鹧鸪,产于我国南部,形似雌雉,体大如鸠。它的叫声民间以为极似“行不得也哥哥”,故古人常借其声以抒写逐客流人之情。郑谷咏鹧鸪不重形似,而着力表现其神韵,正是紧紧抓住这一点来构思落墨的。
“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首联是说,鹧鸪在温暖的烟色荒地上面嬉戏,只见它们五彩斑斓的羽毛那么整齐;看它们的行动举止,类别与平日活泼的山鸡相像。
开篇写鹧鸪的习性、羽色和形貌。鹧鸪“性畏霜露,早晚希出”(西晋崔豹《古今注》)。开首着一“暖”字,便把鹧鸪的习性表现出来了。“锦翼”两字,又点染出鹧鸪斑斓醒目的羽色。在诗人的心目中,鹧鸪的高雅风致甚至可以和美丽的山鸡同列。在这里,诗人并没有对鹧鸪的形象作工雕细镂的描绘,而是通过写起嬉戏活动和与山鸡的比较作了画龙点睛式的勾勒,从而启迪人们丰富的联想。
首联咏其形,以下各联咏其声。然而诗人并不简单的摹其声,而是着意表现由声而产生的哀怨凄切的情韵。
“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颔联是说,天空阴沉雨水淋漓的时候,从巴丘湖,洞庭湖东南湖边的青草地上经过;黄陵庙花瓣飘落,只听鹧鸪的啼叫声音。
“青草湖”即巴丘湖,在洞庭湖东南;黄陵庙,在湘阴县北洞庭湖畔。传说帝舜南巡,死于苍梧。二妃从征,溺于湘江,后人遂立祠于水侧,是为黄陵庙。这一带,历史上又是屈原流落之地,因而迁客流人到此最易触发羁旅愁怀。这样的特殊环境,已足以使人产生幽思遐想,而诗人又蒙上了一层浓重的伤感气氛:潇潇暮雨,落红片片。荒江、野庙更着以“雨昏”、“花落”,便形成了一种凄迷幽远的意境,渲染出一种令人魂销肠断的氛围。此时此刻,畏霜露、怕风寒的鹧鸪自是不能嬉戏自如,而只能愁苦悲鸣了。然而“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反复吟咏,似又像游子征人涉足凄迷荒僻之地,聆听鹧鸪的声声哀鸣而黯然伤神。鹧鸪之声和征人之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这两句之妙,在于写出了鹧鸪的神韵。作者未拟其声,未绘其形,而读者似已闻其声,已睹其形,并深深感受到它的神情风韵了。
“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颈联是说,身在异乡的客人刚一听到鸣叫,就不由自主的抬起手臂,听任泪水沾湿衣袖。美丽的女子刚一听到鸣叫,开口唱歌一曲充满相思情意的《山鹧鸪》,青黑色的眉毛黯然低垂。
颈联两句,看来是从鹧鸪转而写人,其实句句不离鹧鸪之声,承接相当巧妙。“游子乍闻征袖湿”,是承上句“啼”字而来;“佳人才唱翠眉低”,又是因鹧鸪声而发。佳人唱的,无疑是《山鹧鸪》词,这是仿鹧鸪之声而作的凄苦之调,诗人选择游子闻声而泪下,佳人才唱而蹙眉两个细节,又用“乍”、“才”两个虚词加以强调,有力的烘托出鹧鸪啼声之哀怨。在诗人笔下,鹧鸪的啼鸣竟成了高楼少妇相思曲、天涯游子断肠歌了。在这里,人之哀情和鸟之哀啼,虚实相生,各臻其妙;而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了。
“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日向西。”尾联是说,宽阔的湘江上鹧鸪声此起彼伏, 同是不幸遭遇的人们的情怀水乳交融;茂密的竹林丛中深处鹧鸪寻找温暖的巢穴,夕阳就要落山,带来悲凉的苦意。
最后一联,诗人笔墨更为浑成。“行不得也哥哥”声声在浩瀚的江面上回响,是群群鹧鸪在低回飞鸣呢,抑或是佳人游子一唱一和在呼应?这是颇富想象的。“湘江阔”、“日向西”,使鹧鸪之声越发凄唳,景象也越发幽冷。那些怕冷的鹧鸪忙于在苦竹丛中寻找暖窝,然而在江边踽踽独行的游子,何时才能返回故乡呢?篇终宕出远神,言虽尽而意无穷,透出诗人那沉重的羁旅相思之愁。诗人紧紧把握住人和鹧鸪在感情上的联系,咏鹧鸪而重在传神韵,使人和鹧鸪融为一体,构思精妙缜密,难怪诗家要称他“郑鹧鸪”了。
