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昴英成名之作。它气势磅礴，将离别之恨表现得深沉、细腻；同时，又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激情，催人奋进。
“怪朝来、片红初瘦，……”以“怪”字领起，表达自己惊诧之情，一下子便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是什么令他感到意外呢？噢，是春天的繁花开始飘落了。花儿萎谢用“瘦”字去形容，使人仿佛看到一个娟美俏丽的人儿忽然颦眉蹙额，清减了几分。接着，作者以“半分春事风雨”倒点原因，解开前面自设的疑团。“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原来昨晚一场摧花的风雨将春色大大损毁了。“半分”，说明了摧损程度。这就是词家的所谓“逆笔”，目的是使重点突出。
“有脚阳春”。（一本作“有脚艳阳”）是对能施“惠政”的官员的传统称颂恨，意思是说他所到之处，如阳春之和煦，能令百姓昭苏。但现在“阳春难驻”，王埜大人要调走了，因此连山水似乎也充满离愁别恨。读到这里，我们顿悟前面写春残景象不只是为了烘染离别的气氛，而是对“阳春难驻”作形象的说明。“芳草渡。似叫住东君，满树黄鹂恨。”写渡头景色。在芳草萋萋的渡口，树上的黄莺正在啼啭，仿佛是恳请即将离去的春天再多留驻一会儿。黄鹂即黄莺，鸣声婉转悦耳。这里“芳草”两句也是融情于景，借啼鸟之惜春，比喻自己对王埜的依依惜别。
然而王氏的调动是国家的需要、时局的要求，所以感情尽管上难以割舍，也只能分手了。在词中，这一转折是由“无端杜宇”四字开始的。无端，即没有来由，无缘无故；这里含有无可奈何之意。杜宇的叫声与“不如归去”相近，所以又名“催归”。这里说“报采石矶头，惊涛屋大，寒色要春护”的是杜鹃鸟，其目的是与上句的“黄鹂”相照应，扣紧暮春景色，让景、情、事打成一片，使整个上半阕的意境更显浑成。采石矶，在安徽当涂牛渚山北部，突入长江中，奇险雄伟，“惊涛屋大”是说长江风急浪高。
后三句意思是说，当涂江面一带，风狂浪恶，满目寒凉，正需要春阳的呵护。意思是那里位置的重要和形势的艰危险恶，须由豪杰之士去支撑局面。我们知道，自理宗端平元年（1234）金国灭亡后，次年蒙古兵即大举南下，攻四川、湖北、安徽等地，淳祐十二年（1252）又掠成都，一时烽烟四起。
上阕借景抒写惜别之意，情绪一波三折，从开头至“阳春难驻”，是一开：“叫住东君”是一合；至“寒色要春护”又是一开。“将恋恋不舍而又不得不舍的心绪描绘得细腻传神。
下阙以送别情景过渡，然后再转入临别赠言。
“阳关唱，画鹢徘徊东渚。”人们唱起了骊歌，远行的船只即将启航了。临别之际，人们自然希望后会有期，但何时何地才能见面呢？世事实在难以预料，不过，既然已经以身许国，个人的事亦无需多虑了。
“相逢知又何处”一句，正表达了词人这种复杂的心情。于是，在饯别的酒筵上，两人同抒壮怀，细评今古。“摩挲老剑”，如同诗词中常见的“抚剑”、“看剑”一样，表明词人渴望施展抱负：“剑”而说“老”，则表明他们经过千磨百折而雄心犹存，不是难能可贵吗？
“君此去。几万里东南，只手擎天柱。”这是作者对友人的殷殷嘱望，希望他负起拱卫东南的重任，做撑持时局的擎天一柱。由此亦可见两人相知之深，相期之切。
全词写到这里，一气呵成，情郁而辞畅，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但下面收束处出恨涉腐，令全篇有所减色。
“长生寿母。更稳坐安舆，三槐堂上，好看彩衣舞。”这是顺带为王埜之母祝寿，并表王之孝顺。安舆，也叫“安车”，是妇女、老人乘坐的小车。三槐堂，是有关王姓的典故。这里用典为王氏祝寿之词。彩衣舞，用老莱子七十娱亲的故事。这种词句象李调元《雨村词话》指出的，“乃献寿俗套谀词”，算是败笔。
总之，全词大体写得不错，而尤以上半阕为佳：跳荡转折，情景相生，感喟甚深，境界亦大。下阕上半则富雄直之气，大有“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之概。作为一首送别词。它密切结合当前景色与情事，大处着眼，细心落笔，将私人离合之感与整个社稷安危连系起来，融“小我”入“大我”，使作品（就前面大半而言）保持旺盛气势和较高的格调，应当说是颇为难得的。这正是作者胸襟抱负与艺术手腕的完美结合。
《礼记·檀弓》上说：“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就是隔年的草，意指一年以后对于已去世的朋友不必再哀伤哭泣了。“宿草”，后世便成为专指友人丧逝的用语，这里蓬蒿泛指野草，句意正是由《礼记》脱胎而来，暗喻故友虽去世一年，而他犹不能忘情。当时王安石身在汴京而王令之墓则在千里之外的常州，然而凭着诗人沉挚的感情与驰骋的想象，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凄怆悲凉的画面。哀痛之情也于景中流露而出，于是从坟地写到了长眠地下的人。
