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园绿水春无价，蜀锦舞缠头。眉寿年年今日，宝杯香霭飞浮。
名园绿水春无价，蜀锦舞缠头。眉寿年年今日，宝杯香霭飞浮。
首句以杏花之芳美点明时节，也暗逗思妇致梦之因。春物这样芳美，独处闺中的少妇，不禁思绪牵萦而梦魂颠倒。这句写物色极为清丽。“香”和“雪”形容杏花的气色，着一“团”字，则花朵丛集的繁密景象宛然。再于前面着上“含露”二字，赋予“香雪”以更清鲜的生气，使人感到春物的芳妍。这句也表明时间是夜晚，如果说“含露”也可说是早晨景象，杏花如雪则定是夜间。韩愈《杏花》诗“杏花两株能白红”方世举注：“杏花初放，红后渐白。”其红者入夜暗不可见，白者得月色照映而愈显。证以杨万里诗“近红暮看失燕支，远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见桃惟见李’，一生不多退之诗”，确是如此。
次句写主人公的梦中情节。“绿杨陌”是绿杨夹立两旁的大道，这是梦中的离别之地。“多”字极妙，因别事萦心，故频见梦中，着一“多”字，以见伊人梦魂之颠倒零乱。
“杏花”两句亦似梦境，而吾友仍不谓然，举“含露”为证，其言殊谛。夫入梦固在中夜，而其梦境何妨白日哉！然在前章则曰：“雁飞残月天。”此章则曰：“含露团香雪。”均取残更清多之景，又何说耶？故首两句只是从远处泛写，与前谓“江上”两句忽然宕开同，其关合本题，均在有意无意之间，若以为上文或下文有一“梦”字，即谓指此而言，未免黑漆了断纹琴也。以作者其他《菩萨蛮》观之，历历可证。除上所举“翠翘”“宝函”两则外，又如“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经微雨”，殆较此尤奇特也。更有一首，其上片与此相似，全引如下：“牡丹花谢莺声歇，绿杨满院中庭月。相忆梦难成，背窗灯半明。”一样的讲起梦来，既可以说牡丹，为什么不可以说杏花？既可以说院中杨柳，为什么不可以说陌上杨柳呢？吾友更曰：“飞卿《菩萨蛮》中只‘闲梦忆金堂，满庭萱草长’，是记梦境。”
“灯在”二句写梦初醒时的感觉。帘内残灯尚明，帘外残月朦胧，而又闻多莺恼人，其境既迷离倘恍，而其情尤可哀。“灯在”，灯尚在也；“月胧明”，残月也；此是在下半夜偶然醒来，忽又朦胧睡去的光景。“觉来闻多莺”，方是真醒了。此两句连读，即误。 “觉来”句既点明“绿杨”句为梦境，又与首句相映，增浓春的美感。这句收束上阕，启开下阕，上阕前三句所写皆为觉前之事，下半则为觉后起来的活动情态。
“玉钩”二句写主人公晨起后的活动情态，与上阕末二句在时间上有一段距离。“玉钩”句晨起之象。“妆浅”句宿妆之象，即另一首所谓“卧时留薄妆”也。从“月胧明”看，主人公被多莺惊醒时天还未大明，而“褰翠幕”当在既明之后，这其间当是醒后萦思梦境，长久饮卧床榻而慵于起一身之故。“褰翠幕”即挂起翠色窗幕。“妆浅”意谓淡淡梳妆。“旧眉薄”意谓旧来画的眉已经黛色淡薄了，表明未重新画眉，活现出主人公的慵惰心情。这种情态的表现，正是由上阕描写梦别醒来的心情滋生的。
“春梦”句是对上句情态表现的申释，更点明“绿杨”句所写之为梦境。“关情”意谓梦中之事牵系情怀，中间连一“正”字，可想见弄妆时的凝思之状。末句突出人物形象。“蝉鬓”形容女子鬓发梳得匀薄如蝉翼。对镜妆梳，关情断梦，“轻”字无理得妙。《古今注》载：魏宫人莫琼树“制蝉鬓，缥缈如蝉，故日蝉鬓”。蝉鬓已极薄，而更日“轻”，用以形容鬓发之枯槁，即以见其人之面容憔悴。发槁容悴，绝非一夕梦思而致，当为已忍受长期相思折磨的征验，春梦离别，不过是这种生活中的一折而已。对镜而觉蝉鬓轻。正当春梦关情之际，其中心当如何难堪，然并未明言，只从人的观感略点一句，则其中蕴蓄人情，极为微婉易感。
这首词和作者同调其他诸作一样，通体只作客观的描写，从主人公的生活环境及行动中体现其深刻隐微的情绪，即在景物动作上亦只作扼要的勾点。使读者从所勾点的事物中想象到丰富的境象及其中隐含的深微的人情，初读稍苦难入，既入则觉包蕴层深，体味无尽，这就是温词的“深美闳约”所在。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