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在洞庭湖诗歌中，多把描写湖水与旅途艰辛及宦海浮沉相结合，表现出厌恶仕途而又无所适从的情怀。此诗亦是如此。
这首诗的前两联写洞庭波的浩荡声势，第三联写关于洞庭湖的传说，且对此隐隐表示怀疑以衬托洞庭波的险恶。最后一联写君山之下的狂风怒号、浊浪滔天“万古多”，含蓄地表达了作者自己被贬谪后的隔世之感。全诗通篇以写景的形式贯穿，但其中寓含的情感非常深沉，达到了景与情的和谐统一。
诗作写景，起首便冒出“人生”二字，又以海涛比洞庭波，把洞庭波的浩荡声势形容出来了。第二联是对洞庭波的直接描写，那吞吐日月星河的气势丝毫不逊于“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第三联似乎对传说中的舜帝南巡到君山，黄帝张乐洞庭湖这荒蛮之地，隐隐表示怀疑。亦为反用典故，以衬托洞庭波的险恶。最后一联写君山之下狂风怒号、浊浪滔天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自古以来经常发生的事。
然此诗也并非单纯写景，如果联系元稹生平事迹来看，就会发现诗人巧地把情感寄寓在其中。元稹年少时曾因事贬江陵士曹参军，徙通州司马。“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野杂然轻笑。”“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弥沮，加廉节不饰云。”从《新唐书》看，少年元稹是一个有正义、能谏诤之人，之所以“晚弥沮丧”，其实是他识透了宦海风波而采取的自保行为。这首诗就表现了他对宦海风波的恐惧心理。“泛海”其实也就是宦海，洞庭波未尝不就是宦海风波，而且这样的风波时时刻刻都出现在他的身边，一旦言行不慎，就可能葬身宦海之中。全诗以写景的形式出现，但其中寓含的情感非常深沉。特别是最后“狂风万古多”，更是含蓄地表示自己被贬谪后的隔世之感。
从此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心情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哀愁、愤慨、痛苦、困惑之情溢于言表。洞庭湖的美景成为触动其悲思的琴弦，发而为诗，便出现了美景与哀思的和谐统一了。
在我国的名花中，最珍异和神秘的要算琼花了。据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七记载：“扬州后土祠琼花，天下无二本。……仁宗庆历中，尝分植禁苑，明年辄柘，遂复载还祠中，敷荣如故。淳熙中，寿皇（孝宗）亦尝移植南内，逾年，憔悴无花，仍送还之。其后，宦都东源命园丁取孙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则大减矣。”词人赵以夫得友人折赠琼花数枝，召聚咏赏，并作《扬州慢》词，这首词就是郑觉斋当时应和而作。
上片首句人花合写互相映衬。既是琼花之莹洁，又是女子轻盈体态。女子新妆试罢．于香雾缭绕中幽思绵绵。琼花产于扬州，因此咏琼花之作大多或直接或间接地提到扬州，有赵以夫《扬州慢》一词为证。前五句以女仙设喻，描绘琼花的态、色、味，并没有作形状的描写，而着力写琼花的丰神。以仙女来比琼花，写出它不同凡花的花姿、花色、清香。虽然词人未作工细的描绘，但却传出了琼花的精神。
“记晓”三句，承上“迷楼”，追怀琼花昔日为御物，被星夜送入宫中以供炀帝观赏的盛事。“甚天中月色，被风吹梦南州”两句，转入眼前的琼花，对照今日冷落，也是女子韶华不复的感伤。赵以夫原唱《扬州慢》词序云：“琼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黄。”“缇骑星流”，写出炀帝赏花心情之切，从侧面烘托出琼花之出众不凡。以“天中月色”拟之，可谓恰到好处。“南州”本泛指南方州郡，此指临安。词言琼花“被风吹梦（到）南州”，下语极迷离恍惚。词开首既屡以仙女比拟琼花。则琼花亦像仙女一样有梦魂。想象富有情致。
