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春雨连绵不绝,一连下了十多日,等雨停了才将门打开。
我静静的看着那绿色的苍苔,那绿色不要染到我的衣服上来呀。
注释
莫:不要。
史达祖本来是一位“婉约派”的词人。前人之所以盛赞他,主要是因为他具有那种婉丽细腻的词风。其实,他的词风并不局限于“婉约”一路。像这首词,就抒发了他胸中不常被人看见的豪气激情,在风格上也显得沉郁顿挫、激昂慷慨,语句铿锵,意境深沉,运笔稳健,充满了激荡今古的豪气。这就可以大大帮助读者加深对其人、其词的全面了解。
中秋海潮,是大自然的壮观景象。早在北宋,苏轼就写过《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其首绝曰:“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南宋辛弃疾也写过《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等上乘之作。史达祖这首题为“中秋夜潮”的《满江红》,在某种程度上看,就正是继承苏、辛“豪放”词风之作,它写出了夜潮的浩荡气势,写出了皓洁的中秋月色,更借此而抒发了自己胸中的一股激情,令人读后产生如闻钱塘潮声击荡于耳的感觉。
因为是写“中秋夜潮”,所以全词就紧扣海潮和明月来写。开头两句“万水归阴,故潮信盈虚因月”,即分别交待了潮与月两个方面,意谓:水归属于“阴”,而月为“太阴之精”,因此潮信的盈虚——潮涨潮落,皆与月亮的圆缺有关。这里所用的“归”和“盈虚”两组动词,就为下文的描写江潮夜涨,蓄贮了巨大的“势能”。大江东去,这其中本就蓄积了许多的“力量”。此时,在月球的引力下,它又要返身过来,提起它全身的气力向钱塘江中扑涌而去,这是非常壮观惊险的。故而在分头交待过潮与月之后,接着就把它们合起来写:“偏只到,凉秋半破,斗成双绝”。只有逢到每年的中秋(即“凉秋半破”时),那十分的满月与“连山喷雪”而来的“八月潮”(李白《横江词》:“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才拼合成了堪称天地壮观的“双绝”奇景。它们“壮”、“奇”之所在,以下两句即分写之:“有物揩磨金镜净”是写月亮,它似经过什么人把它重加揩磨以后那样,越发显得明亮澄圆:“何人拏攫银河决”是写江潮,它就像银河被人挖开了一个缺口那样,奔腾而下。对于后者,不妨引一节南宋人周密描绘浙江(即钱塘江)潮的文字来与之参读,以加强感性认识。《武林旧事》卷三《观潮》条里写道:“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至于前者(中秋之月),则前人描写多矣,无须赘引。总之,眼观明月,耳听江潮,此时此地,怎能不引起惊叹亢奋之情?但由于观潮者的身世际遇和具体心境不同,所以同是面对这天下“双绝”,其联想和感触亦自不同。比如宋初的潘阆,他写自己观潮后的心情是“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酒泉子》),主要言其惊心动魄之感;苏轼则在观潮之后,“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南歌子》),似乎悟得了人生如“潮中之沙”(“寓身化世一尘沙”)的哲理;而辛弃疾则说:“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堪恨处,人道是、子胥冤愤终千古”(《摸鱼儿》),在他看来,那滔天而来的白浪,正是伍子胥的幽灵驾着素车白马而来。但是史达祖此词,却表达了另一种想象与心情:“想子胥今夜见嫦娥,沉冤雪。”这里的一个着眼点在于“雪”字:月光是雪白晶莹的,白浪也是雪山似地喷涌而来,这正象征着伍子胥的“沉冤”已经洗雪干净。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写时近中秋、月夜泛湖的情景道:“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又云:“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这实际是写他“通体透明”、“肝胆冰雪”的高洁人品。史词的“子胥见嫦娥”则意在借白浪皓月的景象来表达伍子胥那一片纯洁无垢的心迹,也借此而为伍子胥一类忠君爱国而蒙受冤枉的豪杰平反昭雪。这表明:史氏虽身为“堂吏”,胸中亦自有其政治上的是非爱憎,以及对于国事的关注之情。
