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缕歌》是梦窗词中具有爱国思想的词作之一。词中通过沧浪着梅歌颂抗金名将韩世忠的"英雄陈迹"，对"后不如今今非昔" 的现实表示严重不满。
据夏承焘《吴梦窗系年》，这首词约写于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正月，作者四十岁。当时，"吴潜由庆元府改知平江（今苏州）"，二人过从甚密。作者借着梅之机，即景生情，毫不隐晦地抒发了积郁于胸的悲慨。
以"乔木生云气"这一开阔巨大的形象开篇，含有"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意味。"乔木"者，大树也。是词人入园以前之所见，又暗喻韩世忠。《后汉书·冯异传》："请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不仅如此，这一句词，还可以使人联想到《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暗示韩世忠从龌龊的官场中受到排斥打击，被迫迁居沧浪事。这一句兴'中有比，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访中兴、英雄陈迹，暗追前事。"
这两句是直陈，交待这次看海的目的以及对英雄的无限景仰。继之则拈出韩世忠一生最为动人的事迹加以抒写："战舰东风悭借便，梦断神州故里。"这两句写的是黄天荡之捷，抒发了词人的感慨。韩世忠在黄天荡以八千人的兵力，抗击着金兀术的十万大军，坚持了四十八日。黄天荡之役，虽然使兀术"不敢再言渡江"，但韩世忠也因遭受火攻而退回镇江。史载：兀术刑白马以祭天，及天霁风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绝流击之。海舟无风不能动，兀术令善射者乘轻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师遂大溃，焚溺死后不可胜数。世忠仅以身免，奔还镇江。"作者对此深以为憾，故词中表示，如果东风劲吹，毫不吝惜地给韩世忠以一臂之助，那么失去的神州故里就很可能得以恢复。"旋小筑、吴宫闲地。"紧承上句，写韩世忠被剥夺兵权之后，过的是"不再言兵"的退隐闲居生活，点明了"沧浪看梅"这一主题。"华表月明归夜鹤"至上片结尾，用丁令威学仙的故事，引出物是人非，今非昔比的慨叹，并以"枝上露，溅清?quot;这一眼前景物来加以渲染和烘托。下片换头紧扣词题，承接上片，对看梅的过程略加梳理，点出吴潜当时的身份。"步苍苔"三句点出"梅"字，深化意境，至"重唱梅边新度曲，催发寒梢冻蕊"，把词的意境进一步提到爱国统一与关心时事这一思想高度。"寒梢冻蕊"是南宋王朝怯懦无能，不图进取，苟且偷安这一政治形势的写照；"催发"，含改变现状、力图有所作为的积极意义在内。"重唱梅边新度曲"，实际是呼唤春天的到来，呼唤国家的振作。在这主要之点上，作者与吴潜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二者的知己之情已和盘托出了。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即使他们"此心与东君同意"，而当前的现实却是"后不如今今非昔"。不仅世无韩世忠，而且连黄天荡那样的战役也不可能出现了。面对现实，无可奈何，作者与吴潜只能"两无言相对沧浪水，怀此恨，寄残醉"了。陈洵在《海绡说词》中说："'心与东君同意'能将履斋忠款道出。是时边事日亟，将无韩、岳，国脉微弱，又非昔时，履斋意主和守而屡书不省，卒至败亡，则所谓'后不如今'……言外寄慨。"可见，词中的悲愤心情实是有感而发的。
读《金缕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辛派词人的作品，因为这首词充分表现出作者的爱国热忱与对时事的慨叹，而且写得"慷慨纵横"、"悲壮激?，具有豪迈奔放之气。
吴文英之所以能写出这种豪迈奔放的词篇，除作者本人具有阔大的胸襟与关心国家时事的思想感情以外，同时还与词的艺术表现有关。比较看来，纳入这首词里的主要是巨大的场景。高大的英雄人物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抒发的又是由国家兴亡而引起的大悲大慨。因此，词中自然流露出一种沉郁顿挫、苍凉悲壮的豪气。陈洵说："清真、稼轩、梦窗三家，实为一家。"就这一点来，是颇有道理的。但是，吴梦窗毕竟不是辛弃疾。即使他的某些词近似辛派，但从根本上讲，二者又有明显差别。以本篇为例，其主要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描写巨大场景、重大历史事件时，又往往与某些清幽的意境、较小的生活细节相结合，直陈中带有显著的象征性。"乔木"，象征巨大的英雄形象；"寒枝冻蕊"，象征南宋王朝的日趋没落；"枝上露，溅清泪"，象征人民群众的悲恸；"重唱梅边新度曲"，象征个人的爱国热情，等等。二是主观抒情词句与客观形象的描绘紧密结合，二者互为补充，并且常常以实为虚，化虚为实。词的本意是凭吊韩世忠黄天荡未获最后全胜，以致失地未得恢复。但作者却把这整个战役及其后果概括为"战舰东风悭借便，梦断神州故里"两句，其内涵是颇为丰富的。又如，作者设想韩世忠如能重返故居，他也一定要为国事日非，今不如昔而悲叹的。但却以"华表月明归夜鹤"等少许词句来表现，令人玩味不尽。下片又以"后不如今今非昔"与之相给合。所以，这首近似辛弃疾的豪迈之作，在艺术上也仍然保留着梦窗词本身的艺术特点。所以陈洵又说："清真、稼轩、梦窗，各有神彩，……莫不有一己之性情境地。"