“妙质”二字，后世注释的版本往往解释为“美妙的品德、卓越的才能”云云，其实不然。根据原诗第一首的尾联：“便恐世间无妙质，鼻端从此罢挥斤。”这里是用《庄子》中匠石“运斤成风”的典故，这里的“质”指箭靶，用以比喻投契的知己。因而“妙质不为平世得”一句是说世人不能像匠石深知郢人那样理解王逢原。据当时记载，王逢原为人兀傲不羁，不愿结交俗恶献谀之徒，甚至在门上写道：“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可见他清高孤傲的性格，其不为世人所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微言”是用了《汉书·艺文志》中“仲尼没而微言绝”的话，意指精辟深刻的思想言论。这句说只有深深了解死者的人才明白他的微言，言外之意，他才是唯一理解王令的人，因而引出下联的回忆。这两句用典熨贴精确而又不影响词意畅达，并通过典故的运用，给原来枯燥板滞的议论注入了活力和丰富的意蕴，可见王安石铺排典故的娴熟技巧，陈师道怀黄鲁直的诗中说：“妙质不为平世用，高怀犹有故人知”，即从此联化出。这两句对怀才不遇，知音者稀的感慨，关合王令与诗人自己，虽是为诗人王令叹息，也包含着他对自身的感喟。
颈联是追忆当年与王令一起读书饮酒的豪情逸兴。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提点江东刑狱，按临鄱阳，王令六月中便去鄱阳与王安石聚会，诗句就是写这次会晤：庐山向南倾侧，犹如自天而降，对着他们的书案；湓水滔滔东来，像是流入了他们的酒杯。这两句以雄伟的气魄、丰富的想象、精炼的字句成为王安石诗中的名联。庐山如堕、湓水东来，已是雄奇绝伦，并以“当”与“入”两个动词作绾带，遂将自然景物的描写与人事的叙述融为一体，且气势阔大，令人可以想见他们当日豪迈的气概和诚笃的友谊，庐山、湓水便是他们的见证。这种昂扬的格调，宏阔的意境与前文凄凉悲慨的调子适成鲜明对照，而诗人正是以这种强烈的对照，表达了不可压抑的悲愁，同时也自然地引出了尾联无限的今昔之感。
诗人沉痛地慨叹道：一切往事都随你的离世烟消云散，昔日的欢会已一去不返。全诗便在深沉的悲哀中戛然而止。
这首诗所以成为王安石的名作，就在于其中注入了真挚的情意，无论是对故友的深切思念，还是对人生知己难遇的怅恨，或是对天不怜才的悲愤，都是出于肺腑的至情。这正说明王安石不仅是一个铁腕宰相，同时又是一个富于感情的诗人。此诗通篇以第二人称的口气来表达，如对故友倾诉衷肠，因而凄恻感人。短短八句中，有写景，有议论，有回忆，有感叹，运用了想象、使事、对比等手段，总之，体现了王安石高超的律诗技艺，所以有人以此诗为他七律的压卷之作，也是不无道理的。
文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反驳了世人关于“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文章开始，劈头便是一句反问：“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起笔突兀，超拔，发人深醒。接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面那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世上流传的诗篇，多来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作者认为：大凡胸怀才学、抱负，而又不能在世上施展自己才能的士子，大多喜欢在山崖水滨放浪形骸，纵情漫游，借游山玩水以自遣，他们见到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千姿百态，便刻意探究它们的奇特之处。这便是他们笔下的鱼木虫草、风云鸟兽逼真、传神的原因。这些诗人由于怀才不遇，心里郁积着忧愁和愤慨。因此能写出怨恨命运、讽刺时世的诗篇，倾诉出那些被贬斥到边远地区的官员和独守空房的妇女们的哀叹。抒写出人们难以述说的情感，因此境遇越是困顿，诗也就写得越好。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诗“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本身，便是对那种“诗能穷人”传统观点的否定。那种“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的根本错误，在于将因果关系倒置了。作者的这一段议论，看似与梅圣俞无关，实际上是为下文作铺垫。