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谪岭南道中作》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五。下面是武汉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教授王启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诗的首联描写在贬谪途中所见的岭南风光,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第一句写山水,岭南重峦叠嶂,山溪奔腾湍急,形成不少的支流岔道。再加上山路盘旋,行人难辨东西而迷路。这里用一“争”字,不仅使动态景物描绘得更加生动,而且也点出了“路转迷”的原因,好像道路纡曲,使人迷失方向是“岭水”故意“争分”造成的。这是作者的主观感受,但又是实感,所以诗句倍有情致。第二句紧接上句进一步描写山间景色,桄榔、椰树布满千山万壑,层林叠翠,郁郁葱葱,一派浓郁的南国风光。这一句中用一“暗”字,突出桄榔、椰树等常绿乔木的茂密,遮天蔽日,连溪流都为之阴暗。这一联是从山水林木等方面选择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景物来写。
颔联宕开一笔,写在谪贬途中处处提心吊胆的情况:害怕遇到毒雾,碰着蛇草;更担心那能使中毒致死的沙虫,连看见掉落的燕泥也要畏避。这样细致的心理状态的刻画,有力地衬托了岭南地区的荒僻险恶。从艺术表现技巧来看,这种衬托的手法,比连续的铺陈展叙、正面描绘显得更有变化,也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清人沈德潜认为这联“一语双关”,和柳宗元被贬柳州后所作的《岭南江行》一诗中的“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一样,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诗中的毒雾、蛇草、沙虫等等都有所喻指。这样讲也不无道理。
颈联转向南方风物的具体描写,在写景中表现出一种十分惊奇的异乡之感。五月间岭南已经在收获稻米,潮汛到来的时候,三更时分鸡就会叫,津吏也就把这消息通知旅行的人,这一切和北方完全不同。这两句为尾联抒发被谪贬瘴疠之地的深切思乡之情作铺垫。
尾联是在作者惊叹岭南环境艰险,物产风俗大异于秦中之后,引起了身居异地的怀乡之情,更加上听到在鲜艳的红槿花枝上越鸟啼叫,进而想到飞鸟都不忘本,依恋故士,何况有情之人。此时自己迁谪远荒,前途茫茫,不知何日能返回故乡,思念家园,情不能已,到了令人肠断的地步。这当中也深深地蕴含着被排挤打击、非罪谪贬的愤懑。最后一句是暗用《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越鸟巢南枝”句意,十分贴切而又意味深长。这一联是这首抒情诗的结穴之处,所表达的感情异常深挚。
全诗写景抒情互相交替,显得灵活多变而不呆滞,景中寓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是晚唐的抒情名篇。
全文记载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赞扬范仲淹乐善好施的精神,同时斥责当时那些只知自肥的封建官吏。全文以古衬今,中心明确,语言朴实,感情深切。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贫,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
无数的春笋生满竹林,不仅封住了柴门还堵住了道路,那些踏着新竹来欣赏竹林的人,来到我这我都怒而不欢迎!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爱护竹子的心情!
这是一首士兵们抱怨司马将军的诗歌。全诗三章,皆以质问的语气直抒内心的怨恨,风格上充分体现了武士心直口快、敢怒敢言的性格特征。没有温柔含蓄的比或兴,诗一开头便大呼“祈父!”继而厉声质问道:“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意思是说:“为什么使我置身于险忧之境,害得我背井离乡,饱受征战之苦?”第二章与此同调,重复了这种不满情绪,但复沓中武士的愤怒情绪似乎在一步步增加,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且自古兵政,亦无有以禁卫戍边者”(方玉润《诗经原始》)。武士说:“可你这司马,却为何不按规定行事,派我到忧苦危险的前线作战呢?”作为军人,本不该畏惧退缩。在国难当头之际,当饮马边陲,枕戈待旦。“可你这司马太糊涂了,就像耳朵聋了听不到士兵的呼声,不能体察我还有失去奉养的高堂老母。”在第三章里,武士简直要出离愤怒了,其质问变为对司马不能体察下情的斥责,同时也道出了自己怨恨的原因和他不能毅然从征的苦衷。
有注家对最后一句解为哭灵堂,摆祭品,亦通。因为久役在外,不能回家,到最后也不能见母亲一面,当然只能看见母亲的灵前摆满熟食祭品了。这样理解使诗歌更有感染力。
对于温柔敦厚的诗国传统来说,这首诗似乎有过分激烈、直露的嫌疑,但直抒胸臆,快人快语,亦不失为有特色者。
这首诗是《红楼梦》中林黛玉惜“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的寄慨之作。林黛玉自谓:“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胡乱凑几首诗,以寄感慨。”恰好被贾宝玉翻见,将这组诗题为《五美吟》。《五美吟·绿珠》就是其中之一。
组诗中所写的人事其实并非都据史实。如东施效颦出自《庄子》,带有寓言性质;《西京杂记》中所写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工以致不为汉元帝所知而被诏使出塞的情节只是传说;至于出自《虬髯客传》的红拂形象则更经传奇作者的艺术加工。
这首诗中的议论原本是借古讽今,为现实感受而发。林黛玉惋惜绿珠而对石崇有微词,以为石崇生前的珠玉绮罗之宠,抵不得绿珠临危以死相报,又可见其在爱情上重在意气相感,精神上有默契。
诗中所咏与小说情节的某种照应关系,这是可以研究的问题。《五美吟》写的都是关于死亡或别离的内容,有的还涉及事败或者获罪被拘系,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在现存材料很少的条件下,要确切地阐明作者的意图还是不容易的。在《红楼梦》戚序本与甲辰本上有一条早期批语说:“《五美吟》与后《十独吟》对照。”《十独吟》在后四十回续书中没有,当是已散失的后半部原稿中薛宝钗或史湘云所写的诗。从诗题看,大概是借古史上十个独处的女子如寡妇、弃妇、尼姑和离别丈夫的妇女等的愁怨,来写书中人物的现实感触的。所谓“对照”当也不仅仅限指诗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