由上可见，梦窗词是多样化的，他的词也并非完全"隐晦"，至于讥评他的词"思想内容往往无足取"，显然是难以成立的了。
作为晓谕刘备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文章采用了条述的方式，对曹操的“苛虐”，即政治及为人上的严厉残暴，一一道来，主要叙述了中平六年（189）董卓乱起至建安四年（199）曹操与公孙瓒暗通被发觉后退守敖仓这十余年间，曹操的所作所为来声讨曹操的。在列举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袁绍“休明”即美好清明的颂扬。而十余年间，又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为界，分两个部分叙述。
建安元年前，曹操从徒手起家到领兖州牧，曹操势力的不断壮大都得力于袁绍的提携与帮助，檄文主要述及了三件大事：其一，曹操乃宦官之后，祖上无德，自身也好乱乐祸，没有美德可言，但是袁绍在汉末扫除宦官之害与董卓之乱时，“收罗英雄，弃瑕取用”，任用曹操，授以奋武将军，希望曹操能为汉室效犬马之劳；其二，曹操愚昧轻佻，缺乏远谋，多次兵败丧师，在此情形之下，袁绍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又让曹操领兖州牧，就是希望曹操能像春秋时秦将孟明那样，虽战败但能再立战功；其三，曹操领兖州牧后，飞扬跋扈，残害忠良，如杀九江太守边让，并纳其妻子，致使士林愤痛，民怨沸腾，故其身败徐州，又于濮阳被吕布击败，丧失兖州大部地域，只能游荡东阿，没有安身之处。而袁绍为了加强汉室力量、打击叛党，发兵征讨吕布，使曹操于濮阳败后不至于一蹶不振，并使曹操重领兖州牧。
而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专制朝政。檄文中言袁绍因冀州北面公孙瓒进犯，派从事中郎徐勋让曹操至洛阳修缮宫庙，护卫献帝。而曹操借此放横专行，败法乱纪，专制朝政，赏罚由心。太尉杨彪忠心汉室，却遭毒刑；议郎赵彦忠言直谏，却被诛杀。曹操亲自带兵发掘梁孝王墓，开棺裸尸，毒施人鬼，可谓“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袁绍因公孙瓒牵累，对曹操无暇整训，只好忍让包容，希望或可补救。而曹操包藏祸心，摧折栋梁，孤弱汉室。私下与公孙瓒来往，外助王师，内欲偷袭。会其阴谋发露，公孙瓒也被剿灭。曹师震慑，昼夜逃遁，屯据敖仓。欲凭黄河之险，抵挡大军。袁绍奉汉威灵，率师百万，战马千匹，并州、青州与荆州勇猛岀击，直捣曹操大本营，其势定可破操。而操军吏士，能力战的出自幽冀二州，其中有的原是袁绍部下，皆思乡心切。其余皆是兖州、豫州之民，或是吕布、张扬的降卒，被迫苟从，人怀怨愤。若大军南下，开启降路，定兵不血刃，使曹军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檄文在叙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述袁绍之“休明”，即对曹操的提携、重用、宽容与忍让。而现在之所以进行讨伐，实因“惧其篡逆之萌”。整篇檄文表现了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这十余年来，曹操的种种劣迹，而文中的袁绍与曹操截然相反，始终表现出以国家为重，申明大义，为汉室肝脑涂地的忠守义士的形象。整篇檄文将曹操的“苛虐”与袁绍的“休明”对比叙述，以引起共愤，达到声讨曹操的目的。
《文心雕龙·檄移》一篇中称：“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聚鉴于己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在内容上需要阐明我方优明主忠贤相、天时地利人和，同时揭示出对方的苛虐，君不明守不贤、众叛亲离，天理难容。同时要言辞激烈、气势磅礴、言中肯綮、振奋人心。陈琳之文在这些方面做的可谓典范，内容上．处处将袁绍与曹操对比着写，极力表现袁绍的仁德和勇武，先述及他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暴乱汇集天下英雄扫除奸佞，后又不断表现他对曹操的仁义宽容、弃嫌任用：同时对曹操的罪恶反复渲染，出身是“赘阉遗丑六“本无懿忆”，自小“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作为统领战术上轻进易退，为人残虐无度，杀害忠良、毒戮生灵、无视君主、无视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发出“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的呼喊。同时言辞通畅、层层推进，多用排偶句、四字句以使得节奏明快、气贯长虹，充分实现了檄文应具有效用，难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其檄文为：“今之隽也。”
