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征舆，与同乡陈子龙、李霁称“云间三子”。宋于陈去世那年（1647）即顺治四年，进士及第。宋之事清与隐匿之殉明，大相径庭，但并不妨碍他对朱明故国的缅怀和伤悼。这首词记录了在南京的见闻，浸润着宋征舆对故国衰亡的无限凄伤。
“春流半绕凤凰台”，起韵点明地点。“凤凰台”在南京秦淮河附近的凤凰山上，相传南朝刘宋永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在古代，凤凰被视为祥瑞之物。李白曾有名作《登金陵凤凰台》，慨叹六朝繁华一去不返。宋征舆透支了李诗的一部分诗趣。“十年花月夜，泛金杯”，写往日的情景。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定都南京。朱元璋死，以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建文元年（1393），朱允炆四叔燕王朱棣自北平（今北京）起兵，自称“靖难”，四年破京师，夺取帝位，年号永乐。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设有职无权的六部。至明末崇祯年间，北京成为起义军和后金攻击的目标，许多大官显宦南迁留都，于是南京又显现出短暂的病态的繁华。第二韵写的就是这个史实。句中的“泛”字，出语轻微，却勾勒出享乐于金陵的人们的醉生梦死的情态。
“玉箫呜咽画船开”，写现时的情景。古诗词里常用“吟”来描写玉箫的乐音，此处却用“呜咽”。未必是箫声凄伤，这在是因为宋征舆心绪凄伤的缘故。“清风起，移棹上秦淮”，一接触到“秦淮”，立即使人联想到杜牧的名作《泊秦淮》。杜牧是夜泊秦淮，宋征舆也是夜泊秦淮。杜牧辛辣地讽刺了南朝陈后主的荒淫误国，宋征舆却在词句中寄寓着故国衰亡的凄伤，当然，其中不无对不念国亡仍然享乐者的愤慨。
“客梦五更回”，宋征舆梦中思索些什么呢？“清砧迎塞雁，渡江来”，这句交待了此作的时令：秋风萧萧，塞雁南迁。由此可以推算，这首词是宋征舆由京外放福建布政使，途经南京时所作。
“景阳宫井断苍苔”，这一韵分明是造境。上征暂歇处分明是在秦淮，“客梦”之后怎会出现“景阳宫井”呢？借梦造境无疑。“景阳宫井”又名胭脂井，故址在今南京玄武湖西侧。据《陈书·后主纪》，祯明三年（589）隋兵攻占台城（今南京），后主闻兵至，与张妃丽华投此井。至夜，为隋兵所执。宋征舆引用“景阳宫井”的典故，分明是为了抒写故国衰亡的哀思。
“无人处，秋雨落宫槐”，景阳宫井已不见苍苔，景阳宫中也不见人迹，满目萧疏，一派荒凉，只有淅淅沥沥的秋雨润着寂寞的宫槐。在这充满凄伤的景象里，依稀可见宋征舆凄伤的形象。
这是一首隐士的赞歌。题目就包涵着赞美的意思。《毛传》说：“考，成；槃，乐。”朱熹《诗集传》引陈傅良的说明：“考，扣也；盘，器名。盖扣之以节歌，如鼓盆拊缶之为乐也。”黄熏《诗解》说：“考槃者，犹考击其乐以自乐也。”总之，题目定下一个愉悦赞美的感情调子。
全诗分三章，变化不大，意思连贯。无论这位隐士生活在水湄山间，无论他的言辞行动，都显示畅快自由的样子。诗反复吟咏这些言行形象，用复沓的方式，增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此诗集中描写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隐士形象。“硕人”一词，本身就带有身体高大与思想高尚双重含义。全诗反复强调“硕人之宽”“硕人之薖”“硕人之轴”，突出“宽”“薖”“轴”，实际上表示隐士的生活是自由舒畅的，心胸是宽广高尚的。他远离浊世，又使浊世景仰。因此，这个隐士虽然隐居山间水际，但仍然是受人们敬重仰羡的社会人。隐士是贤者，处身于穷乡僻壤。硕人是隐士，是贤者，是有高尚思想宽广胸襟的伟人，对此诗歌反复吟咏，诗内诗外，都得到表现。诗中描写的另一个内容，是隐居的环境。“考槃在涧”“考槃在阿”“考槃在陆”，无论在水涧、山丘、高原，都是人群生活较少的地方。隐士之所以叫做隐，当然并不仅仅在于远离社会生活。虽说前人有“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的说法，在朝廷、市井之中做隐士不是不可以；不过，一般说来，隐士大多数指远离人群集中活动的范围，到山林、水际、海岛等较荒僻地方去生活的一批人。隐士也可以说是自愿从社会中自我放逐者。诗歌采用了正面烘托的手法，把隐居的环境写得幽静雅致。山涧、山丘、黄土高坡，都不涉一笔荒芜、凄凉、冷落，反而成为一个符合隐士所居的幽雅环境。那么，贤良的隐士在幽雅的环境中，就如鱼得水，散步、歌唱、游赏，自得其乐，舒畅自由。于是，隐居之乐也永远不能忘却，更不想离去了。贤人、幽境、愉悦三者相结合，强烈地表达出硕人的隐居，是一种高尚而快乐的行为，是应该受到社会尊重赞美的。
