身的多情多感,将其真情藏起,是在故作愚笔,于轻描淡写的自然调侃中凸现出曲折而沉郁的情思。全词于此戛然而止,然余韵未尽,缭绕不绝,引人回味。
词人之所以强调自己“不干风月”,一方面是为了区别于传统伤春词大多写男女欢情的俗套,另一方面是为了表明自己胸怀大志,不为莺莺燕燕所拘牵的大丈夫气概,尽管自己未能位居宰辅,但毕生的追求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陆游的作品有其独特风味,总是能将悲愤激昂和闲适细腻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融于一炉,而本首诗就是其代表作,尽管“闲”的意味跟足。
这首律诗的主旨可以用曹植的“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这两句诗概括。诗词作品中的“闲”常常和“愁”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最苦的万种“闲愁”。
无论是“帽围宽”,“尚薄寒”,还是“香漠漠”,“草离离”,更不必说“志士凄凉”,“名花零落”,无不构成了“闲愁最苦”,虽然诗人用闲适的口吻,细腻的描写来表现,却始终无法掩盖心中悲愤苦闷的愁绪。
钱钟书先生认为,南北宋交替时的许多爱国诗人,只表达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缺乏陆游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宏愿。上述见解在末句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只要“触事”就会“动忧端”,不只是“潦倒新停浊酒杯”,更不会“收拾吟笺”,否则就没有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