在文学的审美追求方面，虽然是一篇应制文，但是陈琳却在应制文的框架下巧妙地传达着自身独特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个性化的文风。
首先，传达了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文章开头即说“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联系陈琳当时的经历，先于何进帐下作主簿，当时所作的《谏何进召外兵一文》已经可见他对政治颇有见解，何进死后与众人一起随董卓进京，后见董卓残害百姓、难成大器便转而到州追随袁绍，山此可知他自己内心正是希望能投靠明主以成就一番大事成为所谓非常之人。同时他又将袁绍塑造成为一个有勇有谋仁德为民的英雄形象，将曹操塑造成为残暴昏庸、贪赞酷烈的奸守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理想君主应具有和应摒弃的品质。
其次，展现了真实的情感倾向，虽然檄文中对曹操的贬抑难免有夸张浪染的地方，但展现的是他的真实情感。在何进手下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宦官专权的痛恨，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以刺除宦官势力，曹操作为宦官之后成为陈琳厌恶他的一个理由。从檄文中对曹操从祖父开始骂起就可看出：投奔袁绍是陈琳的自主选择，他是在认可袁绍的处事方式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投其军下，这样又必然使其抱有对袁绍的赞许心态，所以文中对袁绍的褒扬是出于肺腑也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曹操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出战不利、滥杀无辜、为人狡诈都是有史可查的，这种行为在位正直文人的眼中是十分不堪的，所以陈琳对其的痛斥也是出于内心的厌恶和痛恨。至于后来陈琳在袁绍死后又归曹实乃情势所迫，并不能说明陈琳对曹操的感情倾向。
再次，充分展现了个性化的文风。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评价道：“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文心雕龙·檄移》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二者均提及此文一个共同特点：文气刚健，有骨鲠之气。这不仅和上文所提及的陈琳在文中反映了真实情感倾向、展现出文人的正直有关，同时与陈琳自觉地在句式上多用整句、辞藻的严谨华关、善于化用典故有关。具体说来，整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而下，据粗略统计，该文281句，排偶句68句，四字句185句，已经具有明显的骈体文的特征：典故的使用使得说理更具说服力，例如文章中多处引自《史记》：辞藻的严谨而华美，严谨处展现出春秋笔法的特色，大有一字定乾坤之妙，如称袁绍幕府，对曹操直呼其名，又称其为“鹰犬”“爪牙”“寇”等等，华美处能起到极强的渲染烘托作用，如对曹操恶行的贬斥，无一语有重复写袁绍之军威，从“尔乃大军过荡西山”直至“有何不灭者哉”，铺排渲染、气贯长虹：以上这些都是其气势刚健、痛快淋漓的文风的支撑。可以看出，陈琳作文是以气骋才，以才运气，气势刚健却又不流于拙朴，有骨鲠之气而又文采斐然。o
中唐人以白描叙日常生活，往往曲尽人情。朱庆余《闺意上张水部》写洞房花烛夜后的新嫁娘，令人过目不忘；王建《新嫁娘词》内容如朱诗之续，艺术上亦不相让。
古时常言新媳妇难当，在于夫婿之上还有公婆。夫婿称心还不行，还得婆婆顺眼，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古代女子过门第三天（俗称“过三朝”），照例要下厨做菜，这习俗到清代还保持着，《儒林外史》二十七回：“南京的风俗，但凡新媳妇进门，三天就要到厨下去收拾一样菜，发个利市”。画眉入时固然重要，拿味合口则更为紧要。所以新媳妇总会有几分忐忑不安的。