上篇写寒雀喧枝,以热闹的气氛来渲染早梅所显示的姿态、风韵。岁暮风寒,百花尚无消息,只有梅花缀树,葳蕤如玉。冰雪中熬了一冬的寒雀,值此梅花盛开之际,既知大地即将回春,自有无限喜悦之意。开头两句“寒雀满疏篱,争抱寒柯看玉蕤”,生动地描绘了寒雀对于物候变化的敏感。它们翔集梅花周围,瞅准空档,便争相飞上枝头,好像要细细观赏花朵似的。寒梅着花,原是冷寂的,故前人咏梅,总喜欢赋予梅花一种孤独冷艳的性格,此词则不然。
作者先从向往春天气息的寒雀写起,由欢蹦乱飞的寒雀引出梅花,有了鸟语花香的意味,而梅花的性格也随之显得热乎起来。顾随先生自云早年极喜杨诚斋的绝句:“百千寒雀下空庭,小集梅梢话晚晴。特地作团喧杀我,忽然惊散寂无声。”但读了苏轼此词以后,看法有了变化。他说:“持以与此《南乡子》开端二语相比,苦水(按顾随自号苦水)不嫌他杨诗无神,却只嫌他杨诗无品。”“‘满’字、‘看’字,颊上三毫,一何其清幽高寒,一何其湛妙圆寂耶?”“一首《南乡子》,高处、妙处,只此开端二语。”(《顾随文集·东坡词说》)顾随深赏极爱开端二语,自是不差,而从“满”、“看”两字悟出“清幽高寒”及“圆寂”之说,似有未谛。“忽见客来花下坐,惊飞。踏散芳英落酒卮”,进一步从寒雀、早梅逗引出赏梅之人,而逗引的妙趣也不可轻轻放过。客来花下,寒雀自当惊飞,此原无足怪,妙雀亦多情,迷花恋枝,不忍离去,竟至客来花下,尚未觉察,直至客人坐定酌酒,方始觉之,而惊飞之际,才不慎踏散芳英,则雀之爱花、迷花、惜花已尽此三句之中,故花之美艳绝伦及客之为花所陶醉俱不待繁言而明。再说,散落之芳英,不偏不倚,恰恰落在酒杯之中,由此赏梅之人平添无穷雅兴,是则雀亦颇可人意。可见雀之于梅,此词中实有相得益彰之妙。
下篇写高人雅士梅园举行的文酒之宴,借以衬托出梅花的风流高格。“痛饮又能诗”的主语是风流太守杨元素及其宾客僚佐。杨元素才调不凡,门下自无俗客。诗、酒二事,此中人原是人人来得,不过这次有梅花助兴,饮兴、诗情便不同于往常。“痛饮”即开怀畅饮。俗语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高人雅士喜以梅花为知己,“痛饮”固当,“能诗”极易误会是能够写诗。其实,“能”字与“痛”字对举成文,乃逞能之意。“能诗”又不限于其字面意义为善于写诗,这里暗用刘禹锡寄白居易诗句“苏州刺史例能诗”(时白任苏州刺史),以称美杨元素的文采风流。
作者又有《诉衷情·送述古迓元素》词云:“钱塘风景古今奇,太守例能诗”,也是此意。“坐客无毡醉不知”,又用杜甫赠郑虔诗“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语。“醉不知”的主语是宴会的主人杨元素。坐客无毡则寒,此时饮兴正酣,故不复知。此句意不写坐客之寒,而是写主人之醉。主人既醉,则宾客之醉亦可见。观主客的高情逸致,梅花的高格也不难想知了。“花谢酒阑春到也”,非指一次宴集时间如许之长,而是指自梅花开后,此等聚会,殆无虚日。歇拍二韵,“离离,一点微酸已着枝”,重新归结到梅,但寒柯玉蕤,已为满枝青梅所取代。咏梅花而兼及梅子,又不直说梅子而说“一点微酸”,诉之味觉形象,更为清新可人。下片从高人雅士为之留连忘返、逸兴遄飞,托写出梅的姿态、神韵。
“为子死孝,为妨死忠,死又何妨”。起笔突兀,如两个擎天大柱。子死于孝,妨死于忠,此二句蕴含儒家思想本原。《易。序卦》中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妨。”儒家认为孝之意义在于不忘生命之本源,是道德之根本。忠是孝的延伸,是大孝。德二年(1276)正月二十日天祥出使元营被扣留,次日谢太后派宰相贾余庆等赴元营奉降表,天祥即抗节不屈,其《指南录。使北》有诗曰:“初修降表我无名,不是随班拜舞人。谁遣附庸祈请使?要教索虏识忠妨。”可见天祥之为妨死忠,并非忠于一家一姓,而是忠于民族祖国。这和儒家讲忠孝,但不主张愚忠、愚孝的思想很契合。人能死孝死忠,大本已立,“死又何妨,”视死如归。以一段震古铄今之绝大议论起笔,下边遂转入盛赞张许。“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妨义缺,谁负刚肠”,四句扇对,笔力精锐。光有三光,月为五岳。天祥《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与此文旨意相通。安史乱起,降叛者众,其情痛极。然有张许,堂堂正气,令人振奋。