因为只有摆正了穷与诗的关系，才能理解梅诗何以能工。这便是作者文章构思的高超之处。作者关于诗歌“穷而后工”的理论与司马迁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也是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继承与发展。而欧阳文忠公所创的“穷而后工”一句，终成为千古不变的诗歌理论。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诗人梅圣俞的生平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梅圣俞一生仕途困顿，多次考试都因受到考官的压制而不中，到了五十岁才接受聘书，作别人手下的幕僚。徒有满腹才学、抱负，却不能在事业上发挥出来。作者对此深感惋惜。这些是介绍梅圣俞其人。接着又由梅圣俞其人写到其诗。圣俞自幼练习作诗，还未成年，他的诗已经使长辈们为之惊奇。长大后又学习六经中的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因不能苟且迎合，博取时好，得不到世人的重视。因此世人只知梅诗，不知梅文。这里，作者是拿梅文作陪衬，反映出梅诗受到世人的重视和喜爱。当时不论是高明之士还是愚笨之徒，只要谈到诗，都要向梅圣俞请教，梅圣俞也乐意借此在诗中抒发自己的失意之情，因此他一生的创作，尤以诗歌为多。世人都知道梅公的大名，但却没有人肯将其推荐给皇帝。作者对此十分痛惜。宋仁宗时任宰相的王文康公曾赞叹梅诗“二百年无此作矣!”可见对梅诗了解很深，可是连他也没有向皇帝举荐圣俞。作者感叹圣俞的才学不为世用。不能为朝廷作歌功颂德、祭祀祖庙的诗歌，而只能写一些“虫鱼物类、羁愁感叹”的吟咏。世人只知道喜欢他的诗，却不知道穷困潦倒时间长了，诗人也会衰老。作者对诗人的困顿的境遇及其怀才不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世人不知爱惜人才的状况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交代了《梅圣俞诗集》的编撰经过。梅圣俞的诗写得很多，可是他自己并不爱惜，也不注意收集，倒是他的妻子的侄子担心诗作散佚，把他由洛阳迁到吴兴以来所写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十卷，作者自己一直十分喜爱圣俞的诗，因此收藏了这个诗集，并为它写了序。十五年后，圣俞病死在京城，作者前去凭吊，向家人索取他的诗篇，得到一千多篇遗稿，又将自己以前收藏的诗加在一起，从中选出六百多篇好的诗，编成十五卷。这就是《梅圣俞诗集》的成书过程。这是一篇诗序不可缺少的部分。关于梅诗的成就及特点，欧阳修在其《书梅圣俞稿后》、《六一诗话》等文中多次论及，所以仅在此处点一句：“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出”。表示梅诗特点很多，毋庸赘述，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品味。
全文是围绕“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层层展开的。首段批驳“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观点，是为了立起“诗穷而后工”的论点。二段梅圣俞一生的经历、遭遇以及他的诗文，是用具体事实说明：“穷而后工”的理论。第三段虽未明写“穷而后工”，但仍暗含着这层意思。正是因为“穷之久而将老”，圣俞才会“以疾卒于京师”，正是因为梅诗之工，作者才能“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并为之编撰诗集。欧阳修在本文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无疑是他对我国诗歌创作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之一。这充分体现出作者构思的精妙以及结构文章的技巧。作者在表现诗人诗工时，主要采用侧面烘托的方式，而不是着重正面表现。如以梅文“简古纯粹”来反映共诗之工，再用时人向其求诗，以及名人的赞语来衬托其诗工。这样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使文章活泼、生动而不呆板。 [2]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文章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