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一生屡试不第,沉沦下僚,未能施展政治抱负;但他自重自尊,绝不与世浮沉,这篇以木假山为题的记,实际上是篇阐述人才问题的议论文。寄寓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同时也是对不亢不卑的独立人格的推崇,追求高洁不阿的情操。文章先从木假山的形成过程写起,后渐显寓意,在咏木假山的背后蕴含着作者对人才问题的深沉的感喟与思考。全文层次分明,结构清晰,多用排比句,而句式又参差变化、错落有致;描绘木假山之状随物赋形,具体生动,寄慨遥深,耐人寻味。
文章的前面部分讲木假山得来不易,它经历了重重厄运:从树木生长本身讲,它随时可能夭折;从自然条件讲,它可能被风、水所摧折、腐蚀;从和人的关系讲,它成材后可能被随意砍伐。幸而度过这些厄运,又经过几百年急流的冲刷才造成假山形状,终可供人们观赏。因此比起那些已成山形而未经发现、或被当作一般柴禾砍伐掉的木假山来,确是难得的幸运了。文章用层层推演的论述手法,强调人才成长的艰辛历程,抒写了人才难成与人才难得的感叹,曲折地反映出封建社会摧残和压抑各种人才的现象。
文章后面部分才写到作者所藏的一座三峰木假山,从而回到这篇记的本题。作者以“中峰”比喻那些位尊权重者,以“二峰”比喻那些隶属于他们的士大夫阶层。其中突出地写了“二峰”。他们虽然按其社会地位不得不“服于中峰”,但节操自守,绝无阿谀逢迎的媚态,表达了作者对有抱负、有气节的士人的赞颂,也是他的自励和白况。
文章的标题是“木假山记”,但作者并没有泛泛地交代木假山的制作经过,也没有刻意描绘其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而是借欣赏木假山抒发感慨,阐述事理。有“形”之木经过重重厄运被造成假山形状,供人欣赏,确属幸运;更有许许多多的木材,未被发现,却被“樵夫野人”砍去当柴烧掉。这样看来,树木要活下去,要成材,是极难的;要逃脱厄运,也是极难的。作者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来写树木的遭际,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字面上是写树木,其实字字句句都在写人。全文语言生动、形象;句式变化多端、错落有致;气韵流畅,节奏急缓有度。
这首词,是程垓词的代表作之一。在宋金元词苑中,该词牌仅此一篇,程垓的词虽传诵正文,又曾选入《花草粹编》,但因其是一种“僻调”,形式奥妙,写作难度大,不易效仿,所以后人继承这种词风的很少。
上片写离情之苦,侧重抒写离别时欲留不得、欲去不舍的矛盾痛苦的心情。起调“月挂霜林寒欲坠”,是这首词仅有的一句景语,创造了一种将明未明、寒气袭人的环境气氛。这本来应是梦乡甜蜜的时刻。可是,这里却正是门外催人启程的时候。“奈离别如今真个是”乃“奈如今真个是离别”的倒装语,意思是对这种即将离别的现实真是无可奈何。这种倒装,既符合词律的要求,又显得新颖脱俗,突出强调了对离别的无可奈何。这种无何奈何、无计可施的心情,通过下边两句更得以深刻表现:“欲住也、留无计;欲去也、来无计”两句感情炽热,缠绵悱恻,均直笔抒写,略无掩饰。想不去却找不到留下来的借口;还未去先想着重来,又想不出重来的办法。铁定地要分别了,又很难再见,当此时怎不黯然神伤,两句写尽天下离人情怀。
下片写别后相思之深。这层感情,词人用“离魂”、“憔悴”作过一般表达之后,接着用折梅频寄加以深化。“问江路”三句,化用南朝民歌“折梅寄江北”和陆凯寄范晔“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诗意,而表情达意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歇拍二句,以“春到”、“人到”复沓盘桓,又叠用“须频寄”,超神入化,写尽双方感情之深,两地相思之苦。
这首词中,写景色的语言不多,较多地叙述离别的感情,语言朴实,不事夸张,却能于娓娓叙述之中,表达出缠绵悱恻的感情,自具一种感人的力量。这样的艺术效果,与词人所使用的词调的特殊形式、特殊笔法密切相关。其一,此词上下片同格,在总体上形成一种回环复沓的格调;上片的结拍与下片的歇拍皆用叠韵,且句法结构相同,于是在上下片中又各自形成了回环复沓的格调。这样,回环之中有回环,复沓之中又复沓,反复歌咏,自有一种回环往复音韵天成的韵致。其二,词中多逗。全词十句六逗,而且全是三字逗,音节短促,极造成哽哽咽咽如泣如诉的情调。其三,词中还多用“也”字以舒缓语气。全词十句之中,有五句用语气词“也”,再配上多逗的特点,从而形成曼声低语长吁短叹的语气。词中的虚字向称难用,既不可不用,又不可多用,同一首词中,虚字用至二、三处,已是不好,故为词家所忌。而这首词中,仅“也”字就多达五处,其他如“正”、“奈”、“个”等,也属词中虚字,但读起来却并不觉其多,反觉姿态生动,抑郁婉转,韵圆气足。其关键在于,凡虚处皆有感情实之,故虚中有实,不觉其虚。凡此种种形式,皆是由“酷相思”这种特定内容所决定的,内容和形式在程垓的这首词中做到了相当完美的统一。所以全词句句本色,而其感情力量却不是专事矫柔造作者所能望其项背的。