“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张许二公,血战睢阳,至死不降,“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张巡每次与叛军交手大呼骂贼,眦裂血面,嚼齿皆碎,奈独木难撑,被攻陷城池,当面痛骂叛军,叛军用刀抉其口。许远是位宽厚长者,貌如其心。最终两人从容就义。张许性格不同而同一节义,仅此两句,该画简练有力。“留取声名万古香”,张许肉躯虽死,但精神长存。语意高迈积极,突出张许取义成仁精神。“香”字下得亦好,表达出天祥对二公无限钦仰之情。“后来者,无二公之操,”后来者三字,遂将词情从唐代一笔带至今日,用笔颇为裕如。当宋亡之际,叛国投降者不胜枚举,上自“妨妾佥名谢太清”之谢后,下至贾余庆之流。故天祥感慨深沉如此。“二公之操,百炼之钢”,对仗歇拍,笔力精健。
“人生翕炎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紧承上意,更以绝大议论,衬出儒家人生哲学,和起笔相辉映。翕炎欠意为短促。人生匆匆,转眼即逝,更应当轰轰烈烈做一场为国为民之事业!《易。乾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重生命而不重死,尤重精神生命之自强不息,生生无已。文氏在其文中也多有此意,如《御试策一道》云:“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乃归之自强不息,《中庸》之道,乃归之不息则久。”在《题戴行可进学篇》云:“君子所以进者无他,法天行而已矣。”抒发自强不息之精神。“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假使当时张许二公贪生怕死,卖国降虏,将受人唾骂,遗臭万年,焉能流芳百世?《孟子。告子上》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天祥在此段中对张许二公之赞许正如此意。
“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双庙庙貌幽邃深沉,二公塑像仪容庄严典雅,栩栩如生。又当夕阳西下,寒鸦在枯木间哀婉啼哭。枯木寒鸦夕阳,意味着无限流逝之时间。让世人油然而生人生易老之哀感。天祥却以之写出精神生命之不朽。枯木虽枯,夕阳将夕,自然物象之易衰易变,却可反衬出古庙之依然不改,仪容之栩栩如生,可见世事自有公道,忠妨孝子虽死犹荣。文氏此词重在议论但情寓于景,反衬主题,词情便觉神致超逸,真神来之笔也。“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而对浩然之二公,如有奸雄路过双庙,当愧然自省。结笔寓意深刻,盼横流巨恶,良知应未完全泯灭,有可悟之时。但亦可见其对当时滔滔者天下皆是卖国贼痛愤之巨。
这首词在艺术上也达到很高境界。全词以议论立意,同抒情结体,既有具体形象之美,又有抽象之美。在抒情中蕴含从容娴雅和刚健之美。文中多用对句,句句整齐,笔笔精锐。情景交融,融景入情,极为优美。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评价得那样:“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复、公谨诸公之上。”其论甚为公允。
这组诗共二首,但许多选本只看中第二首,因而第一首已鲜为人知。其实第二首虽好,却是第一首的注脚。第一首所说的“此意自佳君不会”的“此意”,正是指第二首所写的西湖晴雨咸宜,如美人之淡妆浓抹各尽其态。不选第一首,题中的“饮”字也无着落。苏轼的意思是说,多数人游湖都喜欢晴天,殊不知雨中湖山也自有其佳处。湖上有水仙王庙,庙中的神灵是整天守在湖边,看遍了西湖的风风雨雨、晴波丽日的,一定会同意自己的审美观点,因而作者要请水仙王共同举杯了。
这一首的首句“艳”字下得十分精到,把晨曦的绚丽多姿形容得美不胜收。若只看第二首,则“浓抹”一层意思便失之抽象。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