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词虽然是“嘲红木犀”,却寄托着君国之忧和沧桑之感。词的上片追忆儿时所见北宋旧宫中高大的桂树,芬芳香浓。这里曾经歌舞升平,而今徽、钦二帝北入绝域,江南草木锁于深宫。下片写红木犀虽然改变了颜色,却仍然没有脱离木犀的气息,所谓自家“家风”,寄寓了词人深刻的民族观念。结尾两句为木犀解嘲,兼以自嘲。词人将千古兴亡、百年悲欢都在咏红木犀中呈现出来,其中蕴藏的是深沉的家国之痛。全词借花喻人,以小见大,在今昔对照中寄托黍离之悲,词意凄婉,含蓄幽深。
上片泛咏旧京故宫草木。开篇化用杜甫诗,借唐喻宋,谓北宋盛时,宫中花木繁盛,桂影重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的繁荣昌盛。这和李清照所说:“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一样,都有以小见大之意。“十里芬芳”二句由大到小,映带出红木犀。木犀、金粟,都是桂花的别名。“十里芬芳”上承“桂影重重”,写桂花之多、桂花之香;“一枝金粟”,写红木犀的耀眼出众。“玲珑”二字则把木犀花蕊似金粟点缀的风采准确地描写出来,但点到为止,为下片正面描写红木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凝碧池本来是唐代宫廷中的池沼名,天宝末年,安禄山攻陷长安,王维身陷贼手,赋诗云:“秋槐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不过,唐宋的凝碧池并非同一处,词人是借用王维诗意,说明当时凝碧池上虽有管弦之音,却不能给人以快慰之感,反倒使人感风吟月,满怀愁云。“翠华远”三句紧承“风月愁侬”写词人发愁的原因:二帝被囚远方,故宫荒芜,昔日的奇花异草难见天日,其“君国之忧”与沧桑之感表露无遗。
下片正面赋写红木犀。“只为”两句写红木犀的色与香。“天姿冷澹”,谓其质姿天然而不艳冶;“彻骨香浓”,言其香之经久不息。以“天姿冷澹”和“彻骨香浓”八字赋红木犀,可谓形神兼备。而“被西风酝酿”五字,不仅点出了木犀开花的季节,还暗示出它的孕育过程,运笔细密。“枉学”二句正面点明所赋为红木犀。“叶底偷染妖红”,谓木犀花之红可以和丹蕉相比。而“枉学”是说花虽艳红,却开不逢时,已无人去欣赏它了。“道人”二句用晦堂禅师为黄庭坚说法的典故,谓即使木犀花淡红多叶,只要其香为木犀之香,依然是“道人家风”,风韵不减。“又怕是”二句关合人、花,语意双关,既远承“烟锁深宫”,写红木犀之凄凉;又因花及人,写人借酒消愁。“为凄凉、长在醉中”,言外之意是说做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独醒”者更痛苦,正话反说,其中蕴含着词人深沉的忧患意识。
这首词名义上是追忆儿时入禁中凝碧池所见所感,事实上渗透着词人当时的悲苦情绪。全词由回忆入手,纵横古今,虽处处写花,却只出现一次本体“桂”字,表现出词人丰富的学识和表现技巧;又虽处处写花,却处处说人论事,融汇深沉的家国忧思、民族伤感,藏而不露,含蓄幽深。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这首诗,是用抒情主人公直抒胸臆的形式写出的,表现了东汉末年大动乱时期一部分生活充裕、但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的颓废思想的悲凉心态。
东汉京城洛阳,共有十二个城门。东面三门,靠北的叫“上东门”。郭,外城。汉代沿袭旧俗,死人多葬于郭北。洛阳城北的邶山,但是丛葬之地;诗中的“郭北墓”,正指邙山墓群。主人公驱车出了上东门,遥望城北,看见邙山墓地的树木,不禁悲从中来,便用“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两句写所见、抒所感。“萧萧”是树叶声。主人公停车于上东门外,距北邙墓地还有一段路程,当不能听见墓上白杨的萧萧声。杨叶之所以萧萧作响,乃是长风摇荡的结果;而风撼杨枝、万叶翻动的情状,却是可以远远望见的。望其形,想其声,形成通感,便将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合二而一了。还有一层:这位主人公,本来是住在洛阳城里的,并没有事,却偏偏要出城,又偏偏出上东门,一出城门便“遥望郭北墓”,见得他早就从消极方面思考生命的归宿问题,心绪很悲凉。因而当他望见白杨与松柏,首先是移情入景,接着又触景生情。“萧萧”前用“何”(多么)作状语,其感情色彩非常强烈。写“松柏”的一句似较平淡,然而只有富贵人墓前才有广阔的墓道,如今“夹广路”者只有松柏,其萧琴景象也依稀可想。于是由墓上的树木想到墓下的死人,用整整十句诗诉说:
人死去就像堕入漫漫长夜,沉睡于黄泉之下,千年万年,再也无法醒来。春夏秋冬,流转无穷;而人的一生,却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晒就消失了。人生好像旅客寄宿,匆匆一夜,就走出店门,一去不返。人的寿命,并不像金子石头那样坚牢,经不起多少跌撞。岁去年来,更相替代,千所万岁,往复不已;即便是圣人贤人,也无法超越,长生不老。
