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炉便独坐，扶杖懒徐行。
中岁失怙恃，晚年无弟兄。
绝知来日短，万事可忘情。
拥炉便独坐，扶杖懒徐行。
中岁失怙恃，晚年无弟兄。
绝知来日短，万事可忘情。
在唐代灿若繁星的诗人中，李贺流星般短暂的传奇式的不幸命运，他绚丽奇崛的才华，随着时光的流逝愈加光灿夺目。他是那个时代的另类天才，他没有王维、孟浩然的淳淡深远、恬静优美；没有高适、岑参的深广悲壮、淋漓豪迈；也没有李白的洒脱旷达。王维失意时可以隐居辋川庄，可以“行到水深处，坐看云起时”，李白失意时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但李贺不行，他是悲歌的骏马，他的诗是他灵魂的狂放、孤独、失意与绝望的写照，他甚至只有死亡才能终止他的绝望。
李贺离开家乡昌谷的最后一次，是到泽潞二州去作张彻的幕僚。遭谤而不得中进士，又在京城从九品的奉礼郎的寒职上无谓地消耗了三年光阴，这都已是过去的事了。在诗人心中，泽潞之行，已谈不上什么争求仕进，只是为了谋求生路而已。在昌谷到潞州途中经过泽州长平的时候，李贺写了这首《长平箭头歌》。这是一首怀古诗，诗歌的这种发生机缘在唐代诗人中很是常见，怀古诗早已是具备自身创作规则的诗歌类型。大概地说，诗人写凭吊古迹时的内心感触，先交待景物与时令，然后用一两个典故，以示对当年情形的追忆，最后归结到自己的身世之感，并借以抒发渴望用世的情怀。然而，《长平箭头歌》鲜明地表示：李贺的性格和想象方式与正统文人是多么地不同。在应该写怀古体的场合，李贺选择的却是“国殇”。
诗由诗人在秦白起曾坑卒四十万人的长平驿所捡到的一个铜箭头引发，这是一个浸沾人血、入土年深、漆灰等物犹然未泯、斑斓如花的铜箭头。箭头仅仅是一个符号，在刚拾到之际，我感到，诗人似乎尚未清晰地意识到它的含意。诗歌所描述的事情发生在傍晚时分的一个空旷的古战场上。诗歌在进行中陈述了这一来自另一时代、另一世界的符号，如何在诗人的注视下逐层透露出它的内涵。到了第七、八句“风长日短星萧萧，黑旗云湿悬空夜”时，我就分明地感受到的这里显然不仅仅是白昼到黑夜的转变，而是诗人自身两种迥别的心灵状态之间的分野。在接下来的诗句中，我比在《长吉歌诗集》中其它任何地方更清楚地看到了鬼神世界中的李贺：云彩变成了近千年前的战旗，风的呼啸声是阵亡的鬼魂的哀嚎。这绝不仅仅是一种“泪沾襟”式的感伤，而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宗教体验。但是，这种体验是不可能持久的。“访古丸澜收断镞，折锋赤璺曾刲肉”。一切过去之后，剩下的又只是这块浸沾人血、斑斓如花的短箭头，这块被人世遗忘的小铜片。然而由于这一历史的碎片在诗人想象中曾起到过的效用，在诗人心中，它现在也成了一种神符，是诗人的珍宝。
即使是珍宝又能被谁珍惜呢？拿到城中之后，只有骑在马上的一个小男孩子觉得好玩，愿意拿一些编篮子的竹簝来交换。李贺在与神交往后所遗留下来的唯一信物，在世俗的人世间竟然没有了丝毫的意味。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窒息的讽刺啊！诗人祭神的仪典，注定只能一个人在无人涉足的荒原上举行，注定无法遮蔽住自然流溢的森森寒意！