此诗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这一年自春至夏,北方三月不雨,此诗即咏写此事。
首两联交代背景,描写“春欲晚”的时节的农村风光,并由杖藜老农话农事引入下层。三四两联借田家父老之口描述农村干旱情景。旱情的严重,田家父老的忧虑凸现无遗。下面四联写诗人内心的触动及深深叹息。诗人既为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岁岁劳作的悲苦命运而感叹,更为官府的剥削压榨,使农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和损害的现象愤懑不已,揭示出农民辛勤劳动反而日益贫困的真正原因并非只是天灾所致,而在于统治者的残酷盘剥,笔锋直指封建统治者及不合理的制度。尾两联又回到眼前现状的描写:土地干旱无法耕种,人们只能用野果野菜充饥,而清兵又要从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向云南发兵进攻,人们在遭受灾荒的侵害、官府剥削压榨的同时,还要蒙受战乱的痛苦。
此诗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命运和生活处境寄予了深深的关切同情,对腐败统治阶级及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极富战斗性和认识价值。
《词林纪事》记《能改斋漫录》载:宣和间,有题陕府驿壁云:幼卿少与表兄同研席,雅有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缔姻,父母以兄未禄,难其请。遂适武弁。明年,兄登甲科,职洮房。而良人统兵陕右,相与邂逅于此,兄鞭马略不相顾。岂前憾未平耶。因作《浪淘沙》以寄情云。
此词借景抒情。上片委婉含蓄地写出“荷花开晚,孤负东风”。下片抒发“聚散匆匆”的慨叹。“望断斜阳人不见”,流露了无限眷恋之情。全词缠绵哀怨,真挚动人。
如何爱子,对一个国君来说,决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这将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正因妹这样,所以石碏才进谏卫庄公。但石碏进谏,并没有像许多进谏者那样,举述以往有关的历史经验教训;而是开门见山,一上来就切入谏旨,提出“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观点。接着,便有的放矢地指出“骄、奢、淫、佚”是使“爱子”走上邪路的来由;而这四种恶习的养成,则是妹人君者过分溺爱所致。然后,话题轻轻一转,就落到州吁身上。须知,州吁作妹庶子而“好兵”,这往往是作乱的前兆。所以石碏一针见血却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妹祸。”之后,又连用四个顶针(也叫“顶真”或“联珠”)句,断定州吁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屈居人下。再接下来,又根据传统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范,总括出“六逆”和“六顺”,提醒庄公:“去顺效逆”只能加速祸患的发生,作妹人君必须防患未然,全力消除祸患的根由。这样,就把“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这一爱子观的现实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突出出来。然而,被糊涂蒙了心的卫庄公却根本听不进去。
石碏的谏言有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入情入理,深入地分析了由“宠”导致灭亡的必然性。其一,“骄、奢、淫、佚,所自邪也”, “四者之来,宠禄过也”,说明骄奢淫逸来源于娇纵溺爱;其二、受宠爱就会变得骄横,骄横就不会安于自己地位低下,地位低下就会有怨恨之心,心生怨恨就不会安分守已;其三,从此以后,地位低贱的就会欺压地位尊贵的,年纪小的就会想办法凌辱年纪大的,关系疏远的就会找机会离间关系亲近的,新的离间旧的,小的欺凌大的,淫乱的就会破坏有道德的。如此这般,祸事就注定要来了!
劝主谏君,须在紧紧把握谏旨韵前提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理,则须说透,说到位。做到了这点,被劝谏者却听不进去,那只能证明被劝者太顽固不化,《石碏谏宠州吁》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爱子方法,历来被认妹有借鉴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