在道家经典中,“人生如寄”是个比喻,比喻生是暂时的,就像旅途返归家乡;而道是永恒的,就像自己家。道家认为天地万物不过是一气之转变,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故《尸子》引《老莱子》说:“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同归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人生也少矣,而岁往之亦速矣。”《列子》说:“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庄子》说:“生死修短,岂能强求?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是佛教的轮回思想。实际上,这种说法旨在论证道家的生死齐一,属于“齐物”思想,与《庄子·知北游篇》所说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相似,道家生化说属于纯粹的万物生化论,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
这里,诗人很细致地论说了人生免不了一死的自然规律,而且无论是谁,结果都是一样的。这样,为进一步说明那些“服食求神仙”想长生而不可得奠定了基础。
人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在当时,很盛行炼丹问药而求不死的风气。对此,诗人却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四句是说,服丹药,求神仙,也没法长生不死的。既然如此,还不如饮美酒,穿绸缎,图个眼前快活,快快乐乐走过短暂的一生。这里,表面看来,诗人对生命的短促产生了怅惘之情。其实,诗人对人生如寄的悲叹,除了表现当时知识分子颓废的思想,以及悲凉心态外,也隐含着对生命的热爱。诗人之所以这样说,不但是一种激愤,也是一种无奈。
《关山月》充分地体现了陆游爱国主义诗歌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比较完美的作品。饱含诗人忧国爱民的思想,感情沉痛悲愤,读来使人泪下。这种感人肺腑的巨大力量,除了来自其伟大的爱国情怀,还在于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构建了多重套叠的对比示现修辞文本。
诗每四句分为一个层次,三个层次分别选取同一月夜下三种人物的不同境遇和态度,作为全诗的结构框架,语言极为简练概括而内涵却又十分丰富深广。一边是豪门贵宅中的文武官员,莺歌燕舞,不思复国;一边是戍边战士,百无聊赖,报国无门;一边是中原遗民,忍辱含诟,泪眼模糊,盼望统一。这三个场景构成了三幅对比鲜明的图画,痛斥了南宋朝廷文恬武嬉、不恤国难的态度,表现了爱国将士报国无门的苦闷以及中原百姓切望恢复的愿望,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渴望统一的爱国情怀。
第一段: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诗人先以“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总领全诗,与下文的诸种场景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诗的开始“和戎”句谓本应只是暂时权宜之计的和戎,却一忽而过十五年,有批评之意;将军能战而不战,“空”字质疑的语气很重。继以“朱门沉沉按歌舞”和“厩马肥死弓断弦”这两个典型情景为着眼点,进行对比。一边是深宅大院里歌舞升平;一边是马棚里战马肥死,武库中弓弦霉断。
“朱门”句指朝廷的权臣、重臣已经忘怀了国土沦陷的现状,“沉沉”用得很好,好像沉醉得很深,“按”字很好地写出重臣不以国家为重,唯知作乐的情形。“厩马”句写英雄无用武之地写得很沉痛。这种对比揭示了统治者终日醉生梦死,荒淫腐化,导致边防武备一片荒废的现状。这说明他们早已忘却国耻。我们完全可以体味到:日日不忘抗金复国的伟大诗人陆游,面对统治者的苟安思想和腐朽生活,强烈的愤慨之情如万丈烈火,喷涌而出。