下阕继续紧扣江潮与明月来写。“光直下,蛟龙穴”是写月,兼顾海:月光普泻,直照海底的蛟龙窟穴:“声直上,蟾蜍窟”是写潮,兼及月:潮声直震蟾蜍藏身的月宫。两个“直”字极有气势,极有力度,充分显示了中秋夜月与中秋夜潮的伟观奇景。“对望中天地,洞然如刷”,则合两者写之:天是洁净的天,月光皓洁,“地”是洁净的“地”,白浪喷雪;上下之间,一派“洞然如刷”,即张孝祥所谓“表里俱澄澈”的晶莹世界。对此,词人的心又一次为之而激动万分、“激气已能驱粉黛,举杯便可吞吴越。待明朝说似与儿曹,心应折!”这前两句,正好符合了现今所谓的“移情”之说。——按照这种“移情论”,在创作过程中,物我双方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比如,把“我”的情感移注到“物”中,就会出现象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类的诗句;而“物”的形相、精神也同样会影响到诗人的心态、心绪,如人见松而生高风亮节之感,见梅而生超尘脱俗之思,见菊而生傲霜斗寒之情。史词明谓“激气已能”、“举杯便可”,这后两个词组就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激气豪情,正是在“光直下”、“声直上”的伟奇景色下诱发和激增起来的。——当然,这也与他本身含有这种激气豪情的内在条件有关。在外物的感召之下,一腔激情直冲云霄,似乎能驱走月中的粉黛(美人);这股激情又使他举杯酌酒,似乎一口能吞下吴越两国。这两句自是“壮词”。一则表现了此时此地作者心胸的开阔和心情的激昂;另一则——如果细加玩味的话,也不无包含有对于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些或者昏庸、或者狡狯的君王,以及那当作“美人计”诱饵的西施的憎恶与谴责,因为正是他们共同谋杀了伍子胥。所以这两句虽是写自己的激气与豪情,但仍是暗扣“月”(粉黛即月中仙女)、“潮”(吴越之争酿出子胥作涛的故事)两方面来展开词情的,因此,并不能视为走题。末两句则“总结”上文,词人说:若是明朝把我今夜观潮所见之奇景与所生之豪情说与你辈(“儿曹”含有轻视之意)去听,那不使你们为之心胆惊裂才怪呢!词情至此,达到高潮,也同时戛然中止,如觉有激荡难遏的宏响嗡嗡回旋于耳畔。
秦观善于以长调抒写柔情。这首词记芜城春游感怀,写来细腻自然,悠悠情长,语尽而意不尽。此词的情调是由愉悦转为忧郁,色调从明快渐趋暗淡,词人的心情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换而在起着变化,却又写得那样宛转含蓄,不易琢磨,只好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了,“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词的上阕写明媚春光。“晓色云开”三句,奠定了春日清晨的明朗基调。雨过天晴,晓云初霁,春光如此美好,令人欣欣然以为春天是多么地随人心意。接下去春日明丽景象,从游赏于春色中的人眼中一一展现,如电影之特写镜头联翩而来:本来苍凉的古时台榭,在这姹紫嫣红时节,也显得春意盎然,似乎散发着无限的生机;飞燕自由地上下翻飞,不时地碰触到柔嫩的花瓣;串串榆钱愉快地随风飘舞,似乎直到舞蹈困倦了才从树上飘落下来;秋千高荡,但见外面绿波荡漾,几与桥面相平。此处写景,颇见功力。以苍凉古台写春,更见春色之明媚;飞燕、榆钱不但是组成春色的一道风景,更是与人一样为春沉醉的精灵。他们或不时碰碰花瓣,或在风中舞蹈,既见此物形态,更见万物心情之明朗;而写秋千则暗示出荡秋千之人,暗转人庭院、花园中的春色和春色映照下的佳人。“东风里”三句,由写景过渡到写人,却写得极有韵致。朱门之内,绿柳掩映下,红妆少女弹奏着秦筝,秦声悠扬,令朱门外的人心动神驰,想象联翩。