诗人曾高唱：“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而现实中他遭遇的却是“啼鸟被弹归”的宿命。他内心企慕着“灵偃蹇兮姣服”的舞步和“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阔而无天”的神游，而人世所给予他的最高的承认和最大的荣耀，却是在一个元气大伤的王朝的太常寺里做一个小小的奉礼郎，为一些早已没人信奉的鬼神的祭祀捧捧场。这个曾经是“少年心事当拿云”的意气少年，在灵魂旷绝尘嚣的凄伤落寞之逼迫下，不得不发出“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的长叹息！静静地思索这个奉礼郎的心灵及其境遇，不难想象对历史、对人生、对他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诗人感受到的是多么旷绝尘嚣的悲哀和绝望。
这首词主要描写女主人公梦醒后无名的孤独和惆怅。词中并未点破女主人公为什么惆怅，但字里行间蕴含了其惆怅的原因。
首二句写景：花蕾初绽，半开半闭，水灵鲜嫩；春雨初霁，阳光明媚。寥寥六字，描画出女主人公所处环境的清雅优美，也暗寓女子正值豆蔻年华。花之半开，夜雨昼晴，依稀逗露出春天的气息，这也自然牵动着女主人公的情怀。
“未卷”句写女主人公尚未睡起，珠帘未卷。“梦残”句则开始打破沉寂，女子迷蒙中，被梦中的情景牵绕，忽听晓莺鸣叫，惊醒过来，美梦不再，内心一片空虚与失落。这句仿佛是唐代诗人金昌绪《春怨》诗的缩写。梦中有欢，方有梦残的遗恨。梦与现实的反差，惆怅自在情理之中。
“宿妆”句接写女主人公因惆怅不快而懒得梳妆打扮。梦中惊醒，隔宿的妆淡了，眉黛浅了，眉深如望“远山”，眉浅则如望“粉山”。这为下文写她的临镜梳妆做铺垫。
末二句笔锋突转，描写女主人公临镜梳妆：对着鸾镜，把头发盘成环形，穿上彩绣丝罗衣裙，轻盈地转身，欣赏自己的美貌，推出少女轻盈娇美的形象，同时也表现了她的孤独感。至此，“约鬟”二字，与词首“花半拆”景色相合，可见“花半拆”也是烘托女主人公豆蔻年华的少女妆容。
此词通过女主人公晨起的形象，含蓄地表现出她对意中人的相思及由此而生的惆怅之情。全词首尾贯串，意脉相连，构思极妙。词中有些句子的描写很有耐人寻味的地方。
此词开篇即言“佳期误传”，虽未将情事具体写出，为之断肠的情绪却可从“凉蟾亦未圆”所透出的缱绻深中体味出来。接着，过片的“欢尽夜，别经年。别多欢少奈何天”三句抒发无可奈何的感慨：牛郎、织女盼望一年才能一次相逢，七夕一夜纵然可以尽情欢乐，却抵挡不了三百六十四天的离别相思之苦，明明知道它不公平、不合理，可就是没法改变这样的事实。这不能解决的矛盾、不能愈合的创伤及不能消除的恨事无不透出七夕故事的“悲剧性”。与“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是悲感中有幸福的慰藉相比，“情知此会无长计，咫尺凉蟾亦未圆”是哀痛之极时的心灰意冷。
全词以“星波”、“凉蟾”等构成的“奈何天”写情人心理空间中的景致，又将其融于情致的抒发中，以强烈对比而造成艺术效果，如“欢尽夜”与“别经年”，“桥成汉渚星波外”与“人在鸾歌凤舞前”，而最主要的则是强烈的情意受到强烈的阻碍所造成的心情对比。
上片，首四句写与客习射西园的时间，深秋霜降，望天清澄，西风暂起，寒意阵阵，夜半时分，直入梧桐。西风凄紧，冬之将至，词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前方将士，该是为他们准备过冬的粮饷，赶制棉衣御寒的时候了。他曾兼总四路漕计补给馈响，军用不乏，全力支持抗战，冬季来临，自然使他因关切前方而心绪不宁。“起瞰高城”三句，心事重重的词人起身离座，登上城楼，向中原望去，却见千里关河、寂寥冷落，他虽致力于抗战，无奈宋廷坚持苟和，抗金事业沉寂无着。面对冷落的关河，山河破碎、国土沦亡之悲涌上心头，沉痛难耐，只能借酒浇愁，故曰与客同醉。在宴饮之后，天之将晓，军中鼓声响起，习武场上，武士们手持雕弓，走马飞驰，好一派习武驰射的豪壮场面，令人振奋不已。
