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曾赞扬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对于魏征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是“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使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现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诚以待下”,必然会使“骨肉为行路”,最后导致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文章一气呵成,论述步步为营,气势雄健有力,警示振聋发聩。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开篇,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归结到“可畏惟人” ,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写得语重心长,剀切深厚。
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观止》评价: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
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发人深省。
第三段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戒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处置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放低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自己有倾向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语语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从用人,纳谏,赏罚,多方来讲、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给我们哪些写作的启示呢?
一是陈述意见的针对性。这奏疏是给皇帝看的,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陈述的内容无一不针对帝王的易犯病,又无一不为“垂拱而治”的封建统治着想,使唐太宗乐于接受。
二是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这“十思”的内容涉及到与帝王冶国兴邦有关的十个问题。从生活到政治,从人个欲望以品德修养,凡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全都考虑到。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费苦心。
三是安排条款的序列性。“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忧懈怠”“虑雍蔽”“惧谗邪”“恩所加”“罚所及”,排列井井有条,多而不乱。四是语言表达的齐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构成排比,一气呵成,形成齐整,气势磅礴。显然,这篇古代佳作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写作启发。
上片,运用象征、寄寓手法,写了少妇见物动心的“愁”情。“井桐双照新妆冷,冷妆新照双桐井”,与“新妆本绝世,妙舞亦如仙”(南朝梁王训《应令咏舞》)有异曲同工之妙。苏轼本意是写少妇的外表美,可苏轼还是要将象征萧瑟的“梧桐”,与象征美女的“新妆”,放在一起映衬着写,且树与人共鸣,为的是突出少妇感叹时光易逝,青春不再而“愁”思满怀。同样,“羞对井花愁,愁花井对羞”,又进深一层从“梧桐”照秋,写到“井花”愁秋。从“井花”愁秋又写到少妇“对羞”。花与人对话,还是为了突出少妇伤感秋色衰败,春心消融,“愁”思绵绵。
下片,直写闺阁少妇夜思郎君的自嘲心态。“影孤怜夜永,永夜怜孤影”,首先从“影孤”进到“孤影”,从“夜永”进到“永夜”,反映了少妇夜思的漫长过程。一个“怜”字,传神地贯穿始终,有“徘徊处渐移深窈,何人正弄,孤影编趾西窗悄”(宋代周邦彦《倒犯·新月》)的徘徨不安的情态。“楼上不宜秋,秋宜不上楼”,进一步衬托少妇秋夜思念郎君的深沉心态。“楼”与“秋”互不兼容,楼已横秋,人何须眺望,一语双关,秋色值不得眺望,郎君也不能如此。
全词运用象征、双关的手法,在苏轼笔下,爱情所具有的神秘而微妙的内蕴,少女羞涩而多愁的心态,被反复描绘。从极为普通且能反映秋色衰临的景物“桐”、“井”、“花”、“楼”,寄寓了少妇“永夜”孤影的梦幻感、寂寞感和愁苦感。
文中第一段具言说书定例,须提前十日下定,常不得空,为下文进步突出柳氏“行情”预作铺垫;第二段详叙作者耳闻目见柳氏说书之情景,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只拣“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一例集中刻画;第三段乃概述柳氏一般的行艺风度,即讲态,绝非做买卖似地只图了事,而是以一种严肃自重的态度对待说书,注意听说双方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及艺术效果。文章记人记事传神感人,比喻生动形象,语言活泼简洁。
此文有三善。第一是剪裁得当,计一当十。全篇不到三百字,却有声有色,不觉其短。作者将概略勾勒与具体描画相结合,虚实相间,遂臻墨妙。一段具言说书定例,须提前十日下定,常不得空,为下文进步突出柳氏“行情”(身价)预作铺垫,必不可少。二段详叙作者耳闻目见柳氏说书之情景,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在千头万绪中,只拣“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一例集中刻画。有简括交代,言其“与本传(指《水浒》)大异”,可见有艺术加工与再创造,“微入毫发”与“找截干净”似是难以得兼的,柳氏却能使之并存双美,可见其得心应口。有具体描绘,说到柳氏善于渲染故事情节,能引人入胜,便举其说武松到店沽酒,见店中无人,大声一吼,竟使空缸空罐瓮瓮作响,这的确是从细枝求节上将书中角色讲活了。这里不仅使人觉说书人“细微至此”,而且觉得作者文笔亦“细微至此”。这一笔遂使全篇生辉。三段乃概述柳氏一般的行艺风度,即讲态,绝非做买卖似地只图了事,而是以一种严肃自重的态度对待说书,注意听说双方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及艺术效果。或“辄不言”,或“款款言之”,均有理有节,这就突出了一个艺术家(非说书匠)的品格。由于叙写的详略、轻重、虚实处理得当,增加了文字的分量与效果。
其次是下字考究,铸语洗练。仿此文中的话说,则又口角波俏,行文流利。要写有个性的人,须有个性化的文字,方为上乘。作者深知个中三昧。此文写说书高手,语言也力求话泼生动,绘声绘色。文中多用短句,尤其口字结构的短句,又适当注意短长相间,读来上口悦耳,于无形中为其人传神写照,作用不小。如第二段全部文字,与第三段的“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齰舌死也”数句,既整饬又流走,也可说是“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人筋人骨”,饶有音乐美。此外,文中的“微入毫发”、“找截干净”、“闲中著色”、“口角波俏”等语,同时均为夫子自道,现身说法。
第三即闲中着色,陪衬绝妙。其文主旨本在赞美柳敬亭的艺术风采与魅力,却不讳言其‘貌奇丑”,而且从头到尾,对此大加渲染,直呼“柳麻子”,形容他“黧黑,满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与此同时,却又拉上个风流妍美的歌妓王月生与之并提,说“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又说“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这样写不仅相映成趣,而且有衬托妙用。那歌妓色艺双全,被人捧红,不足奇;而柳麻子虽丑,却以其技艺生色,同样受人爱重,才可称奇。人们不呼其名,而呼“柳麻子”,反觉亲切,居然昵称。这一陪衬,使得此文更为摇曳多姿。
众所周知,法国文豪雨果的巨著《巴黎圣母院》,将奇丑与内美(善)集于钟楼看守人卡西莫多一身,且与单纯美丽的吉卜赛姑娘艾丝美拉达相映村,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文学史上引为美谈。这种手法,与张岱的这篇小品文有不谋而合之处,而后者在时间上则又遥遥领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