这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只顾自己的安乐,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 “朱门”一句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们妥协、投降的实质,在大敌当前,国土沦丧,民族危亡之际,统治者却是一味追求灯红酒绿,争歌逐舞的享乐生活。他们贪生怕死,向敌人屈膝投降,采取不抵抗政策,下什么自欺其人的“和戎诏”,致使那些养来抗敌的战马,用来杀敌的弓箭,死的死,断的断,而且马是肥死,弓是朽断。这是多么惨痛的现实呀!“厩马肥死弓断弦”是对“将军不战空临边”的补充,这两句都与和戎下诏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二段: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在这和戎诏下的十五年中,边关没有了流汗掉肉的辛苦操练,没有惊心动魄的流血战事,一切归于风平浪静,相安无事。在这里,诗人把比较的着眼点聚焦于尚存者和死难者的命运和价值。对于尚存者来说,由于有最高统治者的“和戎诏”,多少年来,他们无所事事,只有以阵阵刁斗声送走一轮又一轮的明月,只有把自己的心事寄托于幽咽的笛声中,每天都在这种百无聊赖的生活中打发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许多三十岁左右参军的壮士现在都已经白发苍苍了。
一个“催”字,下得何等急促,一句“壮士心”,写得何等赤诚,一个反问句,显得多么无奈!在这急促催月的刁斗声中,在这如怨如泣的笛声中,隐含了壮士们盼望杀敌立功,尽快结束这种枯燥无味的生活,早日回归久别的家园的迫切心情,但这种心情,又有谁能理解呢?“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杜甫《石壕吏》)如果说存活者还可以有一丝幻想,那么对于死难者来说呢?“沙头空照征人骨”,一个“空”字,说明了战士们杀敌和归乡的诸种愿望,将随着老死边关、化做暴露于野的白骨而最终落空,也说明了他们的献出的青春与生命毫无价值。
诗歌忌重字,这句诗却与前面的“将军不战空临边”复用“空”字,看似败笔的两个字却正好将“将军”“征人”的生活命运构成了鲜明对比。生者无聊幽怨,死者暴尸沙场,生与死的对照画面揭示了战士的悲剧命运,反映了战士的满腔悲愤,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对和戎路线的无声控诉和对边关战士的深切同情。“空照”、 “谁知”等词语是他这种心情的写照。
最后四句是第三段: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令宵垂泪痕!
从写边防战士转到写人民,写在敌人统治下被奴役的北方人民即所谓遗民。主要描绘中原遗民含泪盼望复国的画面。“中原干戈古亦闻”,诗人首先展现了一幅遥远浩瀚的历史背景图: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古代中华儿女为了抵御外辱,曾经在这里浴血奋战。诗人此句用意深刻:这一句上与开头的“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的现状遥相对照,形成古今对比的情景,借古讽今;下与“岂有逆胡传子孙”形成对比,诗人用了一个语气强烈的反问句式,表达了对和戎政策的无比愤慨之情。
紧接着,“逆胡传子孙”和“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构成一幅对比鲜明的情景:一边是占领中原的女真人在这里子孙成群,其乐融融,准备落地生根;另一边是中原遗民忍辱含泪,盼望统一,这两个情景两相对照,又融为一体。这幅图景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陆游的另外两句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中原沦陷地区,胡人的盛嚣尘上和遗民的痛苦凄惨,无不揭示了“和戎诏”的巨大祸害,展现了遗民的复国愿望。遗民们深受异族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支持他们的精神力量,就是盼望宋军能够挥戈北上,恢复祖国统一的局面。然而遗民们期待北伐,盼望恢复的愿望无法实现,他们只好空望着南方,伤心落泪。这就是结尾两句“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的含义。
此诗的思想内容:《关山月》虽然既写了统治集团,又写了将士、遗民,但是从头到尾贯穿着一条线索——南宋王朝下诏和戎,这是诗的第一句指明了的。正是因为下诏和戎,将军才不战空临边,战士才不得趁年轻力壮上阵杀敌,遗民才不得从外族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诗人的思想倾向是非常鲜明的,这就是诗中所表现的对南宋集团妥协投降政策的谴责,对抗敌爱国的将士和遗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正因为表现了这些思想,所以我们才说《关山月》集中体现了陆游爱国诗歌的进步内容和精神实质。陆游诗歌爱国主义精神还常常表现为他壮志未酬的愤懑。
在《关山月》诗中,虽然不像《书愤》等诗那样直接表现这一点,但是在“将军不战空临边”,“厩马肥死弓断弦”,“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等句子中间也隐含着自己倾音无路,壮志未酬的悲愤,诗人与抗金的将士们是息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