诗歌每章一韵，使四言一句，四句一章的格式，在整齐中见出变化。全诗以山涧小屋与独居的人心境对照，木屋虽小，只感觉天地之宽。环境之美，留恋不出，尤其是一“独寐寤言”的勾勒，境界全出，在自我的天地之中，独自一人睡，独自一人醒，独一个人说话，早已是恍然忘世，凸现出一个鲜明生动的隐者形象。作笔的简练，选项取的镜头之典型，人物是呼之欲出，境之耐人寻，确有妙处。
这首诗是欧阳修七律中的佳作。诗中不仅描写了三峡苍暗、明月满川的景象，揭示出峡川月夜的苍茫、辽阔、凄清之美；而且借助景物描写，抒发了作者极为复杂的思想感受。这里，既有无辜被贬的深沉感慨，又有思乡怀归的惆怅之情。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自我解嘲，故作旷达。
“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写因贬谪之恨，而源溯到屈原，借以自喻而自慰，可终不能抑制这种生活的愁怨。“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写有如《秋色赋》，何其凄然。“殊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写客居异乡，苦恨经年，只有借酒消愁。最后两句在自叹自解中，也含有不可言状之凄苦。
这首诗突出的特点是，气象阔大，意绪苍凉。诗中无论写景，还是叙事，愁苦意绪笼罩全诗。其中“万树”一联，诗人从大处落墨，描绘出峡川从黄昏到静夜的景象。在这幅画面上，众多的景物如高山、丛林、溪水和明月，本已把画面装饰得既壮美又幽深，再加上“猿哀”一笔，显得更加凄怅苍凉。气象宏阔，以景逆情，进一步渲染作者谪居他乡的愁苦心情。
诗的前六句表现的是登山临水，感慨万千，各种情怀纠结于心，愁绪层层盘结，句句借景抒情，表达了内心被贬的良多沉痛：登山临水之怅恨，九回盘桓之愁肠。苍烟萦绕之万树，幽暗陡峭之峡谷，满川挥洒之明月，凄苦哀婉之猿啼。由于满怀的愁情，山水明月、烟草树木都为之黯然失色。各种愁怨喷薄而出，又何况临近年关，而自己在他乡羁旅，只能强颜作欢，借酒浇愁，以为暂时的宽慰。在悲极之中，诗人笔锋一转，不再作那儿女情长的伤心之语，而是将悲情化为临风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似乎为今日能饱览楚地奇异谲诡的风光而自豪。情绪顿然一转，于解嘲中放达，字里行间透出一股旷达豪迈之气。后来，苏轼受欧阳修的影响，也结合自己的多舛经历，在诗歌中将这张苦极自嘲、愈见旷达的宋调发展到了极致。
文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反驳了世人关于“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文章开始，劈头便是一句反问：“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起笔突兀，超拔，发人深醒。接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面那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世上流传的诗篇，多来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作者认为：大凡胸怀才学、抱负，而又不能在世上施展自己才能的士子，大多喜欢在山崖水滨放浪形骸，纵情漫游，借游山玩水以自遣，他们见到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千姿百态，便刻意探究它们的奇特之处。这便是他们笔下的鱼木虫草、风云鸟兽逼真、传神的原因。这些诗人由于怀才不遇，心里郁积着忧愁和愤慨。因此能写出怨恨命运、讽刺时世的诗篇，倾诉出那些被贬斥到边远地区的官员和独守空房的妇女们的哀叹。抒写出人们难以述说的情感，因此境遇越是困顿，诗也就写得越好。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诗“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本身，便是对那种“诗能穷人”传统观点的否定。那种“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的根本错误，在于将因果关系倒置了。作者的这一段议论，看似与梅圣俞无关，实际上是为下文作铺垫。因为只有摆正了穷与诗的关系，才能理解梅诗何以能工。这便是作者文章构思的高超之处。