下阕写昔日行乐与当前寂寥寡欢之情。“多情”四句承接上阕写游乐场景。作者用极为简练的语言形象地描绘出春游之乐。华贵的马车,华美的马匹,只从游乐时所用舟车的不凡,就已经令人想见其冶游盛况了。古时出游,女子多乘车,而男子多骑马。典型的代步工具的渲染,让人想象男女同行远游之乐。“渐酒空”句,将许多行乐场面省略,而从行乐之结果来写冶游时间之长和游乐之尽兴。“豆蔻”三句,急转直下,点出以上所写盛况美景,都是前尘旧梦。而如此丰富的内容,用杜牧诗意表现,用典贴切,辞约义丰。“堪惊”两字,黯然神伤,用在此处,有千斤之重。结末三句,转写面前萧瑟景色与忆旧者怅惘之情。凭栏久立,抚今追昔,十年人世遭际令人感叹无已。而眼前只见淡淡的落日,疏疏落落的烟雾,如此凄凉景物,与人物悲苦心情合二为一。随着夕阳西下,伤感的人与夕阳一样孤独落寞。
全词结构精巧,形容巧妙,语言精练生动。景随情变,情景交融,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从结构上分析,这首词有三条结索交织构成。第一条是时间线索,以清晨雨过天晴开始,到黄昏的疏烟淡日结束,中间于描写景物之中点出酒空花困的午时情怀。第二条是游历所经的线索,从古台到横桥,从朱门到芜城凭栏,将一日游赏展现出来。第三条是情感线索,从清晨出发时的逸兴满怀,到中午时分的意阑无绪,再到日暮时分独下芜城的寂寞无聊,将词人游赏因所见所闻而产生的情绪变化展现出来。虽然进行艺术分析时,可以清理出这么许多条线索来,但是,由于词人熔裁得体,使三条线索浑然融为一体,不仅没有造成滞碍之嫌,反而使词风更趋婉约,词情也更有风致了。
湖南永州在古代被称为僻远之地,属于南荒。旅行到这样一个地方,骚人墨客就倍增惆怅。陈孚的这首诗,却有一个特点,就是结合了柳宗元的经历、诗文来写,其中有景有情,也寄寓了自身的感慨。结合柳宗元的诗文写,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永州的历史文物并无驰名于世的记载,只因有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写下了《永州八记》等游记文而令永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席地。所以陈孚就以他为吟咏的对象了,既写永州所见,也写柳宗元其人。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前六句着力描写永州蛮荒的景物,而后两句则突然转折,和前面的描写形成鲜明的对比,整首在结构章法上和李白的《越中览古》颇为相似,不过李白诗是七绝,此诗是七律。永州是古老而又荒僻贫苦的地区,郊野可看到火燎后的痕迹,黄昏时分有乌鸦绕树三匝、择枝而栖的景象。这见虽有梅树,可是还未绽蕊开花,而著名的衡阳回雁峰距离永州却有三百见之远。永州小城有江水绕城而过,黄昏之际可听到渔舟唱晚的欺乃之音;而小小的衙门却有垒石成堆,使得庭院狭窄可笑。在这样一个地方,柳宗元滞留其间,做一个冷官,无怪他藉选择愚溪山丘以筑室,写《愚溪对》以自怨自艾了。陈孚想到这见,不禁既同情柳宗元的际遇,又惋惜他的衰颓:“何必太过自苦呢?永州虽远,比之天涯海角,毕竟聊胜一程啊!”
柳宗元被贬南荒,曾有“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岭南江行》)、“非是白蒴洲畔客,还将远意问潇湘”(《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一身去国六千见,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的吟咏,可见他的牢愁与痛苦是如何深沉。而陈孚抒发的“永州犹未是天涯”,也不过是自我慰藉而已,其实他自己也感到非常荒寒寂寞。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元初永州一带的萧条惨淡景象,陈孚诗中的诗句“烧痕惨淡带昏鸦,数尽寒梅数枝花”,正是当时永州惨淡景象的真实写照。因此,这首诗也成为研究当时永州经济社会情况的重要史料。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