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此诗前两句首先描绘出一位贫妇的画像:她鬓云散乱,头上别着自制的荆条发钗,身上穿着当年出嫁时所穿的布裙,足见其贫困寒俭之甚(“世所稀”)。这儿不仅是人物外貌的勾勒,字里行间还可看出一部夫妇离散的辛酸史。《列女传》载“梁鸿、孟光常荆钗布裙”。这里用“荆钗”、“布裙”及“嫁时衣”等字面,似暗示这一对贫贱夫妇一度是何等恩爱,然而社会的动乱把他们无情拆散了。“布裙犹是嫁时衣”,既进一步见女子之贫,又表现出她对丈夫的思念。古代征戍服役有所谓“及瓜而代”,即有服役期限,到了期限就要轮番回家。从“正是归时”四字透露,其丈夫大概是“吞声行负戈”的征人吧,这女子是否也曾有过“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杜甫《新婚别》)的誓言,那是要读者自去玩味的。
于是,三句紧承前二句来。“胡麻好种无人种”,可以理解为赋(直赋其事):动乱对农业造成破坏,男劳动力被迫离开土地,“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田园荒芜。如联系末句,此句也可理解为兴:盖农时最不可误,错过则追悔无及;青春时光亦如之,一旦老大,即使征人生还也会“纵使相逢应不识”呢。以“胡麻好种无人种”兴起“正是归时底不归?”实暗含“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意,与题面“怀良人”正合。
这还不能尽此句之妙,若按明人顾元庆的会心,则此句意味更深长。他说:“南方谚语有‘长老(即僧侣)种芝麻,未见得。’余不解其意,偶阅唐诗,始悟斯言,其来远矣。胡麻即今芝麻也,种时必夫妇两手同种,其麻倍收。长老,言僧也,必无可得之理。故云。”(《夷白斋诗话》)原来芝麻结籽的多少,与种时是否夫妇合作大有关系。诗人运用流行的民间传说来写“怀良人”之情,十分切贴而巧妙。“怀良人”理由正多,只托为芝麻不好种,便收到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所以,此诗末二句兼有赋兴和传说的运用,含义丰富,诗味咀之愈出,很好表达了女子“怀良人”的真纯情意。用“胡麻”入诗,这来自劳动生活的新鲜活跳的形象和语言,也使全诗生色,显得别致。
绝句“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杨载《诗法家数》)。此诗末句由三句引出,正是水到渠成。“正是归时底不归?”语含怨望,然而良人之不归乃出于被迫,可怨天而不可尤人。以“怀”为主,也是此诗与许多怨妇诗所不同的地方。
唐代诗人王昌龄描写上流贵妇赏春时心理变化的一首闺怨诗。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从军远征,立功边塞,成为人们“觅封侯”的重要途径。诗中的“闺中少妇”和她的丈夫对这一道路也同样充满了幻想。
题称“闺怨”,一开头却说“闺中少妇不曾愁”,似乎故意违反题面。其实,作者这样写,正是为了表现这位闺中少妇从“未曾愁”到“悔”的心理变化过程。丈夫从军远征,离别经年,照说应该有愁。之所以“不曾愁”,除了这位女主人公正当青春年少,还没有经历多少生活波折,和家境比较优裕(从下句“凝妆上翠楼”可以看出)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个时代的风气。在当时“觅封侯”这种时代风尚影响下,“觅封侯”者和他的“闺中少妇”对这条生活道路是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的。从末句“悔教”二字看,这位少妇当初甚至还可能对她的夫婿“觅封侯”的行动起过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对生活、对前途充满乐观展望的少妇,在一段时间“不曾愁”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第一句点出“不曾愁”,第二句紧接着用春日登楼赏景的行动具体展示她的“不曾愁”。一个春天的早晨,她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着意的妆饰,登上了自家的高楼。春日而凝妆登楼,当然不是为了排遣愁闷(遣愁何必凝妆),而是为了观赏春色以自娱。这一句写少妇青春的欢乐,正是为下段青春的虚度、青春的怨旷蓄势。
第三句是全诗的关键,称为“诗眼”。这位少妇所见,不过寻常之杨柳,作者何以称之为“忽见”?其实,诗句的关键是见到杨柳后忽然触发的联想和心理变化。杨柳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春色”的代替物,同时,它又是友人别离时相赠的礼物,古人很早便有折柳相赠的习俗。因为那迷茫和朦胧的杨花柳絮和人的离愁别绪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故少妇见到春风拂动下的杨柳,一定会联想很多。她会想到平日里的夫妻恩爱,想到与丈夫惜别时的深情,想到自己的美好年华在孤寂中一年年消逝,而眼前这大好春光却无人与她共赏……或许她还会联想到,丈夫戍守的边关,不知是黄沙漫漫,还是和家乡一样杨柳青青呢?在这一瞬间的联想之后,少妇心中那沉积已久的幽怨、离愁和遗憾便一下子强烈起来,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悔教夫婿觅封侯”便成为自然流淌出的情感。说到“忽见”,杨柳色显然只是触发少妇情感变化的一个媒介,一个外因。如果没有她平时感情的积蓄,她的希冀与无奈,她的哀怨与幽愁,杨柳是不会如此强烈地触动她“悔”的情感的。故曰少妇的情感变化看似突然,实则并不突然,而在情理之中。
本来要凝妆登楼,观赏春色,结果反而惹起一腔幽怨,这变化发生得如此迅速而突然,仿佛难以理解。诗的好处正在这里:它生动地显示了少妇心理的迅速变化,却不说出变化的具体原因与具体过程,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让读者去仔细寻味。
短篇小说往往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加以集中表现,使读者从这个横断面中窥见全豹。绝句在这一点上有些类似短篇小说。这首诗正是抓住闺中少妇心理发生微妙变化的刹那,作了集中的描写,从而从一刹那窥见全过程。
《周颂·烈文》对诸侯具有安抚与约束的双重作用。全诗共十三句,不分章,可按安抚与约束之意分为两层:前四句和后九句。前四句是以赞扬诸侯的赫赫功绩来达到安抚的目的。这种赞扬可以说臻于极致:不仅赐予周王福祉,而且使王室世世代代受益无穷。助祭的诸侯都是周王室的功臣,被邀来助祭本身就是一种殊荣,而祭祀时周王肯定子功绩,感谢子为建立、巩固周政权所作的努力,使诸侯在祭坛前如英雄受勋,荣耀非常,对周王室的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但是,周王为君临四海的天子,对诸侯仅有安抚,只让诸侯怀感激之情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对诸侯加以约束,使诸侯生敬畏之心。后九句以“无”领起,这个“无”通“毋”,释“不要”,为具强烈感情色彩的祈使词,使文气从赞扬急转为指令,文意则由安抚转为约束。七句中用了两个这样的“无”,以断然的语气,训诫诸侯必须遵从;“百辟子刑之”,更是必须效法先王的明确训令;而“前王不忘”似乎只是训诫诸侯不要忘记先王之德,却又隐含不要忘记先王曾伐灭了不可一世的商纣,成王也在周公的辅佐下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的叛乱,即不要忘记周王室具有扫荡摧毁一切敌对势力的雄威。
后九句的指令、训戒,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正名。《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段话中所说的君臣名分,与《周颂·烈文》这首诗所表达的完全一致。后者虽然没有点出“君臣”二字,含义却更加深刻:诸侯的功绩再大,也不过是尽臣子的本分而已,并且仍要一如既往这么做下去;周王的号令诸侯,乃是行君临天下的威权,并将绵延至子孙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