作者关于诗歌“穷而后工”的理论与司马迁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也是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继承与发展。而欧阳文忠公所创的“穷而后工”一句，终成为千古不变的诗歌理论。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诗人梅圣俞的生平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梅圣俞一生仕途困顿，多次考试都因受到考官的压制而不中，到了五十岁才接受聘书，作别人手下的幕僚。徒有满腹才学、抱负，却不能在事业上发挥出来。作者对此深感惋惜。这些是介绍梅圣俞其人。接着又由梅圣俞其人写到其诗。圣俞自幼练习作诗，还未成年，他的诗已经使长辈们为之惊奇。长大后又学习六经中的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因不能苟且迎合，博取时好，得不到世人的重视。因此世人只知梅诗，不知梅文。这里，作者是拿梅文作陪衬，反映出梅诗受到世人的重视和喜爱。当时不论是高明之士还是愚笨之徒，只要谈到诗，都要向梅圣俞请教，梅圣俞也乐意借此在诗中抒发自己的失意之情，因此他一生的创作，尤以诗歌为多。世人都知道梅公的大名，但却没有人肯将其推荐给皇帝。作者对此十分痛惜。宋仁宗时任宰相的王文康公曾赞叹梅诗“二百年无此作矣!”可见对梅诗了解很深，可是连他也没有向皇帝举荐圣俞。作者感叹圣俞的才学不为世用。不能为朝廷作歌功颂德、祭祀祖庙的诗歌，而只能写一些“虫鱼物类、羁愁感叹”的吟咏。世人只知道喜欢他的诗，却不知道穷困潦倒时间长了，诗人也会衰老。作者对诗人的困顿的境遇及其怀才不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世人不知爱惜人才的状况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交代了《梅圣俞诗集》的编撰经过。梅圣俞的诗写得很多，可是他自己并不爱惜，也不注意收集，倒是他的妻子的侄子担心诗作散佚，把他由洛阳迁到吴兴以来所写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十卷，作者自己一直十分喜爱圣俞的诗，因此收藏了这个诗集，并为它写了序。十五年后，圣俞病死在京城，作者前去凭吊，向家人索取他的诗篇，得到一千多篇遗稿，又将自己以前收藏的诗加在一起，从中选出六百多篇好的诗，编成十五卷。这就是《梅圣俞诗集》的成书过程。这是一篇诗序不可缺少的部分。关于梅诗的成就及特点，欧阳修在其《书梅圣俞稿后》、《六一诗话》等文中多次论及，所以仅在此处点一句：“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出”。表示梅诗特点很多，毋庸赘述，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品味。
全文是围绕“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层层展开的。首段批驳“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观点，是为了立起“诗穷而后工”的论点。二段梅圣俞一生的经历、遭遇以及他的诗文，是用具体事实说明：“穷而后工”的理论。第三段虽未明写“穷而后工”，但仍暗含着这层意思。正是因为“穷之久而将老”，圣俞才会“以疾卒于京师”，正是因为梅诗之工，作者才能“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并为之编撰诗集。欧阳修在本文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无疑是他对我国诗歌创作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之一。这充分体现出作者构思的精妙以及结构文章的技巧。作者在表现诗人诗工时，主要采用侧面烘托的方式，而不是着重正面表现。如以梅文“简古纯粹”来反映共诗之工，再用时人向其求诗，以及名人的赞语来衬托其诗工。这样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使文章活泼、生动而不呆板。 [2]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文章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