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恙桃花,依然燕子,春景多别。”开头三句从自然景物写起,春风里桃花开放,燕子飞翔,依然如旧似相识,好象它们没有经历过人世的沧桑,然而竟逼出“春景都别’’一句。原来除了这燕子、桃花依然无恙之外,一切都变了,在诗人的眼里,所有春景都有别于昔日,这对于诗人来前是一种痛楚的发现。在这里,桃花、燕子,只不过是一个陪衬,它好比一幅画上的一点亮色,把画面上的大片暗色从反面更加衬托出来了。
“前度刘郎,重来江令,往事何堪前。”词人连用两个典故,不仅表示“重来”之意,同时还暗寓人世变迁,恍如隔世之感,所以紧接着一句便是“往事何堪前"。这里面包含了多少家事、国事,事事前来都使人伤心、痛心,因而又只用“何堪前”三字了之,真是欲前还休,欲吐又吞,其内心的沉痛已不难想见。
“逝水残阳,龙归剑杳,多少英雄泪血。”词人再用一个典故,将世事变迁之意更探前一步。龙归剑杳的故事从宝剑的沉埋、出世、化龙的经历和变化,折射出人世间的沧桑变迁。词人子“近水残阳”的惆怅景色中引出龙归剑杏的故事,人间巨变的感慨油然而生,不禁想起在当前的这一巨变之中流尽的“英雄泪血”。这一句词概括了无数抗清英雄的可歌可泣事迹,也蕴含了词人无穷的故国之思。
“千古恨,河山如许,豪华一瞬抛撇。”“一瞬抛撇”,转瞬之间昔日的“豪华’’便已丢失殆尽,世事变化得如此之快。这里面虽有家愁,但更多的是国恨,如此大好河山,给人留下的却是千古之恨。
“白玉楼前,黄金台畔,夜夜只留明月。”道家谓天上有黄金阙、白玉京,为仙人或天帝所居处。以天界代指人间,它可以指帝京宫阙。前“只留明月’’,言外之意,昔日的繁华都已不复存在了。
“休笑垂杨,而今金尽,秾李还消歇。”就像人世的繁华易逝一样,眼前的春色也转瞬便将消逝。且莫笑那“嫩于金色软于丝”的杨柳已经褪尽了嫩黄的金色,裱艳的桃李也寻将凋谢。这几句含有比兴意味的词句起着承上启下的转折作用。
“世事流云,人生飞絮,都付断猿悲咽。”天上瞬息变幻的流云,空中飘荡不定的柳絮,世事、人生是如此相似。而这流云般消逝的世事,飞絮般无定的人生都将一并付予哀猿,在它那断续凄异的鸣声中发出悲咽的哀音。
“西山在、愁容惨黛,如共人凄切。”此时似乎一切都已消失,只有那熟识的西山兀自矗立在那里,善解人意似地与人相伴。据《拙政园诗余叙》所述,作者“侨居都城西”时,常“闲登亭右小邱望西山,云物殊态”,后来经历“频年兵燹”“毋论海滨故第化为荒烟断草,诸所游历,皆沧桑不可问矣”。可知这“西山”在作者生活里非同寻常。但现在词人眼里,西山的容貌也非昔日的“云物殊态”,而是“愁容惨黛”,好像它也在和词人一起发出“凄切”的感情,一起叹“当年富贵已东流,金瓯缺。”
诗篇从对方所处的环境落笔。苏轼当时任翰林院学士,担负掌管机要、起草诏令的工作。玉堂语意双关,它既可以指神仙洞府,在宋代又是翰林院的别称。由于翰林学士可以接近皇帝,地位清贵,诗人便利用了玉堂的双重含义,把翰林院说成是不受人间风吹日晒的天上殿阁,那里宝书如林,森然罗列,一派清雅景象。开首这一联起得很有气派,先声夺人,为下面引出人物蓄足了势头。
第二联转入对象本身。“想见东坡旧居士”一句,在“东坡居士”间加上一个“旧”字,不仅暗示人物的身份起了变化(由昔日的罪臣转为此时的清贵之官),也寓有点出旧情、唤起反思的用意,为诗篇结语埋下了伏笔。“挥毫百斛泻明珠”一句,则脱胎于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中的“诗成珠玉在挥毫”。杜诗表现的是早上朝见皇帝的场面,用“珠玉”比喻诗句,在夸赞对方才思中兼带有富贵气象,与诗歌题材相切合。所以作者这里也用“明珠”来指称苏轼在翰林院草拟的文字,加上“百斛”形容其多而且快,尤其是一个“泻”字,把那种奋笔疾书、挥洒自如的意态,刻画得极为传神,这也是化用前人诗意成功的范例。
