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客客居长安,求官而不得的困难处境和潦倒感伤的心情。诗客以不得志的客的身份作客饮酒,前四句写作客的情形和潦倒自伤的心情。中间四句,诗客由自伤转为自负和自勉,引汉代名士主父偃和唐代名士马周自比,说明他自己有经世之才,早晚会得到皇帝赏识。后四句,诗客又由自负和自勉转为自伤,感慨自己冷落寂寞的处境。三层意思转折跌宕,沉郁顿挫,而以怀才不遇之意加以贯通。《李长吉集》引黄淳耀的话评价说:“绝无雕刻,真率之至者也。”黎简评价说:“长吉少有此沉顿之作。”
从开篇到“家客折断门前柳”四句一韵,为第一层,写劝酒场面。先总说一句,“零落栖迟”(潦倒游息)与“一杯酒”连缀,大致地表示以酒解愁的意思。不从主客祝酒写起,而从客方(即诗客自己)对酒兴怀落笔,突出了客方悲苦愤激的情怀,使诗一开篇就具“浩荡感激”(刘辰翁语)的特色。接着,诗境从“一杯酒”而转入主客持酒相劝的场面。他首先祝客客身体健康。“客长寿”三字有丰富潜台词:忧能伤客,折客之寿,而“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七字画出两客的形象,一个是穷途落魄的客客,一个是心地善良的主客。紧接着,似乎应继续写主客的致词了。但诗笔就此带住,以下两句作穿插,再引申出“零落栖迟”的意思,显得委婉含蓄。“主父西游困不归”,是说汉武帝时主父偃的故事。主父偃西入关,郁郁不得志,资用匮乏,屡遭白眼(见《汉书·主父偃传》)。诗客以他来自比,“困不归”中含有无限辛酸之情。古客多因柳树而念别。“家客折断门前柳”,通过家客的望眼欲穿,写出诗客自己的久羁异乡之苦,这是从对面落笔。引古自喻与对面落笔同时运用,都使诗情曲折,生动有味。经过这两句的跌宕,再继续写主客致词,诗情就更为摇曳多姿了。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到“直犯龙颜请恩泽”是第二层,为主客致酒之词。“吾闻”二字领起,是对话的标志;同时通过换韵,与上段划分开来。这几句主客的开导写得很有意味,他抓住上进心切的少年心理,甚至似乎看穿诗客引古自伤的心事,有针对性地讲了另一位古客一度受厄但终于否极泰来的奇遇:唐初名臣马周,年轻时受地方官吏侮辱,在去长安途中投宿新丰,逆旅主客待他比商贩还不如,他的处境比主父偃更为狼狈。为了强调这一点,诗中用了“天荒地老无客识”的生奇夸张造语,那种抱荆山之玉而“无客识”的悲苦,以“天荒地老”四字来表达,看似无理,实际上极能尽情。马周一度像这样困厄难堪,以后却时来运转,因替他寄寓的主客、中郎将常何代笔写条陈,唐太宗十分高兴,予以破格提拔。(注:原文见作品注释。)“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说的就是这件事。主客的话到此为止,只称引古事,不加任何发挥。但这番语言很富于启发性。他说马周只凭“两行书”即得皇帝赏识,言外之意似乎是:政治出路不只是有一种途径,“囊锥”终有出头之日,科场受阻也不能悲观。事实上,马周只是被唐太宗偶然发现,这里却说成“直犯龙颜请恩泽”,主动自荐,似乎又在怂恿少年要敢于进取,创造成功的条件。这四句以古事对古事,话中有话,极尽循循善诱之意。
“我有迷魂招不得”至篇终为第三层,直抒胸臆作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主客的开导使“我”这个“有迷魂招不得”者,茅塞顿开。诗客运用擅长的象征手法,以“雄鸡一声天下白”写主客的开导生出奇效,使他的心胸豁然开朗。这“雄鸡一声”是一鸣惊客,而“天下白”的景象更是光明璀璨。这一景象激起了诗客的豪情,于是末二句写道:“少年正该壮志凌云,怎能一蹶不振!老是唉声叹气,那是谁也不会来怜惜你的。”“谁念幽寒坐呜呃”,“幽寒坐呜呃”五字,用语独造,形象地刻画出诗客自己“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伤心行》)的苦态。“谁念”句,同时也就是一种对旧我的批判。末二句音情激越,颇具兴发感动的力量,使全诗具有积极的思想色彩。
