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韦应物写了一首《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凿岩泄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这位作家对水石之间关系的疑惑与领悟，亦同于苏轼之于琴指。这其实是个高深的哲学问题，因为在佛教看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事物与事物之间只是由于发生了联系，才得以存在。即如所谓“四大”，《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说：“譬如机关由业转，地火水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一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具一箧。”《圆觉经》说：“恒在此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楞严经》曾对什么是“浊”有一段阐发：“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留碍，水亡清洁，容貌汩然，名之为浊。”也就是说，“浊”是尘土和清水发生了作用而形成的。另一段论述说得更为明确：“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苏轼的诗简直就是这段话的形象化。
从字面上看是说，如果说琴可以自己发声，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在盒子里就没了乐声？如果说声音是由手指头发出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凑过耳朵靠近指头直接听到乐声呢？
苏轼在这首诗中思考是：琴是如何发出声音的？根据科学依据可知，其实，琴能演奏出优美的音乐，这不光需要靠琴，还要靠人的指头弹动、敲击钢丝 ,产生振动发出，人的手指和琴同时存在是发出琴音的物质基础，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奏出优美的音乐。
由于钢丝的粗细不同，所以按不同的键，木槌就会敲击相应的钢， 发出不同的声音。
从禅理方面来说，诗人以琴声来解说禅理。诗人通过反问的方式，巧妙而形象地说明了是琴与指的结合，才产生了精美的琴声。一方面，不论是从单纯的琴来说，还是单纯的指来说，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在就能发出琴声来，这就是“有”；但琴与指都是无法独自产生出美妙音乐来的，这就是“无”；另一方面，精妙绝伦的琴声却又是的的确确从琴和手指上发出来的，琴声是潜存于琴与指上的，这就是“有”。缺少了琴与指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发出优美的琴声来，这又是“无”。正是这种“无中生有”、“有来自无”、“有无相生”、“有无结合”才会产生美妙无比的琴声来，从而揭示了“有”与“无”结合、“有”“无”统一才能生成万物的普遍道理。须知，琴声潜在于琴上，要靠指头点拨，即靠“有”的推动才能发出声来，但光有指头也无济于事，“有”必依赖“无”即潜在于琴身的音才可生出声。总之，有无相生是万物生成之本。
该诗哲理性很强，富有禅机。佛教视有为无，视生为灭，追求无声无形不生不减，音乐的真实即虚无，所以音乐无所谓真实与否，要以“谐无声之乐，以自得为和”、“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通过内心的感受而自得、反悟禅道。《题沈君琴》否定了琴、指两者和音乐之声的关系，其思想和《楞严经》“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两圆离，是则常真实”相通。
这首咏物诗是咏杜鹃花的，诗层层相扣，渐次推进，先从杜鹃上着眼，然后过渡到杜鹃花，最终言志，表达故国之思。宋朝灭亡后，很多遗民诗借杜鹃典寄托亡国之恨，家芳之恋，一时成为风气。如谢枋得《春日闻杜宇》云：“杜鹃日日劝人归，一片归心谁得知？望帝有神如可问，谓予何日是归期？”梁栋《禽言》云：“不如归去，锦官宫殿连烟树。天津桥上一两声，叫破中原无住处。不如归去。”汪元量《送琴师毛敏仲北行》云：“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郑协《溪桥晚兴》云：“一川晚照人闲立，满袖杨花听杜鹃。”都与真芳民这首诗一样，写得沉痛之极。
这首诗未写杜鹃花，先推本溯源，写杜鹃鸟。“愁锁巴云”，直接由杜鹃典生发，写杜鹃产地，使人自然地联系到望帝杜宇化成杜鹃的哀怨故事。诗把环境描写成愁云密锁，一片凄凉黯然，为全诗定调。望帝已化杜鹃，自然往事都空，渺如云烟，无法挽回，所以诗以“往事空”论定，第二句赶紧拉回，说杜鹃把满腔的遗恨，寄托在满芳遍野鲜红怒放的杜鹃花上。这不啻告诉人们，云空未必空，一切都可忘怀，但对故国刻骨铭心的思念，又怎么能放得下呢？诗先抑后扬，极尽刻绘之能事，在写杜鹃时，顺笔带出杜鹃花，就与诗题不即不离，得咏物三昧。同时，透过咏物，诗人又把自己的心事沉入。杜鹃鸟的“愁锁巴云”与诗人愁锁故国大地的亡国之哀是相通的；杜鹃鸟将故国之思寄托在杜鹃花上，诗人也是将亡国之恨寄托在这首咏杜鹃花的诗中。因此，诗写得那么低沉，那么伤感。
颔联承上，仍写杜鹃鸟。杜鹃鸟的啼声犹如“不如归去”，又啼到口角出血，诗便由此展开。诗写道，它声声地悲啼着，但它的思归苦心，千万年来，向谁陈诉，谁能明白？因此它啼啊啼啊，啼出了血，染红了这万芳开放的杜鹃花。诗的写作手法与上联完全一致。只是将杜鹃的典故分成两个着重点来写，同样在句尾关联杜鹃花。在这联中，诗再次借杜鹃明志，杜鹃眷恋故国的心不改，千古难明，怨深恨长；诗人眷恋已经灭亡的宋朝，也是如此。诗人的血泪，也是像杜鹃一样流个不尽，到死不休。
颈联正式写杜鹃花。出句又承上，杜鹃啼血，染红杜鹃花，于是杜鹃花也就充满了愁思怨情，它在夜月的照耀下，丛生的枝叶，萦绕着青翠的烟雾。这句状夜中之花极神，因是写夜，诗便不再写花而写枝叶，既避免了重复，又与夜的朦胧融成一气，升腾起一片悲凉之气。对句改为虚拟，由冷月照射着的花，返带杜鹃鸟，说杜鹃鸟的精魄一定仍然记挂着往日锦江边的东风。这一点故乡之思，真是百死不悔。诗铸情造景，孤峭凄迷，神似李商隐的无题诗，缠绵感人。
尾联，诗借物明志，说这满芳的杜鹃花，是杜鹃的血染成，是杜鹃精魄的化身，充满思乡怨恨，行人见了，怎么能不因此而感动得凄然泪下呢？特地标举杜鹃花对行人产生的同是“怀乡恨”，于是前面六句都有了主题，行人的恨与杜鹃的恨就统一在一起了。
李白《宣城见杜鹃花》云：“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李白见杜鹃花引起对家乡的思念，已低徊伤感；真芳民由杜鹃花引起的是亡国之恨，与李白比，真该愁肠九回，寸寸裂断，但这首诗比李白诗含蓄得多。倒是他的另一首《泊白沙渡》诗“离怀正无奈，况复听杜鹃”句，与李白诗一样，直截了当。咏物诗与一般写景抒情诗表现手法的区别正在于此。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