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是祭湘君的诗歌,描写了湘夫人思念湘君那种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依约聚会而产生怨慕神伤的感情。
在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神曲创作的《九歌》中,《湘君》和《湘夫人》是两首最富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的作品。人们在欣赏和赞叹它们独特的南国风情和动人的艺术魅力时,却对湘君和湘夫人的实际身份迷惑不解,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争论。
从有关的先秦古籍来看,尽管《楚辞》的《远游》篇中提到“二女”和“湘灵”,《山海经·中山经》中说“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但都没有像后来的注释把湘君指为南巡道死的舜、把湘夫人说成追赶他而溺死湘水的二妃娥皇和女英的迹象。最初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书中记载秦始皇巡游至湘山(即今洞庭湖君山)时,“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后来刘向的《列女传》也说舜“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这就明确指出湘君就是舜的两个妃子,但未涉及湘夫人。到了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时,鉴于二妃是女性,只适合于湘夫人,于是便把湘君另指为“湘水之神”。对于这种解释。唐代韩愈并不满意,他在《黄陵庙碑》中认为湘君是娥皇,因为是正妃故得称“君”;女英是次妃,因称“夫人”。以后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皆从其说。这一说法的优点在于把湘君和湘夫人分属两人,虽避免了以湘夫人兼指二妃的麻烦,但仍没有解决两人的性别差异,从而为诠释作品中显而易见的男女相恋之情留下了困难。有鉴于此,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采取了比较通脱的说法,即把湘君说成是湘水之神,把湘夫人说成是他的配偶,而不再拘泥于按舜与二妃的传说一一指实。应该说这样的理解,比较符合作品的实际,因而也比较可取。
虽然舜和二妃的传说给探求湘君和湘夫人的本事带来了不少难以自圆的穿凿附会,但是如果把这一传说在屈原创作《九歌》时已广为流传、传说与创作的地域完全吻合、《湘夫人》中又有“帝子”的字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尧之二女等等因素考虑在内,则传说的某些因子如舜与二妃飘泊山川、会合无由等,为作品所借鉴和吸取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既注意到传说对作品可能产生的影响,又不拘泥于传说的具体人事,应该成为读者理解和欣赏这两篇作品的基点。
作为祭神歌曲,《湘君》和《湘夫人》是一个前后相连的整体,甚至可以看作同一乐章的两个部分。这不仅是因为两篇作品都以“北渚”相同的地点暗中衔接,而且还由于它们的末段,内容和语意几乎完全相同,以至被认为是祭祀时歌咏者的合唱(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这首《湘君》由女神的扮演者演唱,表达了因男神未能如约前来而产生的失望、怀疑、哀伤、埋怨的复杂感情。第一段写美丽的湘夫人在作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后,乘着小船兴致勃勃地来到与湘君约会的地点,可是却不见湘君前来,于是在失望中抑郁地吹起了哀怨的排箫。首二句以问句出之,一上来就用心中的怀疑揭出爱而不见的事实,为整首歌的抒情作了明确的铺垫。以下二句说为了这次约会,她曾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把本已姣好的姿容修饰得恰到好处,然后才驾舟而来。这说明她十分看重这个见面的机会,内心对湘君充满了爱恋。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她甚至虔诚地祈祷沅湘的江水风平浪静,能使湘君顺利赴约。然而久望之下,仍不见他到来,便只能吹起声声幽咽的排箫,来倾吐对湘君的无限思念。这一段描绘了一幅望断秋水的佳人图。
第二段接写湘君久等不至,湘夫人便驾着轻舟向北往洞庭湖去寻找,忙碌地奔波在湖中江岸,结果依然不见湘君的踪影。作品在这里把对湘夫人四出寻找的行程和她的内心感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先是驾着龙舟北出湘浦,转道洞庭,这时她显然对找到湘君满怀希望;可是除了眼前浩渺的湖水和装饰精美的小船外,一无所见;她失望之余仍不甘心,于是放眼远眺涔阳,企盼能捕捉到湘君的行踪;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她的心灵便再次横越大江,遍寻沅湘一带的广大水域,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如此深情的企盼和如此执着的追求,使得身边的侍女也为她叹息起来。正是旁人的这种叹息,深深地触动和刺激了湘夫人,把翻滚在她内心的感情波澜一下子推向了汹涌澎湃的高潮,使她止不住泪水纵横,一想起湘君的失约就心中阵阵作痛。