《致酒行》以抒情为主,却运用主客对白的方式,不作平直叙写。诗中涉及两个古客故事,却分属宾主,《李长吉歌诗汇解》引毛稚黄的话说:“主父、马周作两层叙,本俱引证,更作宾主详略,谁谓长吉不深于长篇之法耶?”这篇的妙处,还在于它有情节性,饶有兴味。另外,诗在铸词造句、辟境创调上往往避熟就生,如“零落栖迟”、“天荒地老”、“幽寒坐呜呃”,尤其是“雄鸡一声”句等等,或语新,或意新,或境奇,都对表达诗情起到了积极作用,是李贺式的锦心绣口。
宋词之中所以会出现“淫词”,原因即在于那种视女性为玩物的享乐意识在作祟。因此综观宋人所作的宴会词,可谓最为典型和最为集中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的享乐生活和享乐心理。
柳词中不乏此类描绘,此词写男女杂处宴饮之乐,美酒、音乐、银烛、佳丽,更有巧笑、艳歌,宋代秦楼楚馆之繁华闹热,是一种形象的文献资料。自然,它是文学,因而具有某种感染力。就看那个风流之人,暗向灯光低迷处。频频卖弄她那万种风情,惹得人意马心猿。同时,她的行动也招来了同行们的忌妒与不满。柳永往往如此,于铺排敷陈之未了,抓住一个有意味的细节,使全词皆活,给人留下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 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入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唐玄宗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对这一 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
此诗以“扬之水”开篇,是一种起兴,并以之比晋衰而将叛之。小河之水缓缓地流淌,流经水底的白石,清澈见底,映出粼粼的波纹。这是一个平静安祥的环境。谁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一个很大的事变阴谋正在酝酿着。一群士兵身着白衣红领,准备在曲沃起事。他们看到了敬爱的桓叔将有所作为,非常高兴。跟随未来之主,必将成为有功之臣。所以,很多造反起家的人,历来是有所图、有所为、有所得的。
此诗一唱三叹,反复歌咏着扬之水,白石白,以此映衬着白衣红袖,旗甲鲜明,说明队伍正在整装待发。他们看到自己的领袖胜券在握,踌躇满志,不禁喜上眉稍,根本没有不成功的担忧。所以很自然地耳语起来。这样也使此诗笼罩着一种紧张又神秘的气氛。
诗中“素衣朱襮”、“素衣朱绣”是指诸侯的衣服,程俊英认为这是叛变者所穿。蒋立甫反驳之。因为根据程俊英的说法,潘父与桓叔合力谋反既然是密事,他不能堂而皇之地公开穿起诸侯的衣服去见桓叔。这等于泄密。而桓叔见其僭越之服,自然会有看法。所以,“素衣朱襮”、“素衣朱绣”诸语,不可能是对潘父的一种描写,而是就桓叔而言,是对桓叔早日能成为诸侯的一种热切盼望。
诗以“扬之水”引出人物,暗示当时的形势与政局,颇为巧妙。而诗的情节与内容,也随之层层推进,到最后才点出其将有政变事件发生的真相。所以,此诗在铺叙中始终有一种悬念在吸引着人,引人入胜。而“白石凿凿(皓皓,粼粼)”与下文的“素衣”、“朱襮(绣)”在颜色上亦产生既是贯连又是对比的佳妙效果,十分醒目。并且此诗虽无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却始终有一种紧张和担忧的心情,在《诗经》中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