下片由“吹梦南州”一语点出新意。在酒筵前相见者，是花是人，已融为一体，故加以拟人化的描写：“似羞人、踪迹萍浮”。词人曾在扬州看到过琼花，而今也一样飘泊来到江南，难怪有“踪迹萍浮”之感了。词人不由得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他想起无双亭畔那“天下无双”的琼花，如雪般素洁，在春风中摇动；不知自己何时能重游扬州，再睹那美妙的丰姿？
秦观《琼花》诗云：“无双亭上传觞处，最惜人归月上时。相见异乡心欲绝，可怜花与月应知。”郑词所写情境，与之相似。“我欲”二句，写词人欲往扬州而不得的感慨。“缠腰骑鹤”，这里使用的是一个著名的典故，也即原是说，话说一个人很贪婪，他既要腰缠万贯，又要长生不老，而且还要到风景秀美的扬州去玩儿；熟语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儿。而在此词里，作者谓自己重游扬州，已成妄想，唯有怅望云霄，缅怀旧事而已。“但凭阑无语，烟花三月春愁”，这两句有无限情韵。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烟花三月下扬州。”在这烟霭迷离、繁花旖旎的春三月，怀念扬州的悠悠旧事，更触起了浓重的春愁，词人独倚阑干，默默无语。下片的构思与赵以夫不大相同，赵作是通过赋花抒发扬州的盛衰之感，此词是借琼花移植到临安就与扬州时大不相同这一现象发出感慨，花移地之后香色不如前，人呢？欲去扬州探花，这是不能实现的梦。再说杨州的琼花还是从前风姿吗？重重慨叹交织在一起，实有无限伤感之情，从而使词的意境更为幽远了。
这首小令的题材和趣味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它袒示了早期散曲的“俚曲”的胎记，其所表现出的风趣活泼，也是一目了然的。作者于煞有介事的交代背景后，安排了床上翻身、“压扁沈东阳”的可笑情节，可谓出奇制胜。“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等都是说唱文学中用得烂熟的文字，所谓“强作斯文语”，只要举一则明人模仿元人语言风格所作的《小桃红·西厢百咏》为例，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点：“高烧银烛照红妆，低簇芙蓉帐。倒凤颠鸾那狂荡，喜洋洋，春生翠被翻红浪。”（《雨云欢会》）而“偌长偌大，偌粗偌胖”，那就更是百分之百的通俗口语。这一切诚如徐渭雨《南词叙录》中所说，“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喜剧情节和俚语俗言，可说是元代谐谑性散曲的两大要素。
中国戏剧源于俳优表演，因而带着特有的娱乐性。到了元代的杂剧，仍保留着净、丑的角色，插科打诨也成为元杂剧风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欣赏习惯，对元散曲应当说有直接的影响，致使谑乐也成为散曲的一项审美内容。散曲与杂剧互相间的交互、影响，注意的人不多，却是客观存雨的。
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感受到奴隶们心底隐藏着一种压抑已久而行将喷发的愤怒。正因为作者是从奴隶的身世遭际出发，抒发对于现实的愤懑，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因此对统治阶级确实有一种活生生的鞭辟入里的揭露和批判作用，使读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前两章“东方未明，颠自衣裳。颠之自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自裳衣。颠之自之，自公令之。” 