第三段主要是失望至极的怨恨之情的直接宣泄。首二句写湘夫人经多方努力不见湘君之后,仍漫无目的地泛舟水中,那如划开冰雪的船桨虽然还在摆动,但给人的感觉只是她行动的迟缓沉重和机械重复。接着用在水中摘采薜荔和树上收取芙蓉的比喻,既总结以上追求不过是一种徒劳而已,同时也为后面对湘君“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的一连串斥责和埋怨起兴。这是湘夫人在极度失望的情况下说出的激愤语,它在表面的绝情和激烈的责备中,深含着希望一次次破灭的强烈痛苦;而它的原动力,又来自对湘君无法回避的深爱,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它把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段可分二层。前四句为第一层,补叙出湘夫人浮湖横江从早到晚的时间,并再次强调当她兜了一大圈仍回到约会地“北渚”时,还是没有见到湘君。从“捐余玦”至末为第二层,也是整首乐曲的卒章。把玉环抛入江中,把佩饰留在岸边,是湘夫人在过激情绪支配下做出的过激行动。以常理推测,这玉环和佩饰当是湘君给她的定情之物。他既然不念前情,一再失约,那么这些代表爱慕和忠贞的信物又留着何用,不如把它们抛弃算了。这一举动,也是上述四个“不”字的必然结果。这给读者留下了惋惜和遗憾。最后四句又作转折:当湘夫人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在水中的芳草地上采集杜若准备送给安慰她的侍女时,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她决定“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长计议,松弛一下绷紧的心弦,慢慢等待。这样的结尾使整个故事和全首歌曲都余音袅袅,并与篇首的疑问遥相呼应,同样给人留下了想像的悬念。
这是一首题画诗,诗人从写竹入手,托物言志,语多谦逊委婉,表达了对民众的忧虑关切之情,以及自己的责任感与清官心态。
第一、二句点明诗人身份与周边环境,紧扣画中风来疏竹的主题。“衙斋”说明自己身为官员;不言“官邸”“府第”等,既表明自己的官阶较低,又有谦逊之意。忙中偷闲,静卧休息,却听得似有风雨之声,原来那是衙中自己亲手所植的竹林幽篁为清风所动,萧萧作响,意趣横生,同时给人一种十分悲凉凄寒之感。第二句诗人振腕转笔,由竹叶声响联想到民间疾苦,一个“疑”字道出了诗人的爱民之心与勤政之意,表达了他对百姓的真挚情感。他在任期间确实对百姓关怀备至,深得百姓的感戴。最后因擅自开仓赈济,触犯了贪官污吏的直接利益,而被诬告罢官。
第三、四句写诗人事无巨细、永远恪尽职守、关怀百姓。诗人直陈自己官职卑微,只是一个普通县官,语虽自谦,却用“吾曹”点出像诗人等这种下级基层官员在全国的数量之广,将之上升到普遍的高度。末句语带双关,还是用题咏画竹的方式说明,然而只要是有关民众疾苦,无论事情大小,都会放在心上。由题竹始,又终于咏竹,表面上看是咏竹,实际上却比喻民间疾苦,虚实相间,意味深长。为民解忧,是为官者责任所在,这两句诗拓宽了诗歌的内涵,照应了画意和诗题。
全诗语言质朴,不用典故堆砌,既有明智自勉之心,更含有相与为善之意,竹之清雅超拔与诗人的两袖清风的高尚节操自然相照。四句诗把诗人对百姓真挚而执着的人道主义情怀寄寓其中,是题画诗中的佳作。
这首小词委婉缠绵,深挚动人。其作法别致, “全从对面写来”即词人借“宫禁”中一女子的形象抒写其相思相恋的苦情。如此作法不止婉曲含蓄,且能得到更为深透的艺术效果。
词人所钟爱的人入宫之后,容若还抱将来限满出宫更为夫妇之望,已如前述。这时候容若尚未和卢氏结婚,所以要留着正配的位置等他的恋人,正以“稳耐风波愿始从”相吻合。
但不幸的是恋人入宫之后,不等限满出来容若便去了另一个世界。她身体本来怯弱,又是个神经质的女性,因倾心容若的缘故,无端遭人嫉忌,被送人那深沉宫禁,虚了鸳盟,抛了凤侣,葬埋了花容月貌,辜负了锦样年华,当然使她万分悒郁。
而词中可见恋人入宫后,从未得皇帝临幸。容若写此词,并非要描写恋人与其他宫女一般望幸的心理,不过表明她始终是清白的女儿身,始终属于他自己罢了。
这是一支咏春的小令。描写立春节气的到来,万物欣荣,生机盎然的景象。全曲五句,写了春燕、春树、春水、气候和民俗。这些都是有着春天典型特点的五种事物。
第一句写人们游春时的装束。虽然他只写了妇女的头饰,但就从这一点是很难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游春时对装束的讲究。“春燕”是古代妇女立春这一天必戴的头饰。据《岁时广记》卷八引《荆楚岁时记》记载:“立春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王沂公《春帖子》云:‘彩燕迎春入鬓飞,轻寒未放金缕衣。’又欧阳永叔云:‘不惊树里禽初变,共喜钗头燕已来。’郑毅夫云:‘汉殿斗簪双彩燕,并知春色上钗头。’皆春日帖子句也。”妇女头上的金钗也有做成燕形的叫“燕钗”。也有用金银纸或绢帛剪成燕形戴在发上称为“幡胜”,也可互相赠送,这种风俗唐宋时就已有了。燕属玄鸟,春分而来,秋分而去。所以燕子是春天的像征。这句虽然是写妇女的头饰,但作者用了“影摇”和“斜”两个词形容妇女们轻盈、摇曳的步态,“斜”字让春燕真的要随着春风飞起来了。这两个词让这句顿生生机活了起来。
第二句描写春天的草木。“木杪生春叶”写草木的欣欣向荣。古人有“春到草木知”的名句,树梢上长出了嫩叶,这一笔写出了春的活力。第三句写春水,春天来了,春风吹化了冰雪,让湖面荡起碧波。中唐时期白居易曾有《忆江南》词,其中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佳句。白居易以初升的红日和碧绿如蓝的湖水形容春天。贯云石也用了同样的构思描写春天,先写了湖水马上就写日出。第四句写了和熙日光温暖宜人。“火候春初热”是形容气候渐暖了,火候指气温。最后一句写了古代迎春的仪式。
这首小令以游春的风俗始,又以打春的风俗止,首尾呼应,写出了人们除旧迎新的喜悦心情。不仅如此,令中还包含着有趣的文字游戏,此曲用的是嵌字格,据明蒋一葵《尧山堂外记》记载:“贯酸斋尝赴所亲宴,时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请赋,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中各用春’,酸斋即题.....满座绝倒。”不仅如此,而且此令格律甚严,三四句对仗。如此严格,没有深厚的艺术功底是写不出来的。贯云石是维吾尔族人,他对汉文化有如此深厚的功力,这是值得中华文学史上书写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