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中“交趾”一词点题,交代了羁旅的地点是古代的交趾。这“交趾’’的名称首先就给人一个奇异的印象。相传这里的人因脚趾长得不同一般,所以才称为交趾人的,地便是因人而得名。然而使诗人惊叹的却是这里的“特殊风候”。安南与中原大不相同的是风物气候,这是诗人身临其境的真切感受。次句“寒迟暖复催”,紧承起句高度概括出安南的气候特点,寒冷的季节晚而短暂,温暖的季节早而久长。
颔联着重写景物,上句“仲冬山果熟”,描绘高寒山区在仲冬时节果实累累,仿佛中原的秋天一样。这对北国人来说实在新鲜。这也是对首联中“寒迟”的进一步具体化描写。下句“正月野花开”,写的是新春正月山花烂漫,可见气候非常温和,如同中原夏季,这是对上联中“暖复催”的进一步具体描绘。
颈联着重描叙天气,“积雨生昏雾”,是写安南经常长时间阴雨不断,一到夏秋便成雨季,积水不干,雾气濛濛的。“轻霜下震雷”,指在冬天里仍然雷声震震。轻霜,即薄霜,说明安南只有冬日最冷时才有薄霜,这与北方深秋便下霜的情况不同。这些现象在一般中原人看来都是不可能的。
诗人在这颔联和颈联里,描绘了山果、野花、积雨、昏雾、震雷,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平凡事物,仅用了仲冬、正月、熟、开、生、下等几个时令词和动词,加以精巧的组合,就造成了奇妙的意境,表现了四时不同的景色和气象,把交趾的“殊风候”毕现在笔端。这是诗人近一年来流寓安南生活体验的形象总结和意绪的流露,有惊奇、有兴奋、有赞美、有惆怅。面对这一派十足的异域风光,诗人自然又会触目伤怀。
尾联照应题目直抒羁旅之情,“家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逾万里”是渲染其远,并非指实写。安南距中原实际上只有五六千里路,在古代交通不便,也是数月的行程,与家人难通音讯,所以作客的愁思胜于往常。诗人多年宦游他乡,贬谪也不止这一次,“客思”原是经常有的,但都比不上这次流寓安南时深重。这不仅仅是路程遥远的缘故,也暗寓有对这次的“严谴”怀有极大的愤懑。
该诗中诗人的语言通俗,明白如话,不以故饰,不事雕凿,风格朴实自然。在诗中诗人善于捕捉景物的特征,仅仅抓住典型环境中几种富有代表性的事物,稍加点染描绘,便意象翩跹,情趣盎然,显得笔法精炼。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
此诗先说自己才华平庸,喜欢如孤云般自在,如和尚般清净,表达了一种闲适的生活意趣;然后写自己临上任前对长安的不舍,回望唐太宗的昭陵,表达了想出守外郡为国出力,又不忍离京的忠君爱国之情。全诗以登乐游原起兴,以望昭陵戛止,采用了“托事于物”的兴体写法,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在唐人七绝中,也和在整个古典诗歌中一样,以赋、比二体写成的作品较多,兴而比或全属兴体的较少。杜牧这首诗采用了“托事于物”的兴体写法,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之情,称得上是一首“言在此而意在彼”、“言已尽而意有余”的名篇。
杜牧不但长于文学,而且具有政治、军事才能,渴望为国家作出贡献。当时他在京城里任吏部员外郎,投闲置散,无法展其抱负,因此请求出守外郡。对于这种被迫无所作为的环境,他当然是很不满意的。诗从安于现实写起,反言见意。武宗、宣宗时期,牛李党争正烈,宦官擅权,中央和藩镇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都有战斗,根本算不上“清时”。诗的起句不但称其时为“清时”,而且进一步指出,既然如此,没有才能的自己,倒反而可以借此藏拙,这是很有意趣的。次句承上,点明“闲”与“静”就是上句所指之“味”。而以爱孤云之闲见自己之闲,爱和尚之静见自己之静,这就把闲静之味这样一种抽象的感情形象地显示了出来。
第三句一转。汉代制度,郡太守一车两幡。幡即旌麾之类。唐时刺史略等于汉之太守。这句是说,由于在京城抑郁无聊,所以想手持旌麾,远去江海。(湖州北面是太湖和长江,东南是东海,故到湖州可云去江海。)第四句再转。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在长安西边醴泉县的九嵏山。古人离开京城,每每多所眷恋,如曹植诗:“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赠白马王彪》)杜甫诗:“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至德二载自京金光门出乾元初有悲往事》)都是传诵人口之句。但此诗写登乐游原不望皇宫、城阙,也不望其他已故皇帝的陵墓,而独望昭陵,则是别有深意的。唐太宗是唐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皇帝。他建立了大唐帝国,文治武功,都很煊赫;而知人善任,惟贤是举,则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诗人登高纵目,西望昭陵,就不能不想起当前国家衰败的局势,自己闲静的处境来,而深感生不逢时之可悲可叹了。诗句虽然只是以登乐游原起兴,说到望昭陵,戛然而止,不再多写一字,但其对祖国的热爱,对盛世的追怀,对自己无所施展的悲愤,无不包括在内。写得既深刻,又简练;既沉郁,又含蓄,真所谓“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一个“望”字把诗人爱国情怀和等待胜利在望的心情表达无疑。7月16日夜晚,长安南山头,诗人登高远望,皎洁的月轮正在升起光华。
词的上片写秋天来到边城,鼓角声充满悲哀,首句一个“哀”字充分表达了词人对国土沦丧的惋惜和悲哀。下片从上片的“凭高”和“此兴台哉”过渡,全面表达了“高兴”的“兴”。整首词由“哀”到“兴”,反映了作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爱国壮志。
从角声烽火写起,烽火指平安火,高台指高兴亭。《唐六典》说:“镇戍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陆游《辛丑正月三日雪》诗自注:“予从戎日,尝大雪中登兴元城上高兴亭,待平安火至”。又《感旧》自注:“平安火并南山来,至山南城下。”又《频夜梦至南郑小益之间慨然感怀》:“客枕梦游何处所,梁州西北上危台。暮云不隔平安火,一点遥从骆谷来。”都可以和这首词句互证。高歌击筑,凭高洒酒,引起收复关中成功在望的无限高兴,从而让读者体会到上面所写的角声之哀歌声之悲,不是什么忧郁哀愁的低调,而是慷慨悲壮的旋律。“此兴”的“兴”,兼切亭名。
下片从上片的“凭高”和“此兴台哉”过渡,全面表达了“高兴”的“兴”。作者把无情的自然物色的南山之月,赋予人的感情,并加倍地写成为谁也不及它的多情。多情就在于它和作者热爱祖国河山之情一脉相通,它为了让作者清楚地看到长安南山的面目,把层层云幕都推开了。这里,也点明了七月十六日夜晚,在南郑以东的长安南山头,皎洁的月轮正在升起光华。然后进一步联想到灞桥烟柳、曲江池台那些美丽的长安风景区,肯定会多情地等待收复关中的宋朝军队的到来。应,应该。这里用“应”字,特别强调肯定语气。
人,指宋军,也包括作者。词中没有直接说到收复失地的战争,而是以大胆的想象,拟人化的手法,描绘上至“明月”、“暮云”,下至“烟柳”、“池馆”,都在期待宋军收复失地、胜利归来的情景,来暗示作者所主张的抗金战争的前景。这种想象是在上片豪情壮志抒发的基础上,自然引发而出,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