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蒋捷的这首词是和其《虞美人·听雨》一样,是其对己身世和生平的自叙性文字。这首词在表达了更为婉约些。它用一种闲适、淡漠的表面,以潇洒而轻逸的笔调写出内心的隐痛蒋捷世属宜兴望族。
全词以写景起调。“枫林红透晚烟青”,枫叶深红,是经霜长久,“透”了即要落地。“烟青”在“晚”:这恰如一个饱经折磨身乏神疲,凄恻迟暮的老人。接着抒发愁思:“客思满鸥汀”,“客思”是客居江湖的亡国飘泊之愁:“鸥汀”,表示水乡,愁对闲暇栖息的鸥鸟和平静空阔的沙汀,一“思”便即景见情。
“二十年来,无家种竹,犹借竹为名。”“二十年”,应是亡国后的二十多年。他想“种竹”,因为竹节是被当作保持高节与虚心的象征的。种竹,实为寄托亡国遗民的心事。“种竹”而“无家”,是因国破家亡。如果还不想改变自己的好尚,而只能“借竹为名”。在词人故乡宜兴有竹山,在县东北六十里的太湖之滨,作者曾隐居于此,故号竹山。
转笔写时间之易逝。“春风未了秋风到”,季节迅速地变换,其余是一片空虚。“老去万缘轻”,意同《虞美人·听雨》的“悲欢离合总无情”,词人表示这种淡漠、麻木的感情,是包含了失去少年欢乐和豪情壮志的悲哀。实际上他是用冷漠、麻木来表示对黑暗现实的蔑视的。
“只把平生,闲吟闲咏,谱作棹歌声。”以颓唐、闲散、放浪的形态自污,以山水、渔樵为知音,作逍遥游,“闲吟闲咏”,让舟子、渔人,去作“棹歌”歌唱了。“闲淡”是被迫养成的:“无闷”、“无愁”恰是愁闷大到无可收拾的地步。
蒋捷世属宜兴望族,加上少年即中科第,使他从骨子养成一种名士风流的气概。但朝代的更换,使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词只好在吟花赏月表示出对往昔盛事的眷念之情。
这首即事议论之诗,借宋玉以写自己,含蓄深刻而措辞委婉。
诗的前两句是说,并非宋玉特别喜爱隐舍不露的言辞托讽,正是因为襄王沉迷艳梦,迟迟不醒,这就暗示自己确有微辞托讽之作,而且是事出有因,不得不然。后两句是说,自从《高唐赋》问世以后,凡是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便都值得怀疑为别有托讽了。这就暗示说,诗人自己另一部分写男女情爱的诗作并不一定另有寄托,但人们因为受了微辞托讽的《高唐赋》式作品的影响,便都怀疑它们有所寄托了。李商隐用“尽堪疑”的词语,是想表明这种“疑”事出有因,同时又是想表明这种笼统的疑并不符合实际。
李商隐与宋玉,都属于多情才子、沦落文人一类。由于遭际相似,李商隐的偏爱宋玉,更多表现为自叹与自伤。李商隐在当时境遇之中,常常是“无悰托诗遣,吟罢更无悰”(《乐游原》)。深曲浓重的愁思,沉缅绵邈的情感,产生了“楚天云雨俱有托”的艺术表达和追求。诗人的拳拳之心应当得到后人的理解。然而诗人非但没有得到时人的理解,更被置之于无端的猜测和粗暴的责难之中。后二句“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既是辩说其诗并非篇篇寄寓世事,也是讥诮世人无知,徒然疑忌,其中更有“才命两相妨”、“多情岂自由”的伤感。
此赋可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叙事写景和议论抒情。
第一部分以叙述人的口气,点出宜春苑的标志性建筑“曾宫”和特殊地貌:发源于南山的水流汇聚成的“曲江”。南望终南山、东驰小土山,西有河水弯曲向北,即为“石濑”之激流。同时,作者也描写了终南山的峰峦和深谷,以及从谷底涌出的泉水。而“曾宫”附近的曲江两岸,则是介于“平皋”和“深山”缓冲地带的丘陵,那里众树“蓊蓑”、竹林“榛榛”,真可谓青山绿水间的休闲胜地也。第一部分结尾句“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既交代了作者“登陂陛之长阪”凭吊二世的荒冢的最终目的,又起到吊古而评人的顺接作用。
第二部分直接进入议论。作者用“持身不谨兮,亡国失执。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两句,明谈自己的感悟,实是对汉武帝的讽谏。紧接着用“呜乎”一语将情感递进了一层,批评秦二世在操守和德行方面存在的严重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可悲下场。最后,作者面对“二世”不能传到“万世”反而仅三年就没入荒丘时断言:秦二世的墓地“复邈绝而不齐”、其坟丘“弥久远而愈侏”其灵魂即使变为“罔阆而飞扬”“九天”也要“永逝”。至此,作者的情感也由可叹、可怜转到可悲。
全赋以乐景写哀情,感情凝重、议论精辟,实乃劝喻委婉的警帝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