诗人并没有用很多笔墨去铺叙具体的劳动场面，或者诉说劳动如何艰辛，而是巧妙地抓住一瞬间出现的难堪而苦涩的场面来写：当一批劳累的人们正酣睡之际，突然响起了公家监工的吆喝声，催促着他们去上工。这时东方还没有一丝亮光，原来.寂静的夜空，一下子被这叫喊声打破，劳工们一个个被惊醒过来，黑暗中东抓西摸，手忙脚乱，有的抓着裤管套上胳膊，有的撑开衣袖伸进双腿。一时间，乱作一堆，急成一团，真可谓洋相出尽。天还没亮，官差即来催促起床，上工的命令就已经下达了，以致可怜的役夫们在忙乱之中把两手伸进裤管，把两脚蹬进袖筒，竟然把上下衣裳颠自穿了。按理说，上下衣裳的区别是很大的，能够穿颠自了，不光是因为天黑的原因，恐怕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役夫们并没从梦中醒来，他们可能头天夜里睡得很晚，疲乏的身子包括疲乏的大脑尚未缓过神来。这一情节极富戏剧性，十分幽默好笑，却又饱含悲愤，笑中滴泪，生动曲折地反映出了酷吏的凶狠以及役夫的凄惨。“颠自衣裳”的细节描写，便运用得真实巧妙，写出了奴隶们在公爷的吆呼催促下摸黑穿衣裳的不堪处境。前两章的“颠自”二字，还会令人自然联想到末一章“风”（早上与“莫”（即“幕”，晚上）的“颠自”。衣裳的错乱，黑（夜）白（天）的颠自，正说明了社会现实的不合理。既意在言中，又寄意言外，可谓一语双关。
最后一句"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说明：报时辰不是提前就是太晚。这诗是讽刺国君号令不准的诗，而国君的‘不时’，又在于司时的官吏不负责任。古时无准确的钟表，故而司时的官吏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如果司时的官吏每天搞错一点点，积年累月，经过一定时间，就可能出现巨大的误差。司时官吏失职，当然朝廷秩序也会一片混乱。本诗在于讽刺司时官吏不准确报时，以致群臣见国君的时间混乱，官员手忙脚乱，心中忐忑不安，唯恐误时，遭到国君责怪。“折柳樊圃”和“狂夫瞿瞿”，也是两个典型的细节描绘，寥寥八个字，就把奴隶们艰辛的苦役和监工走狗的凶恶嘴脸和盘托出，一泻无余。这些描绘都切合环境和人物身份，读来仿佛见其人，闻其声，神态态毕现，栩栩如生，颇有真实感。
全诗三章，皆为四句。每句两个音拍。前两章运用回环复沓的艺术手法，渲染环境气氛，突出事物特点。且以工整的排列。朗朗上口的语言形式，尽情抒发抑郁情感，增强了音乐效果。第三章则转变风格，避免通篇一致的枯燥感，显得起伏有致，使得诗作的另一突出特点是通篇明白晓畅，语言通俗易懂，未明颠自狂夫不能等都是人们常用的日常语言，以此为诗质朴自然，充满无限的生命。
《齐风·东方未明》在结构形式和艺术手法上也很有特点。其一，《东方未明》为乐歌，在结构上回环复沓。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有些句子只换了一个或几个字。 这种回复重叠，规律中有变化，严格中有自由，既是歌唱时的和声，也是表述意思的层层递进和对内涵的强化作用。（《随园诗话》）但就作诗而言，重词叠句与反复咏唱是为着尽情抒发情感的需要，这在《诗经》其他诗作中和后世民歌中也经常运用。这样有利于突出事物特征，渲染环境气氛，增强音乐效果，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同时，也便于记忆与传诵。其二，诗人善于通过细节的描绘来反映生活。例如“颠自衣裳”的细节描写， 其三，语言通俗易懂，读之琅琅上口。例如“东方”、“未明”、“颠自”、“自颠”、“狂夫”、“不能”等词汇，都是人们常用的口头语言，用在诗中，质朴自然，恰如其分。这些词语历经了三千余年的风雨，仍然葆有无限的生命力，至今保存在人们的口头与书面用语之中。此外，全诗以四言句为形式，每句两个音拍，二二的节奏。前两章排列工整，键行和押韵有规律；第三章则起伏有致，跌宕变化。这种不拘一格的韵律节奏，也体现了当时劳动人民口头歌谣创作的艺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