“三日入厨下”直赋其事，同时也交待出新婚的特定程序。“洗手”本是操作中无关紧要的环节，写出来就有表现新妇慎重小心的功效——看来她是颇为内行，却分明有几分踌躇。原因很简单：“未谙姑（婆婆）食性”。考虑到姑食性的问题，颇见出新妇的精细。同样一道羹汤，兴许有说咸，有说淡。这里不仅有个客观好坏标准，还有个主观好恶标准。“知己不知彼”，是不能稳操胜券的。她需要参谋，还要考虑谁来参谋。夫婿么，十个男儿九粗心，他在回答母亲食性问题上，也许远不如对“画眉深浅”的问题来得那么叫人放心。而女儿才是最体贴娘亲的，女儿的习惯往往来自母亲的习惯，食性亦然。所以新嫁娘找准“小姑”。味”这东西，说不清而辨得出，不消问而只须请“尝”。小姑小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总未成年，还很稚气。她也许心想尝汤而末敢僭先的，所以新嫂子要“遣”而尝之。姑嫂之间，嫂是尊长。对夫婿要低声问，对小姑则可“遣”矣。情事各别，均应服从于规定情景。这两句切合人物的身份和特定的生活情境，写得细腻传神。
诗人写到“尝”字为止，以下的事情，就要由读者去补充了。这样反觉余味无穷，体裁的限制转化为表达的优长。由于诗人善于描写特定情境下的特定心理，寥寥几笔便勾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慧黠的新嫁娘的形象，生活气息非常浓厚。
这首词写女子月夜的相思之情，以女主人公的严妆丽容以及鸳枕明月为衬，表现其孤栖与寂寞。
起拍二句，从最具有女性生活特征的化妆着笔，写出女子年轻貌美的形象。“扑蕊添黄子”，谓取花蕊以为面饰。古人制作化妆品，多取材于自然，所以将黄色的花粉作为额黄妆的饰品。“呵花满翠鬟”，说吹花后把花满戴于发髻之上。接下三句，转换抒写角度，不再写动态的人物，转而写静境中的感情世界，情致也变得深婉。“鸳枕映屏山，月明三五夜，对芳颜。”三五之夜，则月欲明矣，则思愈炽矣。于是乎，对芳颜，扑蕊、呵花以自消遣。女子被封闭在闺房内，阗然独处，无人相问，只有鸳枕、屏山相伴，尤其是十五月圆之夜，更觉无限孤独寂寞。
此词通过白描手法，揭示人物的内心情绪。词中女主人公月夜独卧，不仅在前以严妆丽容为衬，其后又以“鸳枕”“月明”为衬，鸳枕独托面容，月明偏照芳颜，主人公那孤寂、相思之苦自在不言中。其中，“扑蕊”“呵花”两个细节的描写，用语精细奇妙，而又使人耳目一新。
有人将此词解释为写男女双方幽会的情景，说开头两句写女子着意妆饰，表现了她准备欢会时喜悦的心情；后三句是对相会时的具体描写。聊备一说。
诗的首联是大难之后的感喟之词。“十载江南事已非，与君辛苦各生归。”古人感叹世事变迁，常以物是人非相称。而在这清初的十年中，经历了生死交关的艰难历程不仅人非、物非，事事皆非，诗人和朱四辅都是经过了曲折艰辛的“辛苦”归程，九死一生，才得以“生归”活着过来。回首往事，自心中升起一种沉痛悲凉的沧桑感。更尤有盛者，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尤其在江南一带，是比任何改朝换代都更加惨绝人寰的。
颔联是对历史的沉痛回顾。“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北京城破。五月，福王朱由崧称帝，命史可法督师于扬州。由于南明朝廷昏庸，内讧不断，致使清兵长驱南下。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兵制造了“扬州十日”历史事件。五月，南明弘光帝被俘，次年死。顾炎武这里只是指出了当时历史最沉痛的一刻。“愁”是愁南明旧朝的昏聩，“痛”是痛满清新朝的暴酷，一“愁”一“痛”之间，蕴含了历史的悲感。
颈联写时光如水逝，历史犹在目。“碧血未消今战垒，白头相见旧征衣”。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各地反清武装斗争连绵起伏，一直延续了四十年， “碧血末消”既表现了反清斗争的激烈、烈士们的血洒疆场，又表现了仁人志士坚强不屈的意志。诗人写诗时是四十岁，不当以老人自称的，这里的“白头相见”显然流露出了一种人生短暂功业未就恢复大计遥遥无期的惆怅与感慨，然而顾炎武虽然是艰难困苦，他还是念念不忘那为之奋斗的理想，于是与友人相见，自然而然地叙起了从前的战争生涯。这一联看似平淡，然而平淡之处自有心胸的流露，与友人相对，他想到的不仅是旧日的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为之奋斗的是未来他那复明的理想境界。
尾联诗人与友人互勉，寄希望于来者。诗人为了理想的未来，他告诫友人不要叹息，要像古代的英雄那样去奋斗：“东京朱祜年犹少，莫向尊前叹式微”。这两句，诗人是以朱祜比朱四辅。“式微”这里代指哀叹，是鼓励朱四辅不要意志消沉，不要只是哀怨悲叹，而要像东汉的朱祜那样建功立业，为恢复故国而努力。这里不仅是鼓励友人，实际上也是在表现自己那不屈服的坚强意志。
这首诗悲叹往事凄楚动人，但格调并不仅仅流于低沉凄婉，在哀伤悲凉之中同样也洋溢着慷慨激昂积极向上的热情，这热情是顾炎武其诗的热情，也是其人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