下片写西园习射。面对众人驰驱习射，六十开外的词人深感自己年老力衰，当年的豪气现在已经消失，哪能像虎士岳德那样，挥手弦响，双箭落地。这里有对虎士的赞许，更有对自己衰老的感叹。敌虏未灭而己身已老，不能驰骋疆场，使他深感遗憾，最后以“老矣真堪愧，回首望云中”作结，直抒胸臆。词人虽因无力报国而惭愧，但他身老志不衰，心系“云中”，情结边防，在垂暮之年，还以抗击金兵，收复中原为己任，表现了一个老年抗金志士的壮伟胸怀。
本篇笔力雄杰，沉郁苍健，具有豪放风格。
《乐府雅词》此首题作：“九月望日，与客习射西园，余偶病不能射，客较胜相先。将领岳德弓强二石五斗，连发三中的，观者尽惊。因作此词示坐客。前一夕大风，是日始寒。”这里转录《全宋词》，以便鉴赏本篇时作参考。
吟读本篇，深深地被作者的爱国热忱所感动。在深秋的寒夜，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带病登城巡视，回望中原那一大片被金人夺去的土地，不能收复，南宋小朝廷也岌岌可危，他的心情沉重而且惆怅，那又怎么办呢？一味地借酒浇愁吗？不，他还要“与客习射”，走马练武，于是就出现了“叠鼓闹清晓，飞骑引雕弓”的场面，“将领岳德，弓强二石五斗，连发三中的，观者尽惊。”词作者曾为抗击金兵立下汗马功劳，现在年事已高，还想与客走马比武，以振当年雄风，却又“偶病不能射”，感愧老病，不能报效祖国于疆场，只好回首长望北方的云中郡，那魏尚和李广奋勇抗击匈奴的土地。作者不是一般地悼惜流年，感叹病老，而是热切地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只因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而抱愧和感喟。虽有力不从心的悲慨，却仍然豪气逼人，给人以激励和振奋。
上半阕前四句写“霜降”、“碧天”、“秋事”、“西风”、“梧桐”，表明到了深秋，气候已经开始寒冷起来。“起瞰”三句，写作者年老偶病，在大风之后的寒夜，登上高城，遥望北方大片沦陷了的土地，无奈与客同饮，借酒浇愁，说的是作者在特定背景中的活动。“叠鼓”二句写武士操练、演习骑射的热闹场景：天将破晓，鼓棰小击，声声细密而急促；闹鼓声中，武士飞马上场，拉弓搭箭，射向目标。这是多么令人振奋和跃跃欲试的场面啊！以上写的都是客观的景物和事象，却又处处表现着作者的内在心情和心理。如：写秋寒以表现作者的老病忧国；写“起瞰”、夜饮等活动，以表现作者的国愁；写骑射活动场面，以表现作者的爱国豪情和民族自强的精神。景中有情，象中有意，所以才能写得情景历历，意象生动，境界鲜明。
下半阕抒发议论，但那议论都被情感化、形象化了的，而且设客争笑问难，生活气息极浓。所发感慨，同上半阕写出的时令、气候、活动场景紧密相连，所以毫不感觉突兀。“岁将晚”以下七句，说作者已到垂暮之年，有位客人同他说笑话，问他这个病弱的老人：你平生的豪迈气概跑到哪里去了？你往昔奔马骑射为谁争雄，还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今你哪能比得酒筵上的武士，举手拉弓，弦声响处，便见有双雁从远空堕落。结尾“老矣”二句，作者回答了自己因年老力衰而不能为国效力，抒发了“真堪愧”的悲凉、痛苦心情，然而他还在“回首望云中”，向往历史上抗击异族侵略者的爱国志士。
关注《题石林词》评说叶词，说他“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这篇《水调歌头》系梦得晚年作品，用关注的话来评判，是符合实际的。毛晋《石林词跋》也说作者叶梦得晚年“不作柔语殢人，真词逸品也。”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轲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