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政治家的冷静分析入手,以楚汉战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为依据,对项羽不可能卷土重来的结局进行理性判断,显示了政治家的果敢和睿智。这首诗议论精警,独具只眼。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整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因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本诗开篇“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在“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句中王安石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也不会再替他卖命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
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首诗中,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胡曾用四句诗概括了当年项羽乌江自刎的情景表达着对他无限的敬仰与同情,分析了项羽当时耻于过江的心理活动,展现了项羽义重如山,视名节重于生命的人格之美。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信条。他宁死不屈、义重如山的精神品格感动着无数的后人。
人们在诗歌中表达着对他深深的敬仰与感动。 胡曾能以浅近之辞,表达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事,为的是颇能谐合一般民众的口味,故得以传诵不休。胡曾的咏史诗虽然不像杜牧那么别出新意,也没有李商隐的隐然寄托,但是因为通俗易懂,加上概括史事性强,所以从唐五代至明清,被作为儿童训蒙读物,影响广泛。
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当年正月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消息,不禁惊喜欲狂,手舞足蹈,冲口唱出这首七律。诗的前半部分写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凸显了急于返回故乡的欢快之情。全诗情感奔放,处处渗透着“喜”字,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无限喜悦兴奋的心情。因此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诗人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出自胸臆,奔涌直泻。后六句都是对偶,但却明白自然像说话一般,有水到渠成之妙。
首句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诗人多年飘泊“剑外”,备尝艰苦,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是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令诗人心中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真实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民疾苦,都将得到疗救,诗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然而痛定思痛,诗人回想八年来熬过的重重苦难,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像噩梦一般过去了,诗人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更高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诗人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这一句是用妻儿的欢欣来衬托诗人的欣喜之情。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紧承上联从生活细节上细致的刻画了诗人的狂喜。“白日”,指晴朗的日子,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天的景物,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诗人想到这里,自然就会“喜欲狂”了。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诗人的联想,身在梓州,顷刻间就已回到家乡。诗人的惊喜达到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诗人想象的飞驰。“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读者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本诗主要叙写了诗人听到官军收复失地的消息后,十分的喜悦,收拾行装立即还乡的事。抒发诗人无法抑制的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表现了诗人真挚的爱国情怀,表达了诗人博大的爱国胸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第一句“空山不见人”,先正面描写空山的杳无人迹。王维特别喜欢用“空山”这个词语,但在不同的诗里,它所表现的境界却有区别。“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侧重于表现雨后秋山的空明洁净;“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侧重于表现夜间春山的宁静幽美;而“空山不见人”,则侧重于表现山的空寂清泠。由于杳无人迹,这并不真空的山在诗人的感觉中显得空廓虚无,宛如太古之境。“不见人”,把“空山”的意蕴具体化了。
如果只读第一句,读者可能会觉得它比较平常,但在“空山不见人”之后紧接“但闻人语响”,却境界顿出。“但闻”二字颇可玩味。通常情况下,寂静的空山尽管“不见人”,却非一片静默死寂。啾啾鸟语,唧唧虫鸣,瑟瑟风声,潺潺水响,相互交织,大自然的声音其实是非常丰富多彩的。然而此刻,这一切都杳无声息,只是偶尔传来一阵人语声,却看不到人影(由于山深林密)。这“人语响”,似乎是破“寂”的,实际上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响”反衬出全局的、长久的空寂。空谷传音,愈见空谷之空;空山人语,愈见空山之寂。人语响过,空山复归于万籁俱寂的境界;而且由于刚才那一阵人语响,这时的空寂感就更加突出。
三四句由上幅的描写空山中传语进而描写深林返照,由声而色,深林,本来就幽暗,林间树下的青苔,更突出了深林的不见阳光。寂静与幽暗,虽分别诉之于听觉与视觉,但它们在人们总的印象中,却常属于一类,因此幽与静往往连类而及。按照常情,写深林的幽暗,应该着力描绘它不见阳光,这两句却特意写返景射入深林,照映的青苔上。读者猛然一看,会觉得这一抹斜晖,给幽暗的深林带来一线光亮,给林间青苔带来一丝暖意,或者说给整个深林带来一点生意。但细加体味,就会感到,无论就作者的主观意图或作品的客观效果来看,都恰与此相反。一味的幽暗有时反倒使人不觉其幽暗,而当一抹余晖射入幽暗的深林,斑斑驳驳的树影照映在树下的青苔上时,那一小片光影和大片的无边的幽暗所构成的强烈对比,反而使深林的幽暗更加突出。特别是这“返景”,不仅微弱,而且短暂,一抹余晖转瞬逝去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漫长的幽暗。如果说,一二句是以有声反衬空寂;那么三四句便是以光亮反衬幽暗。整首诗就像是在绝大部分用冷色的画面上掺进了一点暖色,结果反而使冷色给人的印象更加突出。
静美和壮美,是大自然的千姿百态的美的两种类型,其间原本无轩轾之分。但静而近于空无,幽而略带冷寂,则多少表现了作者美学趣味中独特的一面。同样写到“空山”,同样侧重于表现静美,《山居秋暝》色调明朗,在幽静的基调上浮动着安恬的气息,蕴含着活泼的生机;《鸟鸣涧》虽极写春山的静谧,但整个意境并不幽冷空寂,素月的清辉、桂花的芬芳、山鸟的啼鸣,都带有春的气息和夜的安恬;而《鹿柴》则带有幽冷空寂的色彩,尽管还不至于幽森枯寂。
王维是诗人、画家兼音乐家。这首诗正体现出诗、画、乐的结合。无声的静寂、无光的幽暗,一般人都易于觉察;但有声的静寂,有光的幽暗,则较少为人所注意。诗人正是以他特有的画家、音乐家对色彩、声音的敏感,才把握住了空山人语响和深林入返照的一刹那间所显示的特有的幽静境界。但是这种敏感,又和他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潜心默会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