从第三联起,方转入赠茶的事情。既然是送茶而致的诗,自然说明这茶的佳处。茶树在高处接触云气而生长的叶子特别丰茂,所以用云腴称茶叶。宋人喝茶的习惯,是先将茶叶磨碎,再放到水里煮沸,不像现代的用开水泡茶。这两句说:从我老家江南摘下上好的茶叶,放到茶磨里精心研磨,细洁的叶片连雪花也比不上它。把茶叶形容得这样美,是为了显示他送茶的一番诚意,其中含有真挚的友情。但这还并不是该篇主旨所在,它只是诗中衬笔,是为了引出下文对朋友的规劝。
结末一联才点出了题意。最后提醒苏轼,要适时进退,好自为之。作者语重心长地对朋友说:喝了我家乡的茶以后,也许会让您唤起黄州时的旧梦,独自驾着一叶扁舟,浮游于太湖之上了。最后一句用了春秋时期范蠡的典故。苏轼贬谪在黄州时,由于政治上失意,也曾萌生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的退隐思想。可是此时他应召还朝,荣膺重任,正处在春风得意之际,并深深卷入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作者一方面为友人命运的转变而高兴,另一方面也为他担心,于是借着送茶的机会,委婉地劝告对方,不要忘记被贬黄州的旧事,在风云变幻的官场里,不如及早效法范蠡,来个功成身退。末了这一笔,披露了赠茶的根本用意,在诗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而这番用意又并非一本正经地说出来,只是从旧事的勾唤中轻轻点出,不仅可以避免教训的口吻,也显得情味悠长,发人深思。 整首诗词意畅达,不堆砌典故,不生造奇词拗句,在黄庭坚诗作中属于少见的清淡一路。但全诗由高雅的玉堂兴起,引出题赠对象,再进入送茶之事,而最终点明题意,这种千回百转、一波三折的构思方式,仍体现了黄庭坚诗的基本风格。
为了增强表现力,信中明征暗引的成语和典故很多,显得文采斐然;但是用得妥帖巧妙,并多是平时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常典和名句,所以一点也没有艰涩之感。作者还十分注意语言的感情色彩,往往只用一两个字就传达出丰富的内涵。用字不多,但从中可体味到隐含着的惋惜之情。另外,此信的音韵节奏也非常和谐。作者对于句子的抑扬顿挫和段落的承转连接都十分,全文犹如一沟溪水,汩汩流出,了无滞碍。
在整理、编订遗文的过程中,他对亡友的诗文也与《典论·论文》一样,一一作出了公允的评价。但与《典论·论文》不同的是这封书信并非旨在论文,而是重在伤逝:一伤亡友早逝,美志未遂。在七子中,只有徐斡一人“成一家之言”,“足传后世”,可以不朽;余者才虽“足以著书”,但不幸逝去,才华未尽,“美志不遂”,令人十分悲痛惋惜。二伤知音难遇,文坛零落。早逝诸人都是建安时期的“一时之隽”,与曹丕声气相通,他们亡故后,曹丕再也难以找到像那样的知音了。“今之存者”,又不及他们,邺下的文学活动顿时冷落下来,建安风流,零落殆尽。因而他一边整理他们的文章,一边“对之技泪”,睹物思人,悲不自胜,伤悼忘友的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