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赞颂元朝初建的兴盛气象，下片则书写词人于开国盛世的志向，表达了词人对全国实现和平的兴奋之情，以及对新的统一王朝的热烈祝颂和殷切希望。
上片写词人生逢大元开国盛世的喜悦心情。
开头“望乾坤浩荡，曾际会，好风云。想汉鼎初成，唐基始建，生物如春”六句，从物我两个方面，写元朝的建立带来的新气象。“想汉鼎初成，唐基始建，生物如春”三句把元朝与汉、唐相比，借古喻今，写出元王朝的建立，犹如当年“汉鼎初成”“唐基始建”一样，给国家带来希望，给万物带来了生机。词人以汉、唐作比，既指明了元王朝的建立有着坚实的基础，又颂扬了它的无比强大。
“汉风吹遍原野，但无言、红绿自纷纷。花月留连醉客，江山憔悴醒人”四句，运用生动的比喻，继续从物我两个方面，写元王朝的建立带来的新气象。“但无言、红绿自纷纷”化用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故，既以百花盛开比喻统一的兴旺气象，又暗示天下归心。词人因不满金政权而弃官出家，又因受到元世祖的赏识重用而还俗，所以词人自称为“醒人”。词人以“春风”“花月”，比喻元王朝建立后带来的新气象。这样的表达方式使本词显得生动而具体，同时词人又以自己由隐居到出仕的经历，来说明新王朝的建立有化育万物的功效，增强了词作的说服力。
下片写词人恢复古道、重振乾坤的雄心壮志。
“龙蛇一屈一还伸，未信丧斯文。复上古淳风，先王大典，不贵经纶”五句，紧承上片“醒人”二字，写出自己不仅能归隐，而且能出仕，并且坚信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不会丧失，恰恰相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一定能发扬光大，而词人也将以“先王大典”为依据，酌古推今，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恢复“上古淳风”。这几句词既表现了词人的政治理想，又反映了他决心大干一番的非凡气概。
“天君几时挥手，倒银河，直下洗嚣尘。鼓舞五华鸑鷟，讴歌一角麒麟”五句，这里词人充满自信，认为在这龙腾虎跃、万象更新之际，定能一显身手，施展鸿图。
全词抒情与议论相结合，豪放中透着深沉，气势雄健。既有慷慨激昂的叙议，又有生动形象的比喻，语言豪放，意境壮阔，充满欢乐向上的精神。
该词以暮春为背景，通过自然景色与人物动作的描述，写出了词中主人公心情的郁闷孤凄。
这首词的上阙写词人孤独地在大雨欲来的气氛中行走。首句“游妓散，独自绕回堤”便指出，酒尽曲终宴游之人已经散去，词人独自绕行在迂回萦曲的堤岸上。“游妓”，是专门陪同达官贵人、官家子弟游乐宴游的风尘女子。同游人已散，而词人未去，这里伏下了一个未知的谜。
接下来写词人放眼望去，只见“芳草怀烟迷水曲，密云衔雨暗城西”，一派大雨欲来的景象：如茵的芳草渐渐被雾气笼罩，迷失在弯弯曲曲的河道之内；密布的乌云含着山雨，已经把整个城西变得黑暗阴沉。这雾中的绿色原野，浓云带雨的天气，尽管“烟陌未沾泥”，道路上还没有泥水，但是山雨欲来之势已成。这种景象对孤独的人来说会感到更加失落与压抑。“烟陌”，本指京城内的大街小巷，如汉代长安市有八街烟陌；但此处都泛指原野。
词的下阙通过自然景色与典型动作的描写，揭示词人心绪的迷茫不宁与孤寂。“桃李下，春晚未成蹊”是说：春已暮，桃、李树上早已是繁花谢尽，子实初结还未成果儿，所以树下也还没有被摘果人踩出路来。这句话是翻用前人现成典语，《史记·李将军列传》篇后“太史公曰”中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句子。因为桃李果实成熟是夏天的事，而这里只是写春末的实景，未必涉及典语中的实意。
接下去则抓住人物的一两个动作进而摹写词人的痴迷情态，“墙外见花寻路转，柳阴行马过莺啼”是写：他见到别家墙内的花枝伸出墙外，便急急忙忙弯转寻路想入园探花，而后又缓缓放马徐行在绿柳浓荫之下，入迷地倾听黄莺的宛转娇啼。上述动作的描写似乎显得词人很消闲、很洒脱，似乎纯粹是在入迷地追逐快要老去的春光。其实不然，下面尾句“无处不凄凄”便作了回答。
词人内心悲凄。这便是“游妓散”而不去，仍在“独自绕回堤”的原因。至于他悲凄的内容，虽没有正面点出，但也有侧面泄露，从“墙外见花寻路转，柳阴行马过莺啼”二句，似乎可见端倪：是为了爱情的纠葛缠绵。文学作品中的花、柳、莺啼均与美女、恋情有关，诗词中更甚。
这首词采用“万物皆着我色”的“移情”手法，抒写的全是情中景色，含蓄蕴藉，写炽烈的情爱而未露市井俚俗之气，自然中透着典雅。
诗题“跋”字表示诗人对苏轼的尊敬。首二句“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分量极重，也切合事实。“时宰”章悖贬东坡于惠州，自以为东坡在那里既无自由，又不服水土，必死无疑。孰料东坡泰然处之。诗人平淡中概括了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已至天涯海角之绝地的经历。“时宰欲杀之”五字，有回拦横截之力，写出诗人对执政者妒能嫉贤、残酷打击的无比愤慨。尤其用一“欲”字点出其用心之狠，而为苏轼抱无尽之同情。状况如此沦落，诗人再用“饱吃饭”与“细和诗”两个生活细节，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轼超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前两句用力之重，恰恰成为后二句的铺垫，造出跌宕悬殊的强烈效果。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急转，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既不乞怜，也不忧伤，而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是对“时宰”迫害的极大蔑视，也是胸襟开朗、人品卓绝的具体表现。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陶诗，自然不仅由于艺术上的向往，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第四句入题。一般的诗人至此，就容易针对《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诗人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
“彭泽吃载人，东坡百世士”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开始的“子瞻”到“东坡”，“渊明”到“彭泽”，从称呼上加以变化。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出处虽不同”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风味乃相似”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
苏轼针对陶渊明写的和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诗人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苏轼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渊明相似。这是诗人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联系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诗人古体诗短篇的刻意求精之作。诗人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风格，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