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这是一首艺术上颇具特色的诗。
特色一：托物寓意，松兰明志。这首诗首句就高歌“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极度赞美“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的高洁傲岸的节操。赞颂之情，意犹未尽，诗人又盛赞孤高的鸾风、明洁的珍珠，并以形陋质卑的萧艾、鸡、沙砾等物与之对比映衬，越发使得兰松等物的高风亮节、清操美德熠熠发光。在赞美和鄙视中，诗人托物寓意，形象地表明了自己峻洁孤高的心迹和晚节。表明了自己愤世嫉俗、不与卑劣小人同流合污的傲骨。李白虽屡遭挫折，困顿穷窘，却仍一如既往：“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第十二），要作“独立自萧飚”的“南山松”（《古风》第四十七），傲然不同，不失孤直本性，不失高尚志节。
特色二：借事抒怀，用典表情。诗人长安被黜之后，浪迹天下多年，而今流落江南，正处于“寂寂还寂寂”的无路可走的寂寞痛苦境况中。诗人欲向常赞府倾诉衷肠、一吐怀抱，以求得知己好友的同情和支持。诗中就借古事，用典故，较好地抒发了这种沉郁深擎的感情。诗人之所以向常赞府“真堪写怀抱”，是因为视其为意趣相投的“同心人”。作为“远客”的诗人是高滔的松兰，作为主人的常赞府也是惜才的“名贤”。“松兰相因浓”，“鸾与鸾同枝”，贤才俊士理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样写，既与诗前句孤高的自我形象紧相勾连，又让主人的“名贤”形象与之相映生辉，为诗人倾吐心事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其落脚点在一个“贤”字上。而诗人向好友“倾倒”的“方寸心”，是用“虞卿弃赵相”、“壮士死田横”、“长铗归来乎”三个典故来表达的。诗人用典喻意极明，将主人“好贤”品德推崇至极点，把自己欲得同情、欲求支持之情表达得更为明白。三个典故侧重点不一，却以一个“贤”字贯通，极精当地披露了诗人此时此地的怀抱胸襟。
总之，上述两种手法的运用，使此诗形象生动，寓意深邃。它们既囊括了原物、原典之形象和内涵，又注入了新的形象和内容，诗人处置恰当，熔铸有方，故极生动精确地塑造了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抒发了自身深沉含蕴的内在情感。
