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词的上片赞颂元朝初建的兴盛气象，下片则书写词人于开国盛世的志向，表达了词人对全国实现和平的兴奋之情，以及对新的统一王朝的热烈祝颂和殷切希望。
上片写词人生逢大元开国盛世的喜悦心情。
开头“望乾坤浩荡，曾际会，好风云。想汉鼎初成，唐基始建，生物如春”六句，从物我两个方面，写元朝的建立带来的新气象。“想汉鼎初成，唐基始建，生物如春”三句把元朝与汉、唐相比，借古喻今，写出元王朝的建立，犹如当年“汉鼎初成”“唐基始建”一样，给国家带来希望，给万物带来了生机。词人以汉、唐作比，既指明了元王朝的建立有着坚实的基础，又颂扬了它的无比强大。
“汉风吹遍原野，但无言、红绿自纷纷。花月留连醉客，江山憔悴醒人”四句，运用生动的比喻，继续从物我两个方面，写元王朝的建立带来的新气象。“但无言、红绿自纷纷”化用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故，既以百花盛开比喻统一的兴旺气象，又暗示天下归心。词人因不满金政权而弃官出家，又因受到元世祖的赏识重用而还俗，所以词人自称为“醒人”。词人以“春风”“花月”，比喻元王朝建立后带来的新气象。这样的表达方式使本词显得生动而具体，同时词人又以自己由隐居到出仕的经历，来说明新王朝的建立有化育万物的功效，增强了词作的说服力。
下片写词人恢复古道、重振乾坤的雄心壮志。
“龙蛇一屈一还伸，未信丧斯文。复上古淳风，先王大典，不贵经纶”五句，紧承上片“醒人”二字，写出自己不仅能归隐，而且能出仕，并且坚信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不会丧失，恰恰相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一定能发扬光大，而词人也将以“先王大典”为依据，酌古推今，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恢复“上古淳风”。这几句词既表现了词人的政治理想，又反映了他决心大干一番的非凡气概。
“天君几时挥手，倒银河，直下洗嚣尘。鼓舞五华鸑鷟，讴歌一角麒麟”五句，这里词人充满自信，认为在这龙腾虎跃、万象更新之际，定能一显身手，施展鸿图。
全词抒情与议论相结合，豪放中透着深沉，气势雄健。既有慷慨激昂的叙议，又有生动形象的比喻，语言豪放，意境壮阔，充满欢乐向上的精神。
这首诗写得非常明快，可能是受了当时晴空万里、皓月当空的影响，诗的前两句也只是描写了中秋时的景色和人们争相赏月，平淡无奇，但诗人笔锋一转，从月色皎皎转到了月色无私上，一人家很明显就是指帝王家，月亮对世上第一人家的帝王家也毫不偏袒，它的光明对帝王家和穷人都是一样的，体现了诗人天下大同、万物平等的博爱思想。
一至四句紧扣“山行”而展开：写彭州界山脉连亘起伏，群峰如聚，层峦叠翠，勾画出西南山景雄奇秀丽之特点，诗人茕茕独行，一路山川美景美不胜收，驰荡着诗人的心魄。峭壁峻岩，峥嵘森布，其上苍松翠柏，盘根错节，如山鬼魑魈，张牙舞爪；千峰攒聚，万壑深幽，山岚轻袅，风烟恬淡。天空中飞鸟百啭千回放着歌喉，其声若仙乐，嘹亮清越，响遏行云，唱破了山林的幽寂，也唱醉了诗人。原始物态的狰狞粗朴、幽森浑莽，又和谐浑圆、劲美清丽的绝胜风光，直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诗人不禁驻足停马，留连赏玩，赞叹不绝。
五至八句则是在前面整体描绘之基础上，攫取两幅近景写“山行”之难：怪石嶙峋，壁立于旁，偶有突兀之角伸出路旁。轻萝蔓生，缠绕于山岩峭壁间，还时不时撩人衣裳。诗笔生动如在目前。但因面临“年老”“路长”之困难又不免顿生悲愁。然诗人“思归”之愁瞬间即逝，代之以对“岩峦”胜境之欣赏。故虽与“意绪”有违，又有何值得嗟叹。自勉之意甚浓。但因“山行”未尽，愁绪终难完全排除，思乡情愁也难以遏止。
九至十二句写忧事萦怀，心绪怏怏，但置于一边，且去饱览山川锦绣，绝胜烟景，何必郁郁寡欢，使山川之玲珑秀色无人赏玩。山行逶迤，长路漫漫，无限芳菲争相逞妍供媚，吟赏不尽，无人能怀清赏之雅兴，忘机之真心，与我同游共赏，言无人共“玩芳菲”，话虽委婉，而失意甚明。
全诗以白描手法描摹了入蜀途中的见闻，继而抒发跋涉旅途之上的羁旅之思与怀乡之情，写景远近结合，声色交错，抒情多所转折起伏，以凸显诗人内心情感之曲折变化，表现了诗人独自赶路